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 | 大唐長安的神秘寶藏

文史 05-11

原標題：榮新江 | 大唐長安的神秘寶藏

—金杯玉盞誰家物—

一、何家村窖藏的發現和性質

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何家村一個勞改犯收容所的院子里，偶然發現了一個裝滿金銀器的大陶瓮。考古人員隨後趕到，做了清理，並在周邊鑽探。11日，在不遠處又發現了一個大陶瓮，裡面也裝滿了金銀器。總計當時發現的兩個陶瓮和一件銀壺中，共裝有金銀器皿271件，銀鋌8件，銀餅 22件，銀板60件，金銀銅錢幣466 枚，瑪瑙器3件，玻璃1 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環蹀躞帶1副，玉帶板9副，玉鐲2副，金飾品13件。另有金箔、麩金、玉材、寶石及硃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藥物。金器總重量達298兩，銀器總重量3900多兩。出土的銀餅中，有開元十年和開元十九年的紀年，因此初步可以判斷這個窖藏的年代應當在開元中期以後；而發現的地點，應當位於唐朝長安城興化坊的範圍內。

發現這批文物的上世紀70年代，中國正處在「文革」期間，一般人生活簡樸，沒有多少人見過這樣多的金銀財寶。所以，當這些金碧輝煌的器皿、錢幣一下子展現在人們眼前時，首先讓人想到的一定是皇家的寶藏。但窖藏的位置明顯是在興化坊內，而不在宮廷所在位置。於是，就容易想到與皇家有關的王府上面去，所以最初的考古報告推測窖藏發現的地點「在唐長安興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有的先生進一步認為，這批寶藏是天寶十五載（756）安祿山的叛軍攻入長安時，邠王李守禮的兒子嗣邠王李承寧逃走時，他的家人匆忙埋藏起來的。可是後來經過考古工作者對興化坊的鑽探結果，何家村窖藏不在邠王府的位置上，而應當是在一個現在無法落實的私人住宅里，又根據對金銀器上裝飾花紋的分期研究，埋藏年代可以晚到德宗時期。

於是，順著這些寶藏應當屬於宮廷或者是與宮廷有關的官人這一思路，又有學者認為窖藏是德宗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時租庸使劉震在自己的宅第中埋藏的。可是劉震這個人物只見於傳奇小說《劉無雙傳》，應當是虛構的，所以這批財寶或許為劉震貪污所得的想法也難以成立。迄今為止，不論是窖藏的埋藏年代，還是窖藏封存物品的性質，都沒有統一的看法，但這些討論對於我們理解何家村寶藏的性質，都是非常富有啟發性。

現在可以確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根據學者們對興化坊內部區劃的分析，證明這一地域是一個記載的空白。從窖藏出土的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窖藏更可能是屬於一個私家所有。按照窖藏器皿實際的用途來分類，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主要是屬於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葯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裝飾用品和食用藥物及丹砂，還有純的金銀、收藏的古代和外國貨幣。雖然有原本是屬於官府的銀餅和銀鋌，但從上面所鈐的年代來看，距離埋藏的年代已經相對較遠，它們完全有可能從官府經過皇帝賞賜等行為轉變為私家所有。其實，我們從唐朝的史料和考古發現中不難看出，在盛唐時代的長安坊里，擁有像何家村窖藏這樣多的金銀財寶的人家並不稀見，它們完全可能出自一個目前還無法確知的貴族和官人家中。

二、從宮廷到坊里

——唐代金銀器在長安的流通情況

唐朝前期，金銀器的製作主要是在中央少府的掌冶署作坊和中尚署的金銀作坊院中完成的，所以官人貴族家裡的金銀器主要來自皇帝的賞賜，賞賜品出自內庫。據《唐六典》卷一二記載，在朝廷舉行朝會的時候，五品以上的官員都有機會得到包括金銀器在內的賞賜。長安的官員得到的賞賜品，當然最有可能的是存放在自己的宅第當中。

