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聰：不要用風水附會中軸線

原標題：李孝聰：不要用風水附會中軸線

【編者按】現代化的表現之一是城市化，可是，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遇到越來越多的困惑，路越修越寬，可是越來越堵；城市的擴張，幾乎都是攤大餅的圈層式；城市中軸線變成了交通幹道……古代社會是如何進行城市規劃的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兼職教授李孝聰先生長期從事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最新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一書，他認為城市是文化與制度在空間上的一個表現形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應該給予必要的人文關懷。

李孝聰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北京城的空間設計有著名的中軸線，以體現皇權作為宇宙中樞的至高無上，那麼其他的歷史名城，尤其是作為帝都而建的，也有類似的設計原則嗎？

李孝聰：現在都喜歡找中軸線，找得越早越好。研究城市要做實地考察，還要了解中國歷代王朝的制度。實地考察研究城市的選址，不僅要研究城址的地貌，還要了解城市的形制，怎麼開門，街道在哪，這是跟中國歷代王朝不同時期的制度密切相關的。

最早，先秦時期的城和郭是兩回事，城與市也是兩回事。城是由城牆圍合成有形的東西，市就是市場，市場是為城服務的。像歐洲，城有一個城堡，在一個非常高的很完備的城牆裡。不管是王侯還是主教都在裡面。為他們服務的人員如工匠等都在外面，從事買賣，稱作市。這兩個合起來是城市（城堡叫castle，德文叫Burg，外面是它的city）。古代中國也是這樣的。

比如春秋戰國的時候，趙國的王生活在趙王城裡面，齊國臨淄裡面也有個王城，這個城一定是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楊寬先生曾經想找出一種方位的規律來，但是因為他不太懂地理，所以完全從制度上研究。我是把制度跟地理條件結合起來。如果這個城市西邊高，那它的王城，像趙都邯鄲，王城一定在西邊。如果換作臨淄，它的南面是魯中山地，南邊高，那麼它的王城就在西南隅，它的市在王城的北面坡下，王城有居高臨下的視角。再譬如魯都曲阜，是平地，那麼王城就在正中間，中間有座山丘。

中國自古就是這樣的，最初沒有什麼軸線，宮殿在北方的朝向，不是受到宗教的影響。從二里頭到商周時期的城址，最初是以祭祀建築為主，所以現在發掘的都是大的祭祀的宮殿基址。這些宮殿，考古發掘發現它的門都是朝南開的，背後是不開門的，是坐北朝南的房子，而不是東西向的或者朝其他方向的，更不會門朝北背過來。為什麼呢？冬天冷風從北面刮過來，陽光、採光最好的是朝南的。到了東漢以後可能演化為風水觀，所以，最初是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順應。

祭祀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的，獲得了大量財富的群體，比如奴隸主、酋長或者貴族也好，他們的房子也是坐北朝南的。逐漸演化到王國時期，王宮也會是坐北朝南的。這是人類對環境的適應決定了建築的方位取向，然後升華到上層建築就是面南而王。這個「面南而王」是根據它的宮殿建築是坐北朝南的，所以臉是朝南的，就是王。臉朝著北，面北，就是投降。這是一套從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導致的建築的形制，再升華到觀念上的禮制（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形製做一個意識形態的解釋）。最後，形成了《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的原則。後世的城市建設都含有一個禮制的安排。

當初的城和郭是兩個東西套疊在一起，古人還有一句話叫：「有先君之廟為都。」就是說在城裡有祭祀祖宗的宗廟建築，就可以做都城。如果僅僅是一個貴族的采邑，沒有先君之廟，那麼這就是邑。都邑現在是一個名詞。都，就是現在所說的首都，必須有先君之廟。邑再大而沒有祭祀先君之廟也不能稱為都。「先君之廟」就是現在北京的太廟，祭祀祖先的宮殿建築。古代王朝都城裡的國家祭祀主要有兩個建築，一個是祭祀君王祖先的處所，即宗廟（太廟）；另外，作為一個農業國家，要以土地（社）和農業（稷）為代表建造社稷壇，以作祭祀國家之所。所以，在都城裡就形成了必須要有的兩個禮制建築，一個是祭祀祖先的太廟，一個是代表國家的社稷壇。這跟儒家經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社稷壇

