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中的兩次「暗殺風潮」，汪精衛竟然也曾是熱血刺客？

遊俠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不絕如縷。沿至近代，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國人對遊俠精神大加揄揚，持以為拯救國家之利器。如有時人指出，中國當時境況實儒者之咎，「俠者儒之反」，「十八世紀以來，我中國而有俠也，其無今日矣」，「共和主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遊俠主義不能擔負之」，主張以遊俠主義重「鑄吾國民之魂」。受此思想影響，一些革命黨人身體力行，往往以古之遊俠自任。

同盟會會員合照

與傳統因子相比，外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可能更為顯豁。20世紀初隨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廣泛傳入，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行動引起革命黨人高度關注，為他們所「歆羨」所「崇拜」。從虛無黨人的事迹中，革命黨人認識到暗殺「其法也簡捷，而其收效也神速」，紛紛鼓吹並效仿，意欲在中國「全部盡發泄」暗殺之「潛勢」，「開二十世紀之新天地」。整個20世紀頭10年間，宣揚爆裂彈「簡易可行而恆能操勝」之文章，連篇累牘地見諸革命黨人舉辦的各色報刊中，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暗殺思想的傳播。

黃興等留日革命志士

「俄國的民粹主義、歐美的無政府主義，結合了中國傳統荊軻之匕、力士之椎的俠客榜樣，個人的英雄行動便立刻呈現。」自1900年始，革命黨人先後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上海暗殺團、北方暗殺團、同盟會東京總部暗殺團、支那暗殺團、成記洋貨店、北京暗殺團、天津暗殺團等多個專職暗殺的秘密團體，領導與指揮暗殺行動，其中並不時閃現女子隊員的身影。在革命黨人前赴後繼之下，暗殺之風前後兩次臻於高潮。第一次是1904至1905年。受拒俄運動促發，留日學生反清革命運動蓬勃興起，暗殺行動隨之展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甲辰三暗殺案與吳樾炸五大臣案。第二次為1908年以後，特別是1910至1912年間。1908年以後革命起義一敗再敗，部分革命黨人或為提振士氣，或為宣洩憤懣，發動過多起暗殺行動，如汪精衛謀刺攝政王、溫生才擊刺孚琦等。而從暗殺事件發生地看，「以廣州、北京為最多，因為廣東是革命黨活躍之地，而北京則為清廷權貴政要集聚所在」。

叛國投敵的中年汪精衛

除一般革命黨人外，孫中山孫中山、黃興黃興等革命領袖也頗受暗殺之風的裹挾。總體上看，孫中山將暗殺定位為革命的輔助手段，對暗殺「不為絕對之主張」，贊成「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的暗殺，反對「阻我他種運動之進行」，及「敵之勢力未破……而我以黨人之良搏之，其代價實不相當」的暗殺。

（李金強等：《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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