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從有史以來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中國水文

原標題：【水利史】從有史以來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中國水文

從有史以來到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水文，水文萌芽和發展較早，但後期受到封建制度制約，發展則不快；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水文，開始進行水文觀測、水情傳遞、水文資料整編和水文分析計算，但發展非常有限，並且極不穩定。

從有史以來到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水文

大禹治水

據史料記載，距今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時，經過調查研究，認識了水勢，採取疏導措施，取得了成功。說明當時已經懂得了治水必須先知水，並且已經有了初步的水文調查意識。

公元前251年，秦國李冰在四川岷江都江堰工程上設立「石人」觀測水位；到隋朝，改用木樁、石碑或在岸邊石崖刻劃成「水則」觀測江河水位；宋朝熙寧八年（1075年）重要的河流上已有記錄每天水位的「水歷」，宋朝「吳江水則碑」把水位與附近農田受淹情況相聯繫；明、清時期，水位觀測已較普遍，並乘快馬馳報水情。另外，江河沿岸還有許多重要的枯水石刻和石刻水則以及古水尺，例如四川涪陵河道中的白鶴梁石魚，記錄了自764年以來1200年間川江72個枯水年的特枯水位；1110年，引涇豐利渠渠首渠壁的石刻水則，用來觀測水位（水深），以便推算引水水量（流量）； 1837年，在長江荊江河段郝穴設立古水尺，用以觀測水位。

白鶴梁石魚

公元前11世紀的商代，甲骨文字中有降雨的定性描述。從秦朝開始，歷代都有要求全國各地報送雨量的制度。宋淳祐七年（1247年），秦九韶的《數書九章》一書中記有「天池盆」測雨的具體計算方法。明洪煦元年（1425年），製成統一尺寸的雨量器，在全國各地觀測雨量。清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逐日記錄北京的天氣情況和降雨、降雪的起止時間以及雨雪大小的定性描述，即稱《睛明風雨錄》，直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停記，但可惜的是沒有定量記錄。 戰國時期的慎到（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15年）曾在黃河龍口用「流浮竹」測量河水流速；漢朝張戎在元始四年（公元4年）提出「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說明當時曾對黃河含沙量做過測量。宋元豐元年（1078年），開始出現以河流斷面面積和水流速度來估算河流流量的概念。

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開始有《山海經》、《尚書·禹貢》、《周禮·職方式》等水文地理書籍。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則是其後的一部水文地理著作。明末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中載有岩溶考察初析內容，並正確指出金沙江為長江正源的論斷。

成書於大約公元前5世紀的《黃帝內經素問》和公元前239年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圜道》篇書籍，都提出了水循環的概念。西漢張戎最先認識黃河下游易決溢的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積，並主張靠河水沖刷力來排沙。東漢王充所著《論衡》一書中第一次指出海洋潮汐大小與月亮圓缺有關。

芍陂

在古代成功地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如春秋戰國時期芍陂、刊溝運河、都江堰，秦代的靈渠，隋代至元代修建成的南北大運河等，都比較符合所在地區的水文情勢而長期發揮作用，並說明修建時已有初步的工程水文知識。

總之，從有史以來到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水文，水文萌芽和發展較早，但後期受到封建制度制約，發展則不快。隨水利建設的發展而發展，在工程水文、水循環的定性描述、水文地理研究諸方面都有較好的業績；水文測報開始較早，並逐步發展到一定規模。但大多數水文觀測時斷時續，觀測記錄和工程水文資料檔案均未能系統保存下來，技術經驗也未能很好地總結流傳。明、清以來，由於西方諸國科技迅速發展，中國水文從早期的先進轉變為相對落後的狀況。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中國水文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從清咸豐十年（1860年）起，帝國主義者控制的海關，陸續在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和福州等港口（碼頭）設立水尺觀測水位，為其侵華艦船航行服務。還在各地教堂設立測候所，收集降水量等氣象資料，分別有北京（1841年）、香港（1853年）、上海徐家匯（1873年）等。

測候所

清宣統三年（1911年），成立江淮水利測量局，中國開始掌握近代水文測驗工作。民國三年（1914年）成立全國水利局。其後，陸續成立廣東治河處、順直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太湖水利工程處、導淮委員會和黃河水利委員會等流域機構，主持開展各流域的水文工作。民國十九年（1930年），全國建設委員會設立湘鄂湖江水文總站和岳陽水文分站，負責洞庭湖地區水文測驗工作。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內設水利處，負責管理水利（含水文）業務，另設中央水工試驗所。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全國有水文站409處、水位站636處、雨量站1592處。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全國經濟委員會撤銷，成立經濟部。中央水工試驗所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0月設立水文研究站，統籌西南各省水文測驗工作。民國三十年（1941年），成立水利委員會，下設工務處第四科主管水文與勘測。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中央水工試驗所改為中央水利實驗處，主持全國水文測驗業務。抗日戰爭勝利後，水利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遷回南京，水文研究站改名為水文研究所。次年6月，水利委員會改組為水利部，內設水文司，管理全國水文事業。經過長期戰爭，全國水文工作大多停頓。至新中國成立時，僅接收水文站148處，連同其他測站，總計為353處。

在此期間，引進了一些西方水文技術。先後根據一些潮位資料，確定了吳淞、大沽等水基準面，開始用近代水文儀器作水準和地形測量。水位、雨量觀測開始用自記儀器。流量測驗採用流速儀法和浮標法。泥沙測驗採用取樣過濾法。水文測驗組織形式有駐站與巡測兩種並存方式。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起，一些流域機構制訂水文測驗規範文件。民國三十年（1941年）中央水工試驗所成功研製了旋杯式流速儀並建立了水工儀器製造實驗工廠，開始生產現代水文儀器。從光緒八年（1882年）起，在每十年一期的《最近十年各埠海關報告》上刊布雨量、水位月、年特徵值統計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內政部出版了《全國雨量及水文報告》；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出版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的《全國水文報告》和《全國雨量報告》。

民國時期的長江

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山東濟寧和河南開封之間，首次用電報拍報水情。以後，各河陸續使用。民國十九年（1930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布置長江幹流各測站每日向該院氣象研究所電報拍報水位；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制定了報汛辦法。抗日戰爭前，在編製《永定河治本計劃》、《整治運河計劃》和《導淮工程計劃》時，都用歐美方法做過水文分析計算。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在編製贛江流域規劃時，曾用單位線法按設計暴雨推算設計洪水。一些學者在流域水文和泥沙研究方面做過一些開創性的工作，還發表過有關水文的專著、論文。

民國四年（1915年），河海工程專門學校開始招生，隨後有清華、北洋、中央、武漢等大學，培養水利人才，並均先後開設有關水文學課程；還有從國外留學歸國的水利科技人員，他們組成了舊中國水文工作的骨幹。

總之，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水文，開始進行水文觀測、水情傳遞、水文資料整編和水文分析計算，但發展非常有限，並且極不穩定；隨著帝國主義者侵略為目的在中國進行水位、雨量觀測之後，中國政府引進了一些西方水文技術，開始進行了一些近代水文工作，但因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而我國外受列強欺凌，內為舊的社會制度束縛，國力日衰、戰爭頻仍，經濟建設發展非常緩慢，水文工作大多停頓，並處於薄弱、動蕩的狀態之中。

來源：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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