中國早期都城的宮城和外郭最初是沒有軸線的。發展到了秦的咸陽和西漢的長安，首先建「宮」，咸陽城現在還不能復原出它的地圖，但是漢長安城能復原。漢長安城是先造「長樂宮」、「未央宮」，漢高祖利用了秦咸陽宮的一部分，然後經過了漢文帝、漢景帝，到武帝的時候發現宮殿不安全，才築城牆圍起來了。現在很多人講風水，說漢長安城缺個角啊，其實地形就是如此，渭河就是從長安城西南向東北流過去的，不是預先設計的。什麼天象六合，都是後來人附會的，最初並沒有設計理念。這樣一種情況下，就很難在漢長安城找到一個統一的中軸線。為什麼南邊突出一塊，因為這裡是一個高地。這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啟示呢？在周、秦、漢的時候，都城中軸線的意識還沒有形成，一直到東漢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個意識。東漢都城洛陽是兩宮制。南邊的宮殿是為上朝的朝殿，北面的宮殿是皇帝生活的寢殿，也就是外朝和內宮，內外有別。哪有什麼軸線？也就是說，在兩宮制的都城形制中，中軸線還沒有出現。

一直到曹魏鄴城的時候，把南北兩宮變成了東西並列的兩組宮殿群，中間一組是外朝的宮殿，東邊一組是內朝殿和後宮。這時候產生了兩條南北建築軸線，中軸線的雛形開始有了，而且職能建築按照軸線對稱排列。這個都城建築形制影響到後世，短暫的西晉，北魏、北齊、北周。北魏的時候利用了東漢洛陽城的宮殿，廢了南宮，保留北宮，變成一個宮殿。然後，在宮殿南門外形成一條南北直街，兩側配置中央官署。太廟和社稷壇也擺在南端左右兩側。當時這樣一種設計，對後世影響很大。中軸線從北魏洛陽開始，而北魏洛陽是學了三國時候的曹魏鄴城。再後這個設計形制又影響到了東魏、北齊的鄴南城。北齊的時候，鄴城建築往南面擴大，把宮城放在中間，向南設計一條城市中軸線，沿著中軸線兩側配置中央官署、宗廟和社稷壇。這種設計顯然是參仿北魏都城洛陽的形制。

中軸線

真正出現中軸線，有意識地規劃設計是隋煬帝，就是長安。以往的都城因為受到了舊城址的影響，制約了它。當你在一個平地重做的時候，完全是一張白紙，可以按照《周禮》原來有的模式做，可以重新規劃和設計。元大都就是北京，元大都的設計者劉秉忠是在平地上按照《周禮·考工記》的制度和中原長安城的制度，模仿了拿過來的。所以中軸線這件事不能推得太遠，只能上溯到曹魏的鄴城，完成於北魏的洛陽城。

中軸線的原則是從北魏洛陽開始的，中軸線兩側配置中央官署。這個時候在中原就形成了一些觀念性的東西，不好用風水來解釋，但是它這種觀念是有了。比如說文官配在哪一側，武官配在哪一側，然後怎麼安置。一方面是有了這個觀念，一方面是適應了上朝時候的需要。譬如北京上朝的時候從哪個門進去都是有安排的，不可能天天走天安門，平時是從東華門進去。明代可以說左文右武，這種概念性的文化的形態已經出現了，但是它一開始是從制度開始的。然後把太廟和社稷壇放在軸線的兩側，東面是祖廟，西面是社稷壇。一直到明代永樂帝再改造的時候挪到了天安門、午門的東西兩側，就是今天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這就是中軸線的起源和發展。

中軸線不是一條主要的交通線，它是代表坐北朝南、面南而王的理念。長安城北面的終點是太極殿。它背後不開門的，北門（玄武門）後面都是御林軍在守候，這也是跟北魏洛陽學來設計的。然後是元代，它們的營帳都在後面、北面，那條軸線越長，越顯示都城的博大和至高無上。然後對稱地配置中央官署。這是中庸的想法，因為沒有軸線城市不穩。看外國城市，巴黎也有軸線，巴黎的軸線就是盧浮宮沿著塞納河的那條軸。沒有軸線的城市是不穩定的，像羅馬是七個丘。還要看重要的王室生活的地方，比如法國凡爾賽、奧地利美泉宮，都是在高高的山上的一座大宮殿，從上往下，是按照幾何設計的噴泉、大道、花圃。這個軸線是很典型的，和中國的不一樣，它不是南北朝向的，它將就這個山，這個山是東南向的，那麼軸線就是從西北向東南的一條線。但是，這個軸線是文化的象徵，是文化和制度表現在空間上的一個形態。這個制度給我們城市奠定了一個T字形傳統形態。一般的城市衙署，前面是一條像長安街一樣的橫街，正對著是一條縱街，這也是一個T字形，城市就很穩定。我用這個方法去找，海南的定安縣或者儋州，可以找到殘存的城牆，我發現了一條直街，一條橫街，交會的地方是儋州鎮政府，古代衙署、今天的政府都在這個地方。

