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貧困》第二章第一節之「第五個說明」導讀

首先，馬克思引用蒲魯東的話，說明對於蒲魯東來說，範疇的順序不過是一種腳手架。

第一，沒有生命的腳手架與辯證法的生命特徵。「一旦把辯證運動的過程歸結為這樣一個簡單過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加以對比，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並且把一個範疇用做另一個範疇的消毒劑，那麼範疇就不再有自發的運動，觀念就『不再發生作用』，不再有內在的生命。觀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設定為範疇，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為範疇。範疇的順序成了一種腳手架。辯證法不再是絕對理性的運動了。辯證法沒有了，至多還剩下最純粹的道德。」

這段話非常準確地說明了外部反思和內在超越的區別：外部反思表現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所做的外部的道德評價——對象是好還是壞？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壞的？內在超越則表現為觀念的生命，而把自己設定為範疇、分解為範疇、合成為範疇，就是觀念的生命活動的邏輯形態。這就是當今時代人們所說的辯證邏輯，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辯證法。

第二，只有兩種辯證法：歷史辯證法和觀念（邏輯）辯證法。蒲魯東的辯證法既非歷史辯證法，也非觀念辯證法，因此只能是一種以辯證法面目出現的偽辯證法：「當蒲魯東先生談到理性中的系列即範疇的邏輯順序的時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其中出現的歷史順序。他認為那時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進行。一切都應當通過辯證法從這種以太中產生。現在當實際應用這種辯證法的時候，理性對他來說卻不存在了。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背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於是蒲魯東先生只得承認，他用以說明經濟範疇的次序不再是這些經濟範疇相互產生的次序。經濟的進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進化了。」

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即現實的歷史，而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發生的歷史則是觀念的歷史。在黑格爾看來，現實的歷史不過是觀念的歷史的表現；在馬克思看來，觀念的歷史不過是現實的歷史的表現。馬克思把歷史與邏輯的一致顛倒為邏輯與歷史的一致。蒲魯東呢？開始表現得很像黑格爾，似乎是個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家，但在運用辯證法於現實生活的時候，他卻否定了觀念領域的辯證法（因為對於他來說辯證法不再是觀念的內在生命，而是他用來放置範疇的外在的腳手架）。按照黑格爾的邏輯，經濟範疇的次序不能是研究者人為設定的次序，而只能是這些範疇自相產生的次序，也就是說，經濟的進化本來是理性本身進化的外在表現，可是由於沒有理解黑格爾的「理性」（辯證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蒲魯東只能停留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話」的水平，根本不可能理解「是」與「不是」（或「是」與「否」）的相互轉化。

第三，既然蒲魯東既不理解歷史辯證法，也不理解觀念辯證法，他所理解的歷史就只能是一種主觀偏見而已：「蒲魯東先生給了我們什麼呢？是現實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時間次序中出現的那種順序嗎？不是。是在觀念本身中進行的歷史嗎？更不是。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範疇的世俗歷史，也沒有給我們範疇的神聖歷史！那麼，到底他給了我們什麼歷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歷史。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矛盾怎樣行進以及它們怎樣拖著蒲魯東先生走吧。」

外部反思的特點，是研究者不顧研究對象，徑自在那裡對研究對象評頭論足。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從問題出發，讓問題自身的邏輯顯現出來，而是為寫文章而寫文章，就跟沒有真情實感的詩人一樣，「為賦新詞強說愁」。

那些讓導師給自己擬寫作提綱的博士生就屬於這種情況。

其次，關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馬克思用了自身歷史劇的「劇作者」和「劇中人」的比喻。

由於「第六個說明」將敘述蒲魯東如何建立一個外部反思的體系，這裡（在第五個說明中）馬克思首先區分了「意識形態」與「科學」。他認為，科學就是讓事物自身的邏輯（logos，即規律）顯現出來，而意識形態卻是從自身的成見出發去衡量對象（恩格斯在《終結》中說的是把「唯心主義怪想」強加給對象）。問題是：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

對於黑格爾來說，是如何達到「不僅對於我們來說是這樣，而且對於事物本身來說也是這樣」的問題，這是一個在「實體即主體」的邏輯中實現自在和自為、為我和為他的同一的問題；對於馬克思來說，則是一個歷史辯證法和史學辯證法相統一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劇中人，而不是旁觀者，因此費爾巴哈的直觀方法是派不上用場的：我們是被拋入歷史的。因此，我們的一切活動都以前一代活動的結果為前提，而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歷史前提。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是歷史的劇作者，我們的活動結果將構成下一代人的歷史活動的前提。

這是早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確定的原則：環境改變人，人也改變環境，環境的改變和人的自我改變的一致的活動，只能被看作是併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同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明確指出：生活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生活。既然如此，那麼，觀念的邏輯順序與歷史的現實順序當然是一致的。問題是：蒲魯東的看法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呢？馬克思指出：

「讓我們和蒲魯東先生一同假定：現實的歷史，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是觀念、範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權威原理出現在11世紀，個人主義原理出現在18世紀。因而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 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迴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的原理。」

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所說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再次表明，「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關係」的三元結構不能歸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關係」的二元結構。

蒲魯東的研究不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這種歷史科學，而仍然屬於意識形態。他仍然是一個「意識形態家」。第六個說明就是對作為意識形態家的蒲魯東的研究成果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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