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美國的種族報告

撰文：Justin Driver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4月初，《東方歷史評論》曾推出「紀念馬丁·路德·金遇刺五十周年專題」。在4月5號刊發的題為《一個和諧的馬丁·路德·金是怎樣誕生的？》一文里有這樣一段話：

約翰遜政府成立了克納委員會（The Kerner Commission），調查1967年動亂的原因，該委員會明確表示種族主義是主要因素之一。委員會成員的種族政治觀點很主流，他們1968撰寫的報告做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的國家正分裂為兩個社會，一個黑人社會，一個白人社會——二者處於相互隔離、不平等關係之中。」但是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不相信這一結論，約翰遜在日後制定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份報告。一個虛假的勝利故事隨之誕生。白人的對抗情緒，再加上約翰遜與希望推進變革的民權領導人之間的裂痕令白宮前進的步伐放緩。

這份報告雖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但是由於引文提到的原因，它沒有發揮很大的實際影響，因而也不被今天的很多人所了解。

今年是克納報告問世五十周年，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歷史教授史蒂芬·M. 吉倫（Steven M. Gillon）寫就一本非常精彩的關於克納委員會歷史的書籍：《相互隔離且不平等：克納委員會與美國自由主義的瓦解》，我們將藉由本文作者 Justin Driver對這本書的介紹和評論來了解這份重要的歷史文獻背後的故事：為何吉倫教授稱克納報告是「60年代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搏」？在本文作者看來，「克納報告1968年問世至今已經有五十年，克納委員會當年便譴責 『白人種族主義』 是問題的根源，但是沒有發生太多改變」，什麼沒有改變？什麼改變了？民權運動所引發的林登·約翰遜、尼克松時代美國的「白人對抗情緒」與今天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國內包括種族關係在內的種種危機又有著怎樣的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繫？《東方歷史評論》編輯部希望讀者能夠通過對60年代歷史的了解來加深對當下美國社會的了解和認識，不再陷入簡單、極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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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林登·約翰遜總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分析當時席捲美國的幾個主要城市的騷亂，民權運動的激進派人士對他任命的人抱有極大的懷疑態度。這個11人的委員會不僅有多位傳統政治人士——包括該委員會的主席、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Otto Kerner）——而且11人中只有兩人是黑人。如果佔據這兩個席位的是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黑人權力」這個詞正是因為他而得到普及）或者經常抨擊「白鬼」的H. 拉普·布朗（H. Rap Brown）這樣的鼓動者，那些種族激進分子可能會容忍。如果這兩位新一代民權活動家的最佳代表被任命為委員會成員，則黑人青年所關心的問題以及在生活中遭遇的種種挫折，才可以被確實地表達出來——這對克納委員會而言本應當是至關重要的任務，因為大多數暴動者的年齡介於15到24歲之間。

克納委員會11人成員

斯托克利·卡邁克爾

然而，約翰遜並沒有任命黑人激進分子，而是委任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元老級人物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和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Edward Brooke），人們普遍認為，相比於憤激的街頭，二人對行政套房要更加熟悉。在批評者眼中，威爾金斯非常害怕冒犯到約翰遜政府，他因此被為「軟蛋羅伊」。儘管布魯克不久前成了第一位在普選中成為參議員的黑人，美國國內許多媒體認為，他擔任州檢察長的經歷和他的個人品質讓黑人激進分子對他喜歡不起來，就差給他貼上「湯姆叔叔」（電影版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將湯姆叔叔塑造成一位對奴隸主忠心耿耿的人物，與小說原著有著很大差異，然而電影版中湯姆叔叔的形象廣為人知，後來成為了「背叛自己種族的黑人」的代名詞——譯者注）的標籤了。「因為他蒼白的皮膚，他的聖公會信仰，他的那種矜持的新英格蘭式做派，」《時代周刊》指出，布魯克「被看作所謂 『N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的黑人版本」。此外，威爾金斯和布魯克都極力抨擊方興未艾的黑人權力運動，甚至將其等同於白人至上主義。布魯克把卡邁克爾和極端種族隔離主義者萊斯特·馬多克斯（Lester Maddox）分別稱為「黑人權力和白人權力的極端主義者」，威爾金斯稱卡邁克爾信奉的是「反面密西西比，反面希特勒，反面三K黨」的道德準則。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元老級人物羅伊·威爾金斯

因為代表非洲裔美國人發聲的都是一些核心建制派人物，黑人權力運動的倡導者相信，「國內騷亂全國諮詢委員會」（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克納委員會的官方名稱）只會去美化美國種族狀況的醜陋現實。克納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通常被稱為「克納報告」）公布幾個月前，記者伊麗莎白·德魯（Elizabeth Drew）在她給《大西洋月刊》撰寫的報道中確認，「激進的黑人都認為，克納委員會就是做做樣子……不會和委員會合作」，她補充道，「沒有多少人認為，委員會的報告與林登·約翰遜想要的會有多少不同。」

