批評部隊問題就該愧對革命烈士？毛主席可不是這麼教的！

原標題：批評部隊問題就該愧對革命烈士？毛主席可不是這麼教的！

文/兵科給事中

政治工作為何軟弱無力、甚至適得其反？

關鍵就在於要警惕新形式的「左」

近日，不少媒體紛紛就某政府網站「神回復」事件進行報道。事件經過是這樣的，市民給政府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反映問題，未料卻被官微懟「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我彷彿聽見了一群蚊子在嗡嗡嗡」……

「權威的政府官方發聲平台，竟然出現如此令人驚愕的回復，實在讓人大跌眼鏡，也讓我很不開心。」當事教師表示。《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客戶端記者從池州市貴池區相關部門獲悉，目前，當地相關部門正在調查此事。

官網懟網民，還懟的這樣理直氣壯，在今天這種各級都很重視網路輿情大環境下，確實是朵「奇葩」。結果如何，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件事對該政府的網路公信力絕對是具有巨大地殺傷力的，而且肯定也會影響到該政府的政府公信力。兩句不長的幾個字的神回復，要想挽回影響力卻是要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努力，而且也許效果還很不盡如人意。

由此想到，在戰爭年代作為我軍制勝法寶的政治工作，為什麼在今天反而淪為「雞肋」？雖然各級都在強調，要切實加強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和針對性，但事實上，部隊尤其是基層部隊的政治工作的效果到底如何，大家的心中恐怕都有一筆帳。

「三大民主」是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一項原則，也是軍隊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和優良傳統。但現在，很多時候，「三大民主」只剩下轟轟烈烈的外殼，台上領導記錄一絲不苟，台下群眾發言熱熱鬧鬧，看似成果斐然，仔細一看，真正有用的又有幾條？很多對基層有利的建議，不是在會前就「胎死腹中」，就是在會中被以「實際不夠成熟」被當場否決。而通過的意見建議，基本上都是所謂的訓練、管理類的「合理化」建議，說到底就是方便上級機關對基層進行「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可以說，這種形式的「神回復」比用話語直接懟更具殺傷力。凡是參加過諸如此類「諸葛亮會」的基層官兵，下次還會對這樣的「民主」有真正的參與熱情嗎？

至於基層官兵提到的事關自身利益而和上級管理有衝突的事項，不是被直接否決，就是被「留中不發」，要麼就是被政工幹部「循循善誘」的啟發下自覺形穢而「主動」加以放棄。問題是解決了，但矛盾是否也同樣化解了呢，我看不一定。在某些政工幹部的「不懈努力」下，大量的矛盾不是被化解了，反而是被巧妙掩蓋起來了。在花團錦簇的表面現象之下，一股股被強力掩蓋的矛盾在暗流涌動，一旦有一個「導火線」，原有的星星之火必將引發燎原之勢。原本應該是「滅火器」的政治工作，在打著政治正確卻干著謀取私利的少數別有用心的政工幹部的推波助瀾下，淪為了「助燃器」，這是政治工作的錯嗎？我想絕對不是，這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

前幾天看到一個公眾號，說現在很多私人公眾號打著為軍隊建言獻策的名義對部隊的問題現狀進行批判指責，這種現象是不對的，還要這些公眾號好好反思一下和革命先烈的差距。

我覺得，這篇文章才是真的有問題。一個人只有在對一個單位真有感情，但是卻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得不離開的情況下，才會對這個單位的「不正常」現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反之，如果真的是沒什麼感情，那這個單位的好壞與否關我屁事，你就是爛到家了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至於說到和革命先烈的差距，這就有點生拉硬扯了。無數的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今天的人們可以歌舞昇平的享受太平盛世，而不是為了歌功頌德而粉飾太平。我們今天的所謂「吐槽」，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正是為了能夠集思廣益，使政治工作能夠真正的發揮積極作用。

說到政治工作怎麼做，毛主席的做法倒是很值得政工幹部們借鑒。

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當天下午正在開會的時候，突然風雨大作，一個炸雷咔的一聲，擊斷了小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猝不及防，不幸身亡。

巧的是，當天固臨縣有一位農民在趕集時，幫他拉東西的一頭毛驢也被雷劈死了。李彩雲被雷劈死的噩耗傳開以後，人們議論紛紛。這位農民逢人就說:「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當地幹部一聽，這還了得，當街辱罵毛主席，於是就把這位農民抓了起來，要送中央保衛部門公開處理，以一儆百。

後來，這個事傳到了毛主席耳中，毛澤東非但沒有火冒三丈，反而當即指示有關人員將罵他的農民放掉，並說：「罵人又不犯法，罵人也是提意見的一種方式嘛！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

後來經調查，確實是當地征糧太重了，這位農民心裡有冤氣，偏偏家裡的毛驢又死了，所以才藉機罵「雷」出氣。毛澤東看到中央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彙報》後陷入了沉思：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遭雷擊？為什麼他們都罵我毛澤東和共產黨？雷擊是因為天不好，而當時在陝甘寧邊區共產黨就是老百姓頭上的天，我毛澤東又是共產黨的主席，這說明我們黨的有些政策不好，我這個主席也沒當好。

主席從群眾的罵聲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他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通過深入調查發現，「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於是，在1941年11月6日開幕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同意了李鼎銘等人的提案建議，決定實行精兵簡政的決議。通過精兵簡政、生產自救，減輕了人民負擔。

從此，延安再也沒有農民希望「雷公劈死毛澤東」了。

鄧小平同志就曾經指出，「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為什麼？因為右的錯誤主要表現為不敢堅持，甚至放棄原則，妥協退讓，而「左」的錯誤主要表現為實行超越革命發展階段的政策，或者進行過火的黨內鬥爭，在黨內鬥爭中搞擴大化。相比於「右」，「左」的做法才是最可怕的，因為「左」總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現，而各種政治正確的旗幟下，很多不合時宜的做法都會被賦予「出發點是好的，就是方法有點問題」的借口，而這種情況下造就的錯誤也是最難予以糾正的。政治工作作為我軍的一項重要制度，一定要切實擔負起責任，用實際行動化解官兵的矛盾，而不是用「大帽子」或者是「大棒子」來硬性掩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我們的政治工作煥發出應有的光彩，確保各級組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而不是淪為「塔西佗陷阱」，孤芳自賞還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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