巴黎的軸線

澎湃新聞：隋唐的城市空間設計，採用封閉式的里坊制，這是中國傳統的特色，還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形成的？

李孝聰：坊市制在隋唐始盛，源頭在北魏，從平城到洛陽，城市內出現封閉的里坊。這時馬背上的民族進入中原，需要定居，要平均分配營造住宅的土地，要落戶，要有戶籍，不能沒有規則。先是鮮卑人從北魏平城到洛陽，然後影響到唐代長安，還可以想到元大都。元大都的時候，設計的是每座城門大街之間平行地安排二十二條小的衚衕，都是等距離的。這個時候沒有用坊牆來隔出一個個街區。但是，作為馬背上的民族落居城市，還是採取平均分配宅基地的辦法。

元代遷居大都時曾頒布用地規定：「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製以地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這個詔令的意思是平均分配宅基地，建造規模相同的宅院。這就使得元大都保持一個非常規整的容貌，就是小衚衕里只能建造三進的四合院。因為你如果建第四進就跨到另一個衚衕了。

我在2004年到蒙古訪問，當時蒙古草原草場退化，很多牧民失去了草場，放牧已經資不抵債了，就遷到首都烏蘭巴托周圍來住。蒙古政府就在烏蘭巴托的郊區，用木板圍起同樣大小的院落，相當於四合院。一排一排的住居之間設有狹窄通道，儼然是元大都衚衕院落的翻版。巷子的蒙古語就叫衚衕。這說明，草原游牧民族進入定居的時候，要編戶齊民，就必須平均分配蓋房子的土地。里坊制就是這樣形成的。清朝入關以後，北京城內的八旗駐防，也是平均分配住房。這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個過程，就是當你是在草原上馳騁的民族時，是沒有戶籍的。但是當要定居、要編戶的時候，一是要平均分配土地，蓋同樣的房子，便於管理。第二，要把他們的身份跟原有的那些從事貿易、商業的人分開。在《北齊書》里有記載。不能混合在一起，身份要有別，不能住在一起。那麼採用什麼辦法呢？造牆就能解決。所以封閉的坊市制是這麼來的。

北京衚衕風景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曾談到封閉的里坊制對經濟的發展有限制，可是隋唐的長安城以繁華著稱，這是因為經濟發達，還是僅僅由於它們是國家的政治中心，資源高度集中造成的？

李孝聰：坊市制實際上影響了城市的商業發展。因為它不是有機的自然的發展，是人為的限制。所以，唐前期所謂的經濟繁榮，那是因為全國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到長安。東西市百貨集中，胡商都沿著絲綢之路過來，其他城市都很蕭條，你一個都城獨大。大家老用一個詞「揚一益二」，揚州第一，成都第二。這是宋朝人記載回憶唐朝最繁榮的城市，這種現象不會出現在唐前期，只能出現在唐代中後期。唐前期國家初定，然後制度要整齊劃一，大家要讓都城繁榮起來，地方不能坐大。什麼時候地方坐大？揚州和成都富比京城，中央的勢力管不了你了，那是安史之亂以後。

坊牆制度在隋唐的時候，法律規定，臨街不許開門，不許開鋪面房，晚上得宵禁，趕緊回家，一敲鼓不能還在外面閑逛。所以唐代的小說筆記經常講公子哥到外面去吃喝玩樂，玩到晚上回不了家，躲在橋底下，上面有巡邏的，翻牆啊。這是唐前期的現象。這個現象會制約城市的發展，必須要打破它。所以，有很多違禁受到處罰的律令，比如房子把街道佔了，臨街開門了。一直到五代還是這樣。唐代坊市制一直要到唐後期、北宋才解體。宋太祖下了一道敕令，就是晚上取消了宵禁，到三更天都不用回家。夜市就出來了，這些都開放了。北宋京城的市場已經不是固定的兩個東市、西市，而是商業街了。你不能再控制它了。到了北宋的時候，因為都城在開封，利用一個舊的汴州節度使的城。宋朝又不是馬背上的民族打進來的，不可能再平均分配宅基地，必須適應社會發展。你要繁榮，那麼開封城就都是商業街。