史料中所記載的皇帝賞賜的例子很多，這裡舉一些和長安有關的個案：

唐初名將張士貴曾助太宗平定群雄，「太宗特遣殷開山、杜如晦賚金銀四百餘挺以賜之，乃以所賜分之麾下。」（《張士貴墓誌》，《全唐文補遺》1，41頁）太宗一次賞賜就有四百餘挺，可見數量之多。張士貴及其散給部下的金銀，當然也就散到宮廷之外，坊里之中了。

唐太宗在發動玄武門之變以前，曾把常何從外地調入京城。武德七年，「賜金刀子一枚，黃金卅挺，令於北門領健兒長上，仍以數十金刀子委公錫驍勇之夫。」（《常和墓碑》，《全唐文補遺》7，5頁）太宗為了掌握玄武門的控制權，不僅賜給常何金刀子一枚和黃金三十挺，還讓常何把數十枚金刀子賜給手下驍勇之夫，以使這些人在政變時為太宗效死力。

永徽六年（655），高宗打算立昭儀武則天為皇后，長孫無忌屢言不可，表示反對。於是高宗乃密遣使賜給他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長孫無忌宅在長安街東崇仁坊，這金銀、寶器各一車自然是進入長孫氏的宅邸。

唐玄宗在發動政變滅掉政敵登基後，賞賜擁立他的功臣王琚、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等，「金銀器皿各一床、雜彩各一千匹、絹一千匹，列於庭，燕慰終夕，載之而歸。」（《舊唐書》卷一○六《王琚傳》）一床的金銀器皿，不可謂少。歸於何處？當然是回到各自的宅第。以上四人，李令問宅在街東興道坊，原是玄宗政敵太平公主的宅第；姜皎宅在街東光福坊，原為竇懷貞的宅子。

何家村窖藏集萃

在天寶十四載以前，長安坊里宅第中金銀寶貨儲藏最為豐富者之一，可能是安祿山在親仁坊的住宅。《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載條記載：「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貼白檀床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安祿山事迹》卷上也說到：「天寶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葯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鎖二具……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罌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銀絲織成篣筐、銀織笊籬各一，金銀具食藏二。」同年秋，「賜祿山金靸花大銀胡瓶四，大銀魁二並蓋，金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這些賜物顯然是放在親仁坊安祿山的宅第中的。

德宗時朱泚叛亂，李晟從叛軍手中收復長安，興元元年（784）德宗給予的獎賞是：「賜晟永崇里甲第，詔宰臣、諸節將會送。是日，特賜女樂八人，錦彩、銀器等。令教坊、太常備樂，京兆府供具，鼓吹迎道集宴，京師以為榮觀。」（宋敏求《長安志》卷八）同時受到賞賜的還有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渾瑊，賜宅大寧坊，又賜女樂五人、錦彩銀器等，也是宰臣節將會送（徐松《唐兩京城坊考》，72頁）。

《唐摭言》卷一五記在了文宗時的一個故事，時任翰林承旨的王源中某日和幾個兄弟在太平里第中踢球，足球誤中王源中的額頭，略有損傷。恰好這時皇帝有急召，他連忙趕到宮中，文宗很驚訝，王源中具實稟報。文宗「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這些金碗自然歸入街西太平坊的王源中宅第中。

李肇《翰林志》記載皇帝每年對翰林學士的給賜中，也有「金花銀器一事」。

何家村窖藏中有原本屬於官府的銀餅、銀板。其中銀板（銀鋌）總共60塊，有53塊刻有「五兩、朝」的字樣，2塊刻「伍兩太北、朝」的字樣，1塊刻「拾兩太北、朝」的字樣，1塊刻「三宅」的字樣，有人推測它們原是唐朝中央政府左藏中朝堂庫之物。另外，出土銀餅共計22塊，其中只有四塊刻有銘文，2塊刻「洊安縣開元十九年庸調銀拾兩，專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誨、匠王定」；1塊文字基本與上兩塊相同，只是最後三字作「匠陳賓」；1塊刻「懷集縣開十庸調銀拾兩，專當官令王文樂、典陳友、匠高童」。洊安、懷集兩縣唐朝時屬於嶺南道廣州，《新唐書·食貨志》記「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則這些銀餅是作為唐朝的正稅庸調折成銀子交納的。此外還有12塊帶有墨書字跡的銀餅，可以看到的文字有「東市庫，郝景，五十二兩四錢」，「東市庫，趙忠，五十兩半」等等。這些東市庫的銀餅，自然是長安東市官府庫藏中的銀餅。

