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不缺的是聰明人，最缺的是笨人

有遠見的人走的是笨路

笨人和聰明人是世界上兩種不同的動物。笨和聰明，首先不是在做具體的事的時候，而是在選擇道路的時候。

北大畢業典禮上，我對下面的師弟師妹說：

千萬不要相信世界上沒有近路可走，是有的；你千萬別相信事情不可以投機，是可以投機的。世界上成功的人，80%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機的路。

然而，我們常常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為什麼？因為他走的是近路，他太聰明了。而我們這個民族需要目光長遠的人，那些有遠見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去歐洲，他們的下水道有的是19世紀修的，為什麼暴雨天他們的城市不淹？而我們的城市大部分一下雨就淹了？我們的路走得太近了，我們修的路，第二年要拉開再看一看，那也是因為這個路第一年修的時候沒充分考慮過。

我特別不喜歡聰明人，就是那種特別愛佔便宜的聰明人。佔便宜有兩種：一種是物質的便宜，一種是精神的便宜。

我在《一句頂一萬句》的開頭寫過兩個人：一個是做豆腐的老楊，一個是趕大車的老馬，老楊是個笨人，老馬是個聰明人。

老楊認為他跟老馬是好朋友，但老馬從心裡並不認為老楊是他的好朋友，但是遇到事呢，他也找老楊幫忙。老楊剛給他幫完忙，他背後又說了好多老楊不三不四的話。

老楊知道以後有些傷感：如果我比你聰明，你利用我情有可原；你比我聰明你還利用我這個笨人，情何以堪？

我聯想到生活中，你那麼有錢，那麼有地位，你是聰明人，還總是利用樸實的勞動人民，我只能祝這些聰明人一路走好。

我是一個笨人，我是個老實人，我不願意跟聰明人做朋友，因為我也常常上聰明人的當啊。

這個民族需要目光長遠的人，他們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們民族最缺「笨人」

我的母校是北大，北大是什麼人？

這裡產生了嚴復、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和魯迅。蔡先生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些人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是民族的先驅者。

什麼是先驅者？

當幾萬萬同胞生活在當下時，他們在思考民族的未來。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實際的理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黑暗中沒有火炬，我只有燃燒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薦軒轅。哪怕他們知道幾萬萬同胞會蘸著他的血來吃饅頭。這就牽涉到知識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為什麼人類需要知識分子？他除了要考慮這個民族的過去、當下，最重要的是未來。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眼睛應該像一盞探照燈，更多的知識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燈聚焦一樣，照亮我們民族的未來。

如果這些探照燈全部都熄滅了，這個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這個民族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應該是我們北大人這個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應該知道我們的母校是誰，我們的老師是誰。大家畢業以後是從一所大學到達了另一所大學，從一本書到另外一本書。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這個民族最缺失什麼。

這個民族不缺人，不缺錢。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最有錢。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最欺負人的。如果14個人有10塊錢，另外2個人有9塊錢，用我們國發院現代金融學的理論來衡量，到底誰有錢？我們的馬路頭一年修，第二年要拉開看一看；我們的大橋，壽命不會超過30年；一下雨，我們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麼？我們這個民族缺遠見。

遠見，對於這個民族，如大旱之望雲霓，如霧霾之望大風。

投機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碼佔80%。但主要的區別是，他們得到的利益只是針對他們自己。你做的這些事情是只對自己有利還是你促進了這些事情的發展。

我們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別好的導師，我在另外一個學校也有兩個特別好的導師。

一個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她不識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圓幾十里都是個明星，如果她要演電影就是安吉麗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籃球就是杜蘭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爾特。

但是她一輩子都在這裡。她的個子只有一米五六。我們黃河邊三里路長的麥趟子，她割麥子是速度最快的，當她把麥子從這頭割到那頭的時候，一米七八的大漢也比不過她。

當她晚年的時候，我跟她有一次爐邊談話。

我說，你為什麼割的比別人快？她說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長的麥堂子，我只要紮下腰，我從來不直腰，因為你想直一次腰的時候，你就會想直第十次、第兩百次，我無非是在別人直腰的時候割的比別人更快一點。

另一個是我的舅舅，他是個木匠，小時候得過天花，臉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劉麻子。劉麻子做的箱子櫃在周圍四十里賣得最好。漸漸周邊就沒有木匠了。跟他聊天 ，他說：我能成為好木匠，是因為別人打一個箱子花三天時間，我花六天時間。

接著他又說：你只花六天時間也不是好木匠，我與別的木匠的區別是，我打心眼裡喜歡做木匠。我特別喜歡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歡做木匠活，你也當不好。

我當木匠會有恍忽的時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樹，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閨女出嫁的時候打個箱子櫃該多好；如果是棵楊樹，楊樹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個小板凳。他已經達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雖然不是北大哲學系的，但已經達到了哲學系畢業的水平。

有時候，我開車路過我們咱們的馬路，馬路兩邊基本上全是楊樹，因為楊樹長得快。但你去像歐洲、北美那些國家，會發現路兩旁全是松樹、椴樹、楠樹、橡樹、白蠟。樹的質量對比能代表一個民族的心態。

所以我送大家兩句話：種樹要種松樹，做人要做劉麻子；舉起你們手裡的探照燈，照亮我外祖母沒工夫直腰的麥田。

（作者：劉震雲，著名作家、作品《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本文系劉震雲對話馬東 | 摘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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