唐長安城示意圖

為什麼北京東單、東四、西單、西四那麼繁榮？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下了命令允許老百姓自己做生意，允許在街邊自己擺攤開門面，誰也不敢。當時北京市市政府規定，你們家在這，你不開店你就搬走。結果一夜之間街道兩邊全開店了。中國王朝時期中央集權的政令特彆強，只有這個命令下了，老百姓才敢臨街開店，城市就繁榮起來了。所以唐朝最初的繁榮就是資源集中在一起而已，中央衰落了，地方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

澎湃新聞：唐宋以來城市從封閉的里坊制向開放式街巷制形態轉變，是「唐宋變革論」的立論基礎之一，這種變化對傳統禮制是很大的衝擊。對於城市的發展和繁榮，一方面是經濟發展所致，另一方面是不是給城市的管理也帶來很多新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

李孝聰：變革的基礎就是因為封閉的坊市制違背了城市自然發展的規律。它到最後必然被打破。

對於城市的發展和繁榮，必須要在制度上有突破，有一個新的政令出來，就像宋太祖的政令。沒有那個政令就一直都不可能。後唐李存勖的時候還在下令嚴備盜火，夜裡不許行走。到了北宋初，說開封府京城夜市三鼓以來不得禁，可以到外面去喝酒。消費了才能繁榮，所以必須要有制度保證。

中國現在為什麼城市管理有很多問題，沒有制度的保證就不行。現在城管老是跟老百姓頂起來。城管還在想唐朝坊市制，老百姓做買賣限制在固定在區域里，那麼城市的繁榮受限制，做生意不方便。你可以規定他在什麼地方，在一個街道或者幾個街道裡面設一個地兒做買賣，只要不影響交通。我住在五道口邊上，那裡的城管一來，小販都夾著包、推著車到小夾道里等著，城管一走再出來。

北京五道口

澎湃新聞：您曾指出，明清城市建設出現過分追求向傳統禮制的復歸，力求城市建設的統一性，這主要是指大城市還是也包括了一般城市？這種復歸是否意味著在傳統中國的行政控制下，經濟的發展始終無法對抗超經濟的力量？還是說，這種復歸與經濟無關？

李孝聰：明清城市建設出現過分追求向傳統禮制的復歸，力求城市建設的統一性，這是一個總結。中國王朝是個等級社會，都城有三重城牆，宮城、皇城、外郭。再下面有府，府下面可能有直隸州，州下面有縣。三個等級不可能都那麼一致。府城可能駐兵五千，州城可能駐三千，縣城可能一千。還有衛所，千戶所、百戶所，小城裡就一百戶，駐兵就有一千。拿什麼來限制它。城的面積，城圈的大小，就是周長。一開始築城不是為了做生意，軍隊當然要跟老百姓在一起了。軍民是一家，你要保護他。最容易做的城，是打直線，方方正正的。拿漢代、明代的軍城和羅馬軍城比，一模一樣。我們看西北或者北京的軍屯、村子也是這樣的，一排一排的營房，現代農民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就是營房的形制，中間連著條直街，你也可以叫做中軸線。然後是個方方正正的圍牆。現在留下的城基本都是明代和清朝的，你會發現一個特點，一座城一般有一條十字街，中間是鐘鼓樓，西安、蘭州、張掖都留下了。一座四方的城，中間是鼓樓。這是為城市報時，同時又是一個居高的瞭望塔。