令人驚訝的是，1968年2月克納報告發表以後，黑人權力運動的支持者很受振奮，約翰遜總統則感到懊惱不已。以煽動群眾的罪名被關進路易斯安那州某監獄的H. 拉普·布朗發表了一則歡欣鼓舞的聲明：「克納委員會的成員應該都被關進監獄，且需要交10萬美元才能獲得保釋，因為他們說的基本都是我說過的話。」怒不可遏的林登·約翰遜取消了原先安排好的在白宮舉行的儀式，他本要在此儀式上接受裝訂好的報告；他試圖避免公眾對這份受到熱切期待的文件進行評論，並且不願按照慣例簽署對委員會成員的辛勞表達感謝和欣賞的信函。但林登·約翰遜為了減少克納報告的影響力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完全沒有效果。克納報告甫一問世，便瞬間成為了一本現象級出版物；僅僅在兩周時間裡，班特姆出版社（Bantam Books）就銷售了近100萬冊平裝本。公眾對這份報告的興趣非常強烈，連馬龍·白蘭度都在以此深夜電視訪談節目中朗讀了報告的選段。

克納報告的問世距今已經有50年，但即使在我們目前這個對種族問題已經「覺醒」的年代，報告中坦率且毫不含糊地指出「白人種族主義」是許多城市發生騷亂的根本原因這點依然引人注目。各種由委員會（尤其是政府委員會）編寫的文件多有著催眠作用，但克納報告使用激動人心的語言對種族壓迫的控訴，這些語句直到現在仍然被許多人所熟知。報告里這樣寫道：「美國白人從來沒有完全理解，但是黑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白人社會對貧民窟有著很深的影響。白人機構創造了貧民窟，白人機構維持著貧民窟，白人社會縱容著貧民窟中的許多問題。」報告這樣警告道：「我們的國家正分裂為兩個社會，一個黑人社會，一個白人社會——二者處於相互隔離、不平等關係之中。」這或許是克納報告中最著名的一段話。

手拿「克納報告」的奧托·克納

這份報告的一些方面在今天能夠引起的共鳴可能會比60年代後期更加強烈。例如，委員會一再強調，正是因為警察的暴行，美國黑人公民才會滑向社會邊緣，並且催生了城市中的不滿情緒；如今，許多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死於國家暴力機器之手的畫面深深地烙在美國人民的心中，報告中對此問題的強調變得更為緊要。報告中的一些評述就像是昨天寫的，在描述近年在密蘇里州的弗格森和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發生的種族騷亂：「幾乎所有引發騷亂的事件都是警察採取的行動所導致。」除了對騷亂起源的尖銳批評外，報告還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政策議程，其中包括在教育、就業、住房和福利等領域實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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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份黑人激進分子原本認為是粉飾現實的報告，結果卻會譴責「白人種族主義」？這種不可思議的變化促使史蒂芬·M. 吉倫（Steven M. Gillon）寫就這本關於克納委員會歷史的書籍《相互隔離且不平等：克納委員會與美國自由主義的瓦解》（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Kerner Commission and 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他在書中對這段歷史的講述技巧高超，行文銳利，且讀來非常引人入勝，他令人信服地將這一段歷史描述為：「60年代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搏——最後一次大聲宣稱，聯邦政府應該在解決諸如種族主義和貧困等問題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如果考慮到林登·約翰遜可以直接影響到委員會主席克納，委員會卻依然對美國城市的種族狀況做出十分嚴苛的評判這一點就更讓人困惑。人們普遍認為，這位伊利諾斯州州長希望林登·約翰遜將他提名為聯邦法官。但本書的作者、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歷史教授吉倫清楚地在書中表明，克納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主席。該委員會的執行主任大衛·金斯伯格（David Ginsburg）自新政時代以來便是自由主義法律界的老面孔，他對報告的總體方法、要旨和語言的影響比其他所有委員會成員都要大，他也因此讓委員會成員之間達成了脆弱的共識。然而，確定報告背後的核心人物是誰也無法解釋它為何會作出的那些振奮人心的結論。畢竟，林登·約翰遜之所以選擇金斯堡來擔任這個重要的高級職務（雖然處於監管之下），正是因為他忠於約翰遜，用伊麗莎白·德魯的話就是，金斯堡有著「內部人士里的內部人士」的名聲。

林登·約翰遜對第一流的專家小組的運作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在他擔任總統的五年里，他一共任命了足足20個委員會。因為這個數量，有人送給約翰遜一個用意不明的綽號「大專員」（「the Great Commissioner」）。

大衛·金斯伯格與林登·約翰遜

林登·約翰遜親手挑選的人員把控著這個運作良好的委員會，人們要問了：為什麼克納報告會採用如此犀利的語言風格，並且還提出了一系列大膽的建議，而沒有直接用不痛不癢的語言讚美一番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吉倫在書中一絲不苟地將報告形成的過程重新梳理了一遍，提出了三個主要原因。