何家村所出庸調銀餅

除了何家村之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出土過一些金銀鋌、銀餅、銀板等。如西安北郊八府庄（大明宮遺址內）窖藏出土的郎寧郡天寶二載（743）貢銀鋌、嶺南採訪使彭杲進銀鋌、信安郡天寶十載稅山銀鋌、宣城郡天寶十載和市銀鋌。又洛陽唐代宮城遺址出土安邊郡天寶十二載進和市銀鋌，西安南郊出土河南府伊陽縣天寶十二載窟課銀鋌，長安縣韋曲鎮廢品收購站發現宣城郡天寶十三載采丁課銀鋌，《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刊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崔慎由進奉銀鋌，陝西藍田縣古墓出土廣明元年（880）進奉賀冬銀鋌，洛陽隋唐宮城遺址出土通州稅口銀餅，西安東南郊太乙路出土二枚無銘文金鋌，山西平魯縣出土乾元元年（758）歲僧錢金鋌等82枚。

可見，天寶以後，唐朝都城長安和洛陽以及地方上都有不少金銀鋌或銀餅，這些金銀鋌主要是稅收、進貢和進奉給皇帝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金銀鋌不一定都出土於長安、洛陽的宮城當中，有些就出自長安的坊里，甚至有的在地方。這恐怕也主要是皇帝賞賜的結果，而賞賜品有時候由獲得者又散給部下，使這些金銀鋌流散各處。皇帝賞賜給臣下的金鋌、銀鋌，許多應當是打著原本的稅收名稱或進奉者的名字的，在進入私家時，並不需要把它們磨去，因為一來上面有的有重量記錄，二來可以向他人誇耀這是宮中的真貨。何家村的銀餅有開元十年和十九年兩個紀年，不論是天寶十五載還是德宗時期埋藏下去，按唐制，其時開元的庸調銀已經沒有其銘文所示的意義，而早已轉化為普通的銀子了。

長安坊里官貴人家的金銀財寶的來歷，當然還有其他一些途徑，比如在外地做官帶回京城的，朋友饋贈或他人賄賂的，有些來歷可能更為複雜，我們不應當只是從官府或者皇室一個方向來思考何家村窖藏物品的來歷。

何家村發現的數量可觀的銀餅、銀板和山西平魯縣發現的大量金鋌，很可能就是作為純銀和純金而保存的，何家村窖藏的主人顯然是一個金銀器的愛好者，他存有純銀準備拿去製作其他的銀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以上討論何家村窖藏的可能來源和性質，主要是想強調一個事實，就是在盛唐時期的長安，金銀或者金銀器皿在長安社會上流通，因此像擁有何家村窖藏所出這樣多寶藏的人家並非極其少數，也不一定非得是皇家或政府不可。

三、從何家村窖藏

看盛唐長安的物質文化

如果從一個私家窖藏的角度來看何家村寶藏的話，可以把窖藏中的物品大體上分成這樣幾類物品：一是金銀寶石製作的飲食器皿；二是煉丹或製藥的金銀寶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藥品、金銀錢等；三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裝飾品；四是作為收藏品的中國古代和外國貨幣，可能上面的飲食、製藥器皿及裝飾品中，也有一些是屬於收藏或受贈的物品；五是一些作為純銀儲藏的銀鋌、銀餅、銀板等。