西安鐘樓

我是受到了西方城市的啟示，認為這是傳統禮制的復歸，西方十五世紀末文藝復興，相當於明朝中葉。文藝復興就是要恢復希臘羅馬時期的人文主義的精神，它的城市的規劃是把市場、市政廳、城牆按照幾何圖形來設計。中國明朝的時候建軍城，必須有一個指導思想和制度的引導。它按《周禮》的規劃，所以有一個禮制復歸的舉措，這是我下的定義。城市裡頭有一個丁字街，丁字街的中心是府衙、州衙、縣衙。又建城隍廟，是城的保護神，有商業街，不叫市坊。官紳在哪個地方住，匠戶在哪兒住，有規定，但是這個規定不按規律走。比如說市場是城門通衢的地方形成了商業街，邊上有很多牛市、馬市等，都靠著商業街。比較高的地方，環境好一點的，都是官紳住的地方。衙門基本在城市的北側，因為衙門建築還要坐北朝南，如果建在城市南側裡邊，一出門就是城牆了。這個規律我用了一句話：向禮制的復歸。它肯定是有規劃的，而不是隨意地建。這個復歸當然意味著行政的控制，特別是等級制度下的治所城市，軍城也是這樣。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王朝在規劃城市建設的時候不考慮經濟功能。如果是那樣的話，本來中國城市在宋代是完全可以走向一個歐洲那樣發展的道路。但是它被蒙古打斷了。明朝再回來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商業，為什麼要修長城，為什麼要海禁，統統都是為了鞏固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必須是軍事和政治性的城市。什麼時候中國城市才能走向真正的商業？鴉片戰爭後，被迫改變，上海是最明顯的。中國內地城市更晚一個時段了。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小農經濟，商業始終是末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真正的商業化城市，只有到了清朝的時候，才有了四個鎮：景德鎮、漢口鎮、朱仙鎮、佛山鎮，但是鎮無法納入行政體制，它是由於貨物的轉運發展起來的。算是自然的發展，但是發展得很晚。

溫莎城堡

澎湃新聞：中國歷史上很多城市的興衰都引人注目（如洛陽、開封、揚州），其興衰主要是由於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您能否舉具體的事例說明？

李孝聰：比如長安，長安的衰落不是什麼自然災害，就是因為都城不在了。都城先搬到開封，又到了南京，最後再到北京。都城不在了，它的首位地位下降了。但是對這個城市來講，它作為西北地區的中心城市，地位還是很高的。談它的衰落，不能光從經濟考慮。政治地位下降，不是衰落，經濟上講，首都經濟最繁榮。長安不再是首都，城圈都小了。但它本身還是繁榮的。

揚州的繁榮得益於運河。運河阻塞、鐵路開通以後，它必然要讓位。最簡單的例子，張家口有個地方懷安縣，老城還在，但是縣政府已經搬走了。因為民國的時候，從北平到大同的鐵路修通以後，不走懷安，懷安就衰落了。懷安曾是一個很大的衛城，當時有五千多軍隊守在那，到了解放的時候縣政府就搬走了。我在飛機上看到這麼大一個城，方方正正的，一棟樓房都沒有，就是一排排的平房。懷安是唐朝就有的城了，明朝是懷安衛，那就很大了，衛相當於府。政府早就搬走了，成了一個鄉鎮，很大的空空蕩蕩的鄉鎮，這就是很典型的。

開封的衰落有兩種原因，一個是自然災害，黃河淹了好幾次，更重要的是它原來是都城，不做都城了，地位下降了。到了民國的時候還可以，它是河南省省會；到了解放以後，省會變成鄭州了。原來鄭州是個小縣城。開封就下來了。

所以城市的興衰我覺得要注意幾個原因，一個是在中國，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經濟原因。政治原因會引起經濟的變化。西方城市是政治依附經濟，中國是經濟依附政治。再一個，城市衰落特別是廢棄了，跟自然環境有關係。比如地震、水害，如果沒有大的自然災害，不會完全廢棄。所以你想提升一個城市，你可以在政治上賦予它一個什麼地位，它就起來了。現在深圳地位不及廣州，但是經濟已經跟廣州不相上下，如果把深圳作為直轄市，或者政治上給它提高行政級別，就起來了。

西安古城牆：永寧門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現在很多城市的規劃除了大拆大建，就是攤大餅式擴張，引人詬病，城市空間的拓展如何才能既適合經濟發展，又尊重文化傳統？

李孝聰：瑞典大使來北京的時候很傷感，以前他作為留學生待過北京，但是現在覺得北京不像以前那樣了。其實不光是北京，中國的城市千篇一律。我們真正學城市規劃的，要麼從日本，要麼從美國，最早從法國學的。人家在那學的時候，知道要把幾千年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城市的風貌、結構保護下來。可是規劃不是這些人在做。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在大同，城市保護的意識跟我們不一樣。把老百姓全遷走，把房子全拆了，按原來的樣子重新蓋起來。樣子倒是挺好看，但都不是真的，而且沒人住。北京如果把四合院保護了，不讓老百姓住，那就完蛋了。懂建築的人所關心的是單體建築的保護。比如北京的一個王府，原來的政協禮堂。政協要蓋大禮堂，要蓋樓房。不怕，搬到密雲給你們原樣蓋起來。王府為什麼是王府，是因為在京城，是跟它的周圍的街道配套的，不是單造一個建築就完事的。我去過一次徽州，也是遇到了同濟大學搞建築的，他們說是要保護古建築，不過是把建築搬到一個地方重新蓋起來就完了。那老百姓和徽州的民居有什麼關係。不成了個展覽了嗎？民居要有人在那生活，所以不能亂拆。

