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顧准：歷史塵封的「會計傳奇」

在顧准59年的生命歷程中，會計生涯佔據了近乎一半的「刻度」，並且取得了足以和思想層面與經濟學層面相媲美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就有人這樣評價說：「除了思想巨子和經濟學家，顧准還是一位冠蓋絕倫的會計大師。」

16歲走上夜校講台授課，被轟下來

1930年，「中國現代會計之父」潘序倫在上海新創辦的會計函授學校，聘請了一位年僅15歲的少年當負責人。他就是顧准。3年前，剛滿12歲的顧准肩挑家庭的重擔，經人介紹來到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後改名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初進事務所時，他幹些給客人倒茶、到銀行送款的雜活，辦理公司登記和商標註冊的業務。

1928年秋天，顧准在潘序倫開辦的立信會計夜校讀了半年簿記，並通過勤奮自學，逐步掌握了會計這門學科，漸次當上了事務所的會計員、查賬助理。

在負責會計函授學校前後，顧准已經在當時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天才少年」。14歲，他就參與了立信夜校教材《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的編輯工作。16歲，他走上夜校的講台授課，但由於年齡太小，課堂內一片嘩然，一星期後便被轟下了台，不過一年之後，重新講課的「小老師」站穩了講台。

久而久之，立信會計學校贏得了更加良好的社會效果和聲譽，而顧准本人也在精益求精的教學研究中一步步地攀上了會計學術的高峰，不但深受同仁的欽佩和同學們的愛戴，而且還聲名遠揚，先後被上海聖約翰之江大學、滬江大學和上海法學院等多所大學聘為兼任教授。

在這種情況下，1934年，顧准編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會計學專著——《銀行會計》，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從而填補了國內會計專著的空白。從此，他一發而不可收，一部部會計著述和一篇篇會計論文宛若鑽透了洞眼的油井一般汩汩地噴涌而出。

1940年7月去蘇南參加新四軍前夕，顧准查看立信會計事務所編譯科保存的商務印書館歷年版稅清單，發現自己寫作出版的著作為事務所創收版稅多達10萬法幣以上，而當時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過兩三百元而已。

顧准功不可沒

1949年春天，華東大地解放在望，中共中央和華東局開始醞釀如何接收特大城市上海，正任山東省財政廳長的顧准因其資歷也被遴選人接收上海市財政經濟系統的精英幹部隊伍之中，並被任命為接收總隊總隊長。

1949年5月26日，顧准一行進人上海，拉開接管序幕。三天後，由財政兼稅務局長顧准起草、經陳毅和粟裕簽署的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財字第一號布告在街頭顯要之處張貼開來。

由於連年戰禍和人為原因，上海早已經變成了一個「生產停頓、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爛攤子。面對嚴峻的形勢，顧准多次闡述了組織財政收入的指導思想：「儘快扶植民族工商業，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培育稅源，打擊偷稅漏稅等不法行為。」為此，他帶領財政和稅務兩局的幹部同志，有條不紊地開始了整頓舊稅制；推行新稅制的繁複工作。僅僅兩三個月，上海市的生產就得到了初步的恢復。到了8月份，上海市的財政稅收也基本實現了收支平衡，隨後開始有了節餘。這樣一來，上海支撐三分之一的中央財政收入也就慢慢地有了保障，同時也在財力上保證了上海各項事業的發展。對此，後來有人這樣撰文評價說：「共產黨坐天下，顧準確實功不可沒。」

在狠抓財稅業務的同時，顧准還十分注重財稅人員的隊伍建設。有一次，在工作期間，他突然對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總覺得自己一個腦袋實在不管用，接觸面不廣，考慮問題的局限性很大。我們能不能想個法子，把全局員工調動起來，號召大家面對嚴峻形勢。都來動腦、動口、動手。」說完，他擰著眉毛、咬著嘴唇。忽地，伸出左手使勁地往下一劈，說道：「嘿嘿，咱可以來一個『大腦袋』活動嘛。」見人家一臉的迷惘，顧准笑了起來。解釋道：「集中所有人的腦袋，融匯所有人的智慧，不就是個『大腦袋』嗎?」

自此，每到星期六的下午，所有的員工都要聚集在一起交換意見、談論工作。而每當此時，顧准也總會像個勤奮好學的小學生一樣，時而側耳傾聽，時而積極搶答，然後像發現了寶貝似的把大伙兒的「巧言妙語」飛快地寫在筆記本上。就這樣，在顧準的殫精竭慮下。上海市的財稅工作愈來愈見起色。

會計專著「擱淺」

然而，一場災難卻悄無聲息地突然降臨了。1952年2月29日，在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幹部大會上，顧准被當做惡劣分子免去了職務。隨後，3月4日，上海電台播發了新華社的一份《純潔黨的隊伍，嚴肅黨的紀律，上海市委處分八個黨員》的電訊稿：……市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顧准，一貫地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瞬間，消息傳遍了整個上海，人們感到震驚和困惑。

與大家的震驚相比，顧準的內心倒是平靜多了。是的，多年的革命生涯，早已使他養成了處變不驚的習慣。簡單收拾了一下，顧准就回家「深刻反省」去了。但一年的黨校學習之後，顧準的厄運並沒有徹底終結，僅僅在新的崗位上工作了一年多一點，就在隨之而來的整風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被迫開始了長達四五年的「下鄉勞動」。1962年5月，顧准摘去了「右派」的帽子，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的邀約，擔任會計研究任務。

在這裡顧准一邊廣泛涉獵中外會計文獻，一邊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開展學術研討活動，很快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顧准對「會計」有了新的認識，心裡也愈發地認為有必要編著一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會計學專著。 就在這個時候，顧准從獲得的實施蘇聯會計制度的第一手資料中，感到從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出發，「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都不能同意蘇聯這一套制度」，於是就著手撰寫《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

數月的奮筆疾書之後，顧准終於在1963年11月的時候完成了《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的初稿。與此同時，顧准還順帶撰寫著另外一本書――《會計原理》。遺憾的是。1965年年初，就在《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修訂到三稿和《會計原理》才寫作了部分篇章的時候，顧准又被劃為「右派」，也就失去了研究寫作的自由。

1974年12月3日凌晨1時，北風呼嘯，大雪肆虐，飽受摧殘的顧准在肺癌的折磨中溘然長逝，兩部付出了諸多心血的會計專著由此永遠地「擱淺」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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