何家村的窖藏結合文獻記載，可以幫助我們來形象地認識盛唐時期長安的物質文化狀況，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1．鐘鳴鼎食

唐朝人對金銀有一種觀念，認為「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太平御覽》卷八一二珍寶部銀條），或者說黃金為「食器則益壽」（《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因此大量使用金銀器來作飲食器皿。這當然是長安社會中富豪人家使用金銀器的原因之一。雖然唐朝的法律規定：「器物者，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純金、純玉。」（《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舍宅輿服器物條）唐《儀制令》也規定：「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渾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渾銀。」（《唐會要》卷三一《雜錄》）但這種規定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

純金、純銀的器皿在唐朝通過各種形式進入住在長安坊里的貴族、官人家中，在文獻記載中，就有金銀挺、銀平脫屏風、金飯罌、銀淘盆、織銀絲筐、織銀笊籬、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鎖、金平脫飯罌、銀平脫淘飯魁、金靸花大銀胡瓶、金花大銀盤、金花銀器、金碗、金錢等，其中有的可以和何家村出土物加以對比，如銀挺、銀淘盆、銀鎖、金碗、金錢、金花銀器等，都有同樣類型的物品見於文獻和窖藏。

何家村的金銀器當中，有大量的金銀器製作的飲食器皿，有金碗、銀碗、銀盤、銀碟、金杯、銀杯等，形式眾多、花紋繁複、工藝精湛。這些器皿，有些花紋非常精美，好像是專供人觀賞而非實用的。但也有素麵大小銀碗四十五個，素麵大小銀碟五十一個，這顯然是實用的物品，而且可以供相當多的人一起用餐。當然其中不少帶有花紋的器皿也是實用的，因為貴族或高級官員家中時常有高貴的客人，甚至包括皇帝，所以在招待這些人吃飯飲酒時，餐具就不僅僅是一種器皿，同時也是一種被賞玩的藝術品了。我們在何家村窖藏中沒有看到像韓森寨等地發現的那種超過30厘米的大型銀盤，這種大銀盤是地方進貢時用作托盤的，何家村是一些較小的物件，它們應當是日常飲食中使用的器皿。

我們由此可以想像長安貴族家庭中「鐘鳴鼎食」的樣子。

2．服食丹藥

煉丹也是唐朝時期風靡朝野的一種喜好，是人們為求長生不老而採用的一種服食餌葯的方法，從皇帝到一些高級官僚貴族，都沉溺其中。何家村窖藏的主人，不僅是一個金銀器皿的愛好者，顯然也是一個服食丹藥的人，而且自己也煉丹，因此在窖藏中發現有全套的煉丹用具和各種各樣的丹藥，大概數量可觀的金銀制「開元通寶」也是煉丹用的。

從物質文化的角度來看，金銀等煉丹用具和各種各樣珍稀的藥材與丹砂，表明這個煉丹者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一個擁有相當財富的人，他代表了當時煉丹者的極高檔次。

3．家世收藏

長安集聚著許多累世興旺的貴族，也有不少新貴，他們有的繼承了家世歷代的收藏品，有的在一生中勤於收集積累，逐漸形成一些十分可觀的收藏。

何家村窖藏中的錢幣，除了30枚「開元通寶」金錢和421枚「開元通寶」銀錢可能是皇帝賞賜品外，其他的貨幣，從春秋時齊國的刀幣「即墨之法化」，到唐前期的五種七枚「開元通寶」銅錢，大體上按歷史年代順序，從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的錢幣，總共有31個品種，36枚錢幣，還有東羅馬金幣1枚，波斯銀幣1枚，日本「和同開寶」銀幣5枚，從整體上看，基本上是一個時期一枚，其中包括罕見的十六國時期前涼的「涼造新泉」和吐魯番高昌王國的「高昌吉利」錢。