攤大餅是中國人的一個想法。什麼叫中國，天下之中。北京中心就是天安門廣場，所以北京有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思維觀念。蘇聯人過去五十年代是修衛星城，但是在中國這種很頑固的想法下，衛星城是弄不成的。中國人就是攤大餅，城市中心，然後一圈一圈的圈層結構。為什麼？這是井田制啊，同心圓嘛。原來中國古代社會首都叫京畿地區，又稱畿輔，然後是五服，五百里一服。城市也是這樣的。所以上海有內環、中環、外環，武漢也有，哪兒都是這樣。我就沒見過外國搞這個的，連北京的地鐵都這樣。有必要嗎？羅馬、首爾的地鐵都是放射狀的。

北京城周圍有幾個很著名的睡城，比如望京將近三十萬人口，天通苑也三十多萬人。當初蘇聯人做衛星城市，裡面配套是很齊全的。有居住區、有商業區、有政府辦公、有工廠，但是我們覺得他失敗了。因為中國人重土難遷，不去。衛星城的想法做不成了，現在變成了一個攤大餅的，大城市周圍有幾個城市居民區。等於主城住宅區，一住就幾十萬人口，相當於外國一個城市了，在這個區里沒有配套的設施。上班還要到城裡來，它就是一個睡城，sleeping town。望京就是這樣的，天通苑是最可怕的。住在那的人在家樂福、沃爾瑪買東西交錢要排一個小時隊，都在那擠著等。

北京「睡城」天通苑地鐵站入口

澎湃新聞：古代城市的寺廟有宗教文化的作用，在設計的時候會考慮到廟宇這樣的宗教場所因素嗎？

李孝聰：中國的廟有兩種，一種是官方敕建的，比如城隍廟，或者官方敕建的關公廟，或者地方的一個神的廟。還有一種是代表國家的一些壇，比如風神廟、雷壇、龍王廟。官方祭祀的這種廟叫官方敕建的。它一般建在規定的地方，比如雷神廟一般建在西北，或者什麼廟在東南，觀音廟在什麼地方。然後還有敕建的寺院或者道觀。這些敕建的官方會管理，比如僧正司和道正司，管佛教和道教的兩個司，這些都歸它管。衚衕里、街道里的小廟，有可能是當地的居民自己建的，因為有些地方是兩條道路交會的地方，人家不喜歡住在這兒，那麼這塊地幹什麼呢？古代沒有公園、廣場這個概念，只有宮廷廣場和衙前街這種廣場。這個道路交會的地方老百姓可能就建一個小廟，比如五聖祠，什麼都供。

這些廟幹什麼呢？第一，附近幾條街巷衚衕都到這裡燒香。中國人是沒有什麼宗教意識的，什麼都要拜，石頭、樹洞也拜。而且你在佛教的寺廟裡可以看到關帝廟，道觀里也可能有彌勒佛，中國的儒、釋、道不很排外。所以中國的寺廟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在城市裡面，它是一個共享空間，英文叫public space，公共空間。元、明以前，居民的院子就是自己的，街坊之間不怎麼串門的。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能讓老百姓亂串門的，串門只能到寺院里。大家都可以去，見面、聊天什麼的。

這就使我們想到了羅馬帝國時期的羅馬城，那裡有一千多個噴泉，好幾百個浴室。不是說羅馬人多麼愛乾淨，它是熱，要把泉水引進來，所以有噴泉。噴泉是一個城市景觀，大家可以圍著噴泉休憩。浴室就是一個公共場所，即使身份有差別，進了澡堂子大家都一樣了。這就是公共空間。大家交往可以到廟裡。這是在當時專制王朝體制下的城市社會的補償，自己展現出一個官府允許的公共空間。你不可能建一個茶館，大家在裡面談國事，也不可能弄一個廣場。建一座廟，大家在那裡祭祀，還可以溝通情感。北京城每條衚衕都有廟，除非是特別小的衚衕，但是它連著別的衚衕有廟。比如以兩個人聊天的地方為原點，一百米之內畫個圈，就能找到廟。

本文源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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