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和戴傳蕙的凄苦姻緣

茅以升，我國的著名橋樑工程專家，主持修建了錢塘江大橋，成為中國橋樑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茅以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背後，離不開妻子戴傳蕙的支持，他們的愛情可謂是曠世奇緣。

為了橋樑事業幾經遷徙

茅以升和戴傳蕙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定下的，那年茅以升18歲，戴傳蕙19歲。戴傳蕙生於江蘇揚州一個詩書之家，其三嬸是茅以升的姨媽。時年茅以升在唐山路礦學堂讀書，暑假回南京老家，奉父母之命，去揚州迎娶戴傳蕙，再回到南京。次年，他們的大兒子茅于越在南京出生。茅以升一直在唐山讀書，畢業後，被保送赴美國康奈爾少學讀書。1920年年初，茅以升回國，被聘為唐山交通大學教授。次年才來接戴傳蕙和兒子茅于越以及初生數月的女兒茅於美去唐山，開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這個小家庭的生活是動蕩不定的，由於茅以升工作的頻繁變動，從1920年到1949年，29年之間，萍蹤處處，南來北往，遷徙如家常便飯。戴傳蕙跟茅以升的工作遷動，計住過的城市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鎮江、杭州、長沙、桂林、貴州平越（今福泉縣）、重慶、上海等，所租賃的房屋竟有27處。

茅以升自幼至老，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勤於外事，疏於內務，向來不問家事。工作變動，舉家搬徙，往往「事發突然」，戴傳蕙的操勞可想而知。租房退房，運送購添傢具，重起爐灶等等諸般雜條已夠勞累，而他們有6個孩子，退學轉學，不能延誤學業更是搬遷中的頭等要事，亦要靠戴傳蕙一人來精心安排。

最使他們難忘的是1933年春天，茅以升正在天津北洋大學好端端地任教，戴傳蕙剛剛適應學校優良的環境，滿以為從此他們家可以「長治久安」，不料突然接到杭州茅以升的老友來信，要他去杭州商談籌建錢塘江大橋的事。茅以升得信，心想他是學橋樑工程的，一直沒有機會去參加造橋，這次居然請他去造這樣一座大橋，非常興奮。茅以升去了杭州，商談之後，回天津就辭去北洋大學教授之職，暑假之後赴杭州就任。於是，戴傳蕙再次扶老攜幼遷離了居住不到兩年的天津，搬到了杭州。

擔驚受怕竟罹精神分裂症

戴傳蕙起先見茅以升那樣興奮，也為他能施展抱負高興。但到了杭州，了解了一些造橋困難，一種重負突然壓在心頭。錢塘江江面遼闊，風波兇險。江底的泥沙深厚非常，水流沖刷，江底變遷莫側。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造橋，冒險的性質是不言而喻的。

恰巧，茅以升在1930年曾經做過江蘇省水利局局長數月。那年江蘇省鬧水災，堤防決口，災民逾萬，情勢非常危急。後來鎮江建設廳長認為茅以升就任不久，責任不在他，他已經做了應盡的事。然而茅以升目睹水災慘狀，引咎自責，辭去局長之任，而就北洋大學之聘。那次事件，戴傳蕙飽受虛驚。好容易看到茅以升任教之時，學生愛戴，同事相處融洽無間，剛剛定下心來，卻又從安穩幽靜的環境，投身到另一個艱難險阻的漩渦中來了。

茅以升自任大橋工程處處長之後，經常在閘口橋樑工地工作，周末才回家。在工程緊張時，沒有星期天和假日。在這些日夜奮戰的日子裡，橋樑工程時有險情，消息傳到家裡，戴傳蕙憂慮失眠，竟罹精神分裂症。

戴傳蕙常常自言自語，大橋不會修成的，即使修成將來也不會善終。真是被她不幸而言中了，1937年11月上海戰事爆發，為了讓更多的老百姓過江避難，此前防止敵軍襲擊而一直沒有開通的錢塘江大橋開放了，人們在橋面上行走，而橋墩里正藏著炸橋所需的炸藥。12月23日，一聲巨響，大橋被炸斷，蔣介石希望藉此拖住日軍進攻的步伐。晚年的茅以升說過親手炸橋時的心情，「就如同親手掐死了自己的兒子一般」，而那段日子發生的一切對於戴傳蕙心底造成的陰影，可想而知有多大。

同根共命，戴傳蕙為了擔心茅以升會完不成橋樑工程大業而身患重病，而茅以升心憂妻病，更是內外交困。當時，家中的孩子年齡幼小，家庭生活可謂是亂糟糟的。茅以升是位科學家，從不信神的，可是見戴傳蕙西醫西藥用後都不見效，以至求神拜佛的事都抽空去做了。