從有些錢幣已經破損但仍然保留的情形看，這確實是有意積累的結果，是為收藏而保存的錢幣，而非用作其他目的。因為如果是用作他途，一種錢幣可以有多枚，特別是一些較為古老的錢幣。這些都清楚地表明，這批錢幣的擁有者，是一個錢幣收藏家。這些錢幣的來歷可能更為複雜，估計可以通過領賞、交換、購買、發掘等方式獲得，它們聚合在一起，必然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達到這樣的規模。

當一個社會逐漸富足以後，貨幣或者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就開始有了收藏，收藏古物、錢幣、書畫、舶來品等等。何家村窖藏中還有一些物品，如一些寶石、玉器、瑪瑙器等，可能也是收藏品。

收藏，是盛唐長安積累物質文化的手段之一，何家村寶藏的中外錢幣收藏，正好體現了這種物質文化積累的深厚。

4．舶來佳品

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朝時期，有大量中亞的粟特商胡從西方向中國販運高檔商品，我們從敦煌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和吐魯番出土的《高昌王國內藏奏得稱價錢》文書上，得知他們經營的商品，前者計有金、麝香、胡椒、樟腦、大麻，後者計有金、銀、絲、香料、鬱金根、硇沙、銅、鍮石、藥材、石蜜，這些物品也同樣會由粟特商人販運到長安的市場上來。

西市是西域商胡往來更多的地方，其中還有波斯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對西市做過部分發掘，出土有大量骨制的裝飾品以及料珠、珍珠、瑪瑙、水晶等制的裝飾品，還有少許金飾品，部分展示了西市經營的商品。另外，在西市附近的延壽坊有鬻金銀珠玉者；崇賢坊有胡人玉工米亮宅。因此，東西兩市以及其他地方的金銀珠寶店和作坊，都是長安坊里人家購買金銀、寶貨、名貴藥材的地方。

除了明確屬於外來品的羅馬金幣、薩珊銀幣等外，我們從何家村的金銀器、瑪瑙器、玻璃器、寶石、藥材等當中，不難判斷出其中一些是直接的舶來品，如瑪瑙獸首杯，即西方非常流行的飲酒器——來通（Rhyton）；又如素麵罐形銀帶把杯，應當是粟特的製品；還有凸紋玻璃杯，被認為是薩珊的產品。有些物品，雖然不是直接的輸入品，但卻是粟特或波斯工匠在中國製作的，還有中國工匠照舶來品仿製的物品。這些物品雖然也可能經過唐朝宮廷而進入私家，但更可能的途徑是長安的有錢人家直接從市場或胡商那裡買來的。

何家村遺寶中有不少外來物品，或者是中外融於一體的金銀製品，這些是唐朝前期東西方交通發達的結果。長安居住著大量的外來商胡，而且人數在不斷地增加，他們隨時在向長安提供著這個城市所需的各種高檔物品，比如各式各樣的金銀器和各種質地的寶石。何家村窖藏中的鑲金獸首瑪瑙杯、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等，可能就是商胡販運的結果，它們表現了唐朝時期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給長安帶來的異域文化精華。

我們從文獻和考古資料所得到的印證，應當只是實際情形的一個局部或者縮影，由小見大，我們不難推想當時長安物質文化的興盛發達。於是，我們反過來可以利用何家村的窖藏，來看盛唐長安物質文化所達到的高度和廣度，因為何家村窖藏確實擁有非常罕見的和非常珍貴的物品，代表著當時物質文化發展的高峰。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都會，吸引了東西南北各國、各族的精英分子來此施展才華，生活享樂。與此同時，東西方大量珍貴的物品也通過各種途徑進入長安，使長安成為一座集聚了各種金銀財寶的場所。長安，是當時世界上的一個金銀之都，一個錢幣之都，也是一個圖籍之都，還是一個人才之都。隋唐時期的長安，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物質文化結晶，她所聚合的部分物質文化精品，又通過使者和僧侶，傳播到新羅、日本等東亞國家的城市當中，影響著這些東亞都市物質文化的發展。日本正倉院所彙集的唐朝物品，就是長安物質文化東漸的一個最佳縮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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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華夏人文地理》2013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