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壇宗師張大千與于非闇的書畫情緣

張大千與于非闇兩位先生是我國二十世紀著名的美術大家，兩人在年齡、出身、家庭環境、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藝術道路也大相徑庭，然而兩人卻在民國時期的北京畫壇交從過密。他們一起尋訪法書名畫、合繪作品、郊遊寫生、聯展賑災，共同擔任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館導師研習古代書畫。于非闇還首次正式地提出了『南張北溥』的概念來推崇張大千的藝術，並將自己的弟子田世光、俞致貞引薦拜入張大千的『大風堂』門下。他們的交遊雖然因張大千遠渡海外而中斷，但是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畫壇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堪稱當時的藝林佳話。

1947年張大千在自己作品前留影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經常赴京交遊的張大千便在北平畫壇名家陳半丁組織的雅集中與于非闇相識，兩人性情相投一見如故，遂結成莫逆之交。一九三三年張大千收到中國畫學研究會的邀請再赴北平，居住在頤和園聽鸝館，雖然此時的張大千早已聲名顯著，但是在京城畫壇卻立足未穩，當時文筆極佳的于非闇以平津地區著名記者的身份常常為張大千的藝術和畫展撰文推介。于非闇出身於滿清世家，雖然青年時期家道中落，但卻有著書香門第的身份。當時在藝術上雖尚無重大成就，但是在北平畫壇的名望是非常高的。于非闇1941年攝於天津

張大千、于非闇曾在三十年代初期合作過一幅《仕女撲蝶圖》，此圖因題跋『若令徐娘見，吹牛兩大王』戲謔了當時北平畫壇的著名人物畫家徐燕孫，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徐燕孫在見到這幅作品後，延聘了當時北平著名的律師蔡禮、樑柱控告張大千惡意誹謗之罪。此事雖經樑柱的恩師江庸先生極力調停，傅增湘、周養庵先生的居中說項調解而不了了之，但是兩人卻因名譽在北平的媒體上展開

民國廿六年（1937年），張大千、于非闇等同游雁盪山合照

（右起：謝稚柳、黃君璧、于非闇、方介堪、張大千）

了一場曠日筆戰，于非闇親自出面代言張大千與徐燕孫展開筆伐。徐燕孫在《小實報》上撰文挑戰，於便在自己任職的《北平晨報》副刊上發文迎戰。論戰雙方就海派畫風的引進與京派傳統的堅守問題進行了長達兩年之久的討論。除此之外，于非闇還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的《北晨畫刊》上撰文正式提出了『南張北溥』的說法：『自有才藝的人們，他的個性特彆強，所以表現他這特強的個性，除去他那特有的學問藝術之外，他的面貌……乃至於他的裝束，都可以表現他那特強的個性。張八爺(張大千行八)是寫狀野逸的，溥二爺(溥心行二)是圖繪華貴的。論入手，二爺高於八爺；論風流，八爺未必不如二爺。「南張北溥」在晚近的畫壇上，似乎比「南陳北崔」「南湯北戴」還要高一點兒。不知二爺、八爺以為如何？』張大千聽後非常自謙認為自己不能與溥心並列，而是推崇當時的書畫世家出身的吳湖帆先生，認為應改為『南吳北溥』更為合適。但是就于非闇而言，他將當時一位普普通通初入京門的四川畫家與故都頗具畫名的『舊王孫』溥心並稱，無疑大大地推動了張大千在畫壇的聲望。在於非闇的無私幫助下，張大千譽滿京華，迅速在北平畫壇站穩腳跟。

20世紀30年代，徐燕孫（二排左一）與張大千（前排左一）、于非闇（後排右二）

壽石工、周元亮等合影于于中南海植秀軒

如果說于非闇是張大千在畫壇中的推介人，那麼張大千則是于非闇在藝術創作道路上的引路人。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兩人初識時張大千的畫風便深深影響到于非闇的藝術創作。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張大千敏銳認識到當時中國畫壇中工筆花鳥畫不振的局勢，並結合于非闇的修養與綜合特點，建議他放棄之前的小寫意山水、花鳥，改專工筆，專攻雙勾花鳥畫創作。在《懷張大千》一文于非闇 仿梅清山水 43cm x 80cm 1932 北京畫院藏

中，于非闇寫道：『我初學趙佶「瘦金書」時，他(張大千)首先贈我大觀丁亥(一一七)趙佶書的《八行八刑條碑》。他(張大千)說「畫雙勾花鳥，配上瘦金書題識，更覺調協。」』並且，張大千還經常拿出自己珍藏的古代花鳥畫珍品供于非闇研習、臨摹。於非專攻工筆花鳥畫後，在師古人、師造化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探索並逐漸形成獨具個人風格的於氏花鳥，取得了他人無可替代的成就。後來，兩人的藝術交流更為頻繁、深入，經常共同合作作品，並有聯展公諸於世。一九三六年五月，黃河水災泛濫，于非闇、張大千與方介堪一起舉辦了書畫聯展，捐款救濟災民。年底，兩人再次專門舉辦了《救濟赤貧—張大千、于非闇捐賑畫展》，所有展品全部售出並悉數用於助賑。另外，在一九三七年于非闇又同張大千一起與謝稚柳、黃君璧、方介堪等名家同游雁盪山，大家一路歡聲笑語，遊覽名山美景，合繪山水佳作留下一段藝壇佳話。

于非闇 春花鬥豔圖 359.5cm x 46cm 1939 北京畫院藏

于非闇 三折瀑 39.5cm x 82cm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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