首先，委員會的11位成員親自到訪了騷亂髮生後滿目瘡痍的城市，這樣的經歷激發他們去思考很多問題。其中的一些人此前對貧民窟的生活只有非常模糊的認知，但他們親眼目睹的情況比他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失業現象很普遍，學校的資金不足，幾乎沒有白人學生，貧民窟的居民缺乏足夠的衛生條件。在和貧民窟居民交談的過程中，人們巨大的幻滅感和憤怒讓委員會成員對現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在發生了死傷最嚴重的兩場騷亂的底特律和紐瓦克，許多騷亂者宣稱，即使美國面臨著一場重大戰爭，他們也不會為美國而戰。克納委員會曾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訪問過一位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的長老會牧師，那次訪問特別令人不安，這位牧師冷靜地告訴委員會，最近的一連串暴力事件只是「開始」。

朋友，我們很了解你們白人。我們知道……試圖訴諸於你們的道德沒有作用；你們已經用行動證明你們沒有道德。你們唯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財產——這個國家唯一在乎的就是財產——所以我們要把它燒掉。

第二，他們所遇到的人們所表現出的挑釁姿態讓委員會相信，只有強硬的語言才能被黑、白兩邊的目標讀者認真對待。對於美國白人來說，委員會認為，只有堅定有力的語言才能擊碎他們對美國內陸的諸多城市所抱有的集體幻夢。在報告發表之前不久，俄克拉何馬州的一位叫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的參議員這樣解釋道：「我相信許多美國白人是正派的，如果他們能看到其他美國人生活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中，以及這樣的現實對我們社會的安定會造成怎樣的威脅，他們會一起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對於黑人來說，只有強硬的言辭才能說服更多人不去追隨黑人權力運動。克納報告明確地譴責黑人權力運動的倡導者放棄了種族融合的理想，認為那些自封革命者之輩不過是壞脾氣的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但是如果要讓人們相信這些批評，報告中也要嚴厲批判美國種族主義的過去和現在。

最後，克納報告問世不久前，兩份政府小冊子激起了民眾強烈的反對情緒，這是克納報告希望避免的。1965年華特暴動之後，一份加利福尼亞州的報告援引之後被稱作「廢柴理論」（the riffraff theory）的說法來解釋暴力事件，這種說法認為製造騷亂者是一群長久不能適應本地生活的人（其中許多人是從南方遷徙而來）。一些學者很快就抨擊了這一觀點，根據克納委員會對1967年典型的騷亂者的描述，這種刻板印象是錯誤的：一般來說，騷亂者是受過教育，在本城市出生、長大的居民，而且都至少看到過或遭受過警察暴力。同樣在1965年，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報告特別提到了黑人家庭中單身母親數量一直在增長，強調騷亂髮生的文化和心理因素；這種「在受害者身上找問題」的思路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評。這兩份文件激發的反對情緒具有警示作用，克納委員會於是將關注點主要放在黑人群體面對的結構性障礙，而非騷亂者的個人缺陷。

林登·約翰遜與Kerner Commission部分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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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美國人口基本由白人和黑人組成，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美國人口結構的種族多樣性大大增加，任何種族問題的嚴肅分析者都不會忽視這點。但是，與當前國內氣氛差別更大的地方在於，克納委員會一再堅持認為，非裔美國人的命運與其他美國民眾的命運息息相關。僅舉一例，報告中有這樣的表達：

這個國家面臨的是所有人的正義問題——關於白人，也關於黑人的正義問題，關於鄉村居民，也關於城市人口的正義問題……在談到黑人時，我們不應該用「他們」，而應該使用「我們」——當一部分美國人被剝奪一些自由和機會時，所有美國人的自由和機會都會減少，都會受到損害。

儘管在1968年，這種情緒更多是發揮鼓舞人心的作用，不具有實際影響，但是讓人感到悲哀的是，這種從集體角度闡發的觀點現在聽起來很陌生。

然而，克納委員會時代與當代種種現實狀況之間的連續性似乎比差異性要顯著許多。在政治領域，尼克松1968年大選的成功與2016年大選之間有著直接的「傳承關係」。尼克松認為克納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是對騷亂者的姑息和縱容，繼而大肆鼓吹要恢復美國的「法律和秩序」。 「本候選人重視法律與秩序」，2016年7月特朗普對著弗吉尼亞海灘的人群這樣承諾道。自上任以來，特朗普的施政思路極易在民眾中間製造不和，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將「他們」與「我們」對立起來的機會。此外，儘管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的生存狀況在過去五十年中有了很大提升，但城市裡仍然存在以少數族裔為主要人口的貧民窟，如同60年代後期那樣，這些地方令身處其中的人們感到絕望，往往陷入孤立。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是唯一一個在克納報告影響下通過的重大法案，但是它也沒有解決這些生活條件惡劣、雖在城市中但與城市隔絕的人們的困境。

在克納委員會運作之初，林登·約翰遜對委員會成員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責成委員會成員回答關於騷亂的三個基本問題：「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怎樣才能防止這些事情一再發生？」克納報告已經問世50年，可是這些以少數族裔為主要人口的貧民窟卻一直存在著，人們不禁會問另一個令人深感不安的問題：為什麼騷亂沒有更頻繁地發生？

本文討論書籍：《相互隔離且不平等：克納委員會與美國自由主義的瓦解》（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Kerner Commission and 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By Steven M. Gillon, Basic Books）

Justin Driver 是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著有 The Schoolhouse Gate: Public Education,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本文選自《大西洋月刊》2018年5月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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