1946年抗戰結束後，茅以升接到了修復大橋的命令，1953年大橋全面通車。戴傳蕙聽到這個喜訊，一塊大石頭落下地，精神分裂症竟豁然痊癒了。「解鈴還須繫鈴人，心病終須心藥治」，戴傳蕙的憂喜是與茅以升的命運緊緊相系的。

動亂中溘然長逝

1949年，茅以升任北京交通大學校長，全家再遷北京，自此，戴傳蕙才過上了安穩的日子。

戴傳蕙前半生最羨慕婦女能外出工作，這時見新中國的女子有自己的工作，也兼顧了家庭，更是自嘆生不逢辰。她到機關單位，見辦事人員的桌上放有「秘書處」、「會計處」這樣的小座牌，很受啟發，於是自製小座牌一個，用工整的毛筆字寫上「秘書處」三個字，放在書桌上。茅以升見了哈哈大笑，還稱讚戴傳蕙的秘書工作做得好。的確，茅以升工作一向忙碌，尤其是在他外出期間，戴傳蕙收發書信，按待來訪者，管理一應雜務，做到一絲不苟。茅以升回家，看見桌上整整齊齊的報刊、文件、書信以至電話內容的小條子，就滿意地誇讚她是個稱職的好秘書。戴傳蕙回答說：「我也是間接地為人民服務，就是沒拿一分錢的工資。」

十年浩劫期間，茅以升在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受到批鬥。茅以升每天到院內上班，進了大門，就被在脖子戴上「反動學術權威」或其他什麼罪名的黑牌子，姓名被打上黑叉叉。戴傳蕙每天早晨送茅以升出門，心中害怕他晚上不準回家，因為那時一個人上班後，就此一去不歸的事是很平常的。就在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裡，茅以升的頭髮全白了，戴傳蕙一頭烏黑濃密的長髮也脫落了不少。

1967年1月12日深夜，宿舍院內忽然有嘈雜喧囂的人聲，原來是一群紅衛兵敲開院中大門，呼嘯而過。戴傳蕙大受驚嚇，以為是來抄家，徹夜驚恐不能成眠。清晨，茅以升叫她起床，卻無答聲，掀開被子一看，見戴傳蕙呼吸急促，面色蒼白，嘴唇發紫，情知不對，趕忙打電話叫急救車。等到車來，醫生把脈聽診後說心臟已經停止跳動，沒有救了。

後來，茅以升把戴傳蕙寫給他的信件，裝訂成厚厚的一冊，題籤為《蕙君遺墨》，體現了他們彼此間的深情厚愛。1972年，小孫女出世，茅以升特地將心愛的小孫女命名為「蕙」，這可能正是茅以升對愛妻的深切思念和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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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另娶外室遭兒誤解

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戴傳蕙在南京老家而且常年多病，兩人處於兩地分居狀態時，他認識並娶了外室——出身於貧困家庭的20歲出頭的權桂雲，兩人還生了一個女兒茅玉麟。

因為隱瞞而一直相安無事，但是1950年中國掀起了「忠誠老實運動」，茅以升被迫向組織交代了他的「資產階級生活」（也就是娶了外室的情況），同時也不得不向戴傳蕙坦白。戴傳蕙從未想過丈夫娶二房，她沉默了。從此在後輩眼裡，這個老人總是眉頭緊鎖著，心事重重，好像沒有高興過。「文革」開始不久，在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的茅以升受到批鬥，戴傳蕙因為多次驚嚇而忽然離世。

1968年，權桂雲和女兒搬到了茅家，料理家務，照顧老人的衣食住行。對權桂雲來說，二十年來，她第一次能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對他們的女兒茅玉麟來說，十幾年來，她第一次有了一個正常的家庭。但是她們沒有料到的是，茅以升的子女和親友很難接受她們。雖然茅以升的子女也認為權桂雲是一個好人：她脾氣溫和，屏聲斂氣，為人低調，從不張揚。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子女又難以接受父親曾有外室的事實，他們認為是父親造成母親的痛苦，父親犯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尤其是長子茅于越，他出生後一直由母親戴傳蕙帶大，後長期居留國外。1972年回國探親時，茅于越甚至住在賓館而不進願進父親的家，此後更是斷絕聯繫。1975年權桂雲去世，年僅50歲。

1989年，茅以升病危，彌留之際始終念叨著兒子茅于越，無計可施的家人們最終想出了「善意的謊言」——他們編造了一封于越的來信。茅老捏著這封信告別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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