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曆十五年》看明朝變遷

原標題：從《萬曆十五年》看明朝變遷

關於本書

作者黃仁宇，是中國很有影響力的一位歷史學家。印象中，歷史大家往往會對於某一段歷史特別精通，或者是有著重要的發現。但黃仁宇的成就並不只是這些，他主張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更提出了著名的大歷史觀，可以說是影響深遠。

這本書從公元1587年，也就是明朝萬曆年間，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一些事件，而且更多的是一些細節。通過這些細節，來解讀當時一派太平安逸的大明朝，為何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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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皇帝作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擁有著幾乎沒有邊界的權力。然而從明朝萬曆皇帝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事實並非如此，歷朝歷代皇帝，都會受到很多的束縛和管制。

回看一些帝王史，很多皇帝剛即位時都有一腔熱血，一心想謀發展做建設，可是越往後，越能感受到力不從心。同時，也意識到手中的權力不僅不是萬能的，還會帶來無數的煩惱，於是逐漸變的平庸無為，甚至自暴自棄。像宋代的徽宗，清朝的咸豐，都是延續了這樣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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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萬曆顯然也是想做出一番大事業的，三四歲時就開始讀書，稍大一點便通讀各種聖賢經傳。

他的老師，是當時的首輔張居正。從朱元璋時代，就有一個規矩，皇帝幼年時期都要狠抓教育，從小就被灌輸：想做一個好皇帝，必須要遵從祖宗的教誨，順應天道，還要以德服人。

張居正一直教導萬曆皇帝要勤儉治國，不可鋪張浪費。正是在張居正的悉心調教下，萬曆皇帝接手這個國家的前十年，做得可以說是相當完美。外患基本平息，國庫也日漸充實。

對此，小皇帝很高興，也很感激張老師。此時的張居正在萬曆心目中，就是一位親人，有著絕對的信任。然而，就在萬曆19歲那年，張居正胃病發作突然去世，年僅57歲。

曾經在張居正的強硬手腕下利益受損的各種官僚，就開始了對這位前首輔的清算。他們翻出各種罪證，像任人唯親，搞裙帶關係，接受巨額賄賂，私生活糜爛，更重要的是，欺君罔上，都是相當大的罪名。

當然萬曆一開始並不相信，但是面對各種鐵證，實在是不得不信。

一個年輕人，經歷了這種刺激，世界觀一下就崩塌了。於是他在悲痛中，抄了張居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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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人生道路遇到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接下來萬曆皇帝很快發現，即便張居正已死，但事實上自己還是沒辦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辦事。那些文官集團不斷以各種勸諫的名義，對他各種批評，甚至連私生活也要批判一番。自己雖然貴為皇帝，但是根本無法抗衡眼前這個文官集團。

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千百年來的封建禮教，是一種巨大又沉重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卻又是明朝立國的根基。

作為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他一開始並不甘心被人牽著鼻子走。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居然連立太子的事情也做不了主，必須按照文官集團的要求，立長子朱常洛，而不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三子朱常洵，終於心灰意冷。

從此以後，他便一直躲在深宮之中，再也不過問政事。這種逃避，可以說給當時的國家管理造成很嚴重後果，比如當時中下級官員和地方官員的任用，因為得不到皇帝的選拔，只能靠抽籤來任免，而這種荒唐的方式一直延續到他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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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兒，我們思考一下，為什麼在明朝當皇帝這麼難？而張居正又真的這麼壞嗎？《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作者大歷史觀的指導思想下，還原了一段客觀的景象。

在治國方面，張居正擔任首輔期間，他利用手中的權利，倡導改革，打擊腐敗，整個國家的走勢是明顯向上的，財政稅收，國庫儲存，軍事儲備，大大超過以往。但這裡面隱藏了一個問題，張居正的改革，依靠的是個人的權威，而不是建立完善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明朝規定，不可以有任何親戚擔任攝政王。所有皇室支系，只要已成年就必須離開京城去到自己的封地，並且不得擅自離開，這麼做就是為了防止皇族干預政治。

而從胡惟庸之後，朱元璋更是撤銷了丞相這個職位，目的是為了加強皇權。但這麼做有很大的問題，皇權雖然集中了，但是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因此，作為皇帝的文書機構，文淵閣擔當起了兼職顧問。

雖然內閣大學士們名義上並不具有行政職能，但卻掌握了實際的權力。因此明代的歷任內閣首席大學士，特別是自從嘉靖鞏固了首輔的權力之後，便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百官之首。

這樣一來，身居高位的張居正，手中有著極大的權力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頒布新政、力圖改變文官集團的腐朽之氣，整頓經濟，強化邊防軍事，客觀上真正做到了富國強兵，也就是後來所說的「萬曆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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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候，步子邁大了容易扯著下半身。太過激進的改革都會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反腐，他為了責令各地方政府把稅收按照規定如實繳納，這就導致了已經各種腐敗透頂的地方官員，對這種突然而來的壓力感到非常不滿，想著各種方法來敷衍。

同時，為了解決政令無法到達地方的問題，他安排自己的親信擔任各地方官員，協助中央完成政令。這就讓張居正落了一個任人唯親的口實。

張居正活著的時候，還有自己的派系和手中的權力。更重要的是有皇帝撐腰。即便是面對不斷的彈劾，萬曆都會選擇置之不理，甚至是處罰上書的官員。但是，等到張居正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變化，各種清算紛涌而至，而死人是沒法替自己辯護的。

張居正死後，接任首輔的申時行吸取了張居正的教訓，他認識到文官集團的平衡，是關乎這個國家能否繼續走下去的核心問題。甚至在他看來，一項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主要在於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團整體感到滿意，而並不在於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著這種妥協的心態，他成為了騎牆派，和事佬。這種圓滑的處世方式，雖然讓萬曆年間一片粉飾太平，但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個國家的內部已經腐朽不堪，搖搖欲墜了。

即使是這樣，文官集團還要不斷攻擊他首鼠兩端的做派，導致申時行只能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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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我們已經大體上看出了萬曆十五年前後，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鬥爭，以及文官集團內部的利益紛爭。特別是以文官集團極度推崇的道德觀念來取代真正的法治，導致在治國上的種種弊端。

比如說海瑞，畢生都恪守著傳統的儒家道德思想，極度清廉。很多官員接受不了。他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標準，但實際上，朱元璋的標準，是純粹以極高的道德要求，來要求官員和百姓，第一不切實際，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的法律和制度作為保障。

到了明朝中後期，這種標準反而成了文官集團玩弄權術所豎起的旗幟，嚴重製約了國家的發展。

從《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公元1587年一切還看似平靜，但明王朝運行的軌道已經僵化，各種弊端在不斷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皇帝的勵精圖治，還是官員的變革嘗試，都已經於事無補，只能目送著大明王朝走向終結。

從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封建社會，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以他的「大歷史觀」看來，明代只注重維持國家的基本生存，但一來不重視商業以及民間經濟體的發展，二來也不重視國防軍事的改革，官僚們披著道德的外衣假公濟私、粉飾太平，民間各種矛盾問題都無法從制度上解決。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反覆出現，明朝的經驗和教訓，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如何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牢籠，用創新優化的制度，實現全體人民的中國夢，一定是這個時代重要課題。

作者：大成 來源：搜搜課（souso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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