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智 | 趙汀陽：將要來臨的世界政治
原標題：愛智 | 趙汀陽：將要來臨的世界政治
愛智 | 趙汀陽：中國的信仰就是中國本身
1.從世界問題開始的政治
哀公問孔子：「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中文裡政治意味著「擺正各種事情」或者說「正當地做各種事情」，孔子謂「政者正也」，便是此意。這與古希臘把政治看作是城邦公共生活，雖非互相矛盾的政治觀念，但也是明顯有別的政治思路。更早的《尚書》開篇第一章便聲稱政治最重要的目標是「協和萬邦」，這更是顯然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思維。希臘和古中國開創並代表著兩種不同政治導向或追求的政治道路。希臘城邦開始了國家政治，而中國的天下體系則開創了世界政治。城邦政治比較容易理解，它由早期社會共同體自然而然演變而來。但在人類文明初期，中國就以世界問題作為政治出發點而創造了世界政治，這就有些不同尋常。對於古代社會而言，世界政治似乎過於前衛，事實上至今仍然很前衛。可是，在古代中國，世界政治確實出現了。
創製天下體系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當時周部族經過一次成功的軍事冒險，創立了歷時八百年的周朝。這是一次政治革命，而非尋常歷史事件，它創製了天下體系，於是，中國的政治從世界問題開始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那時商朝作為華夏部族盟主已有數百年，商紂王性格暴戾，殺伐無度，「小邦周」在數個部族支持下，奇蹟般地打敗了商朝的軍隊而成了新盟主。但是周很快意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治理問題：如何以小部族去領導所有部族，而且其中許多部族的人口或勢力比周人強大。當時，中國存在約一千個在文化、民族乃至種族上各異的部族，而周部族的人口不滿七萬，與那些人口更多的部族相比，特別是超過百萬人口的商部族相比，周部族人口規模顯然很小。正是這個以小治大、以一治多的問題，使周必須放棄武力統治的傳統模式而發明一種無論多少部族無論多大地域都能夠納入統治的普遍制度，於是，世界政治（而非國家政治或地方政治）成了中國政治的首要問題。周朝諸賢特別是周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世界政治思想。簡言之，核心原則如下：（1）解決世界政治問題的成功辦法必須求諸一種普遍認可的世界制度，而非依賴武力；（2）若這種世界制度能使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都得到好處，能夠促進世界公善，那麼它在政治上就是正義的；（3）若這種世界制度能帶來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間的和諧，那麼它就能長治久安。於是周朝用「天下」觀念創製了一種世界制度，它在理論上不僅包括中國而且包括整個世界。
作為一個網路型的政治世界，天下的核心思想就是用家庭方式（family-ship）來建構世界，使世界成為所有人的家。有個古代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很能表現中國人的天下胸懷:荊國有人丟了弓卻不肯去找回來,他解釋說:「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聽說後評論說：要是去掉「荊」字就正確了。老子聽說後進一步評論說:要是再去掉「人」字就完全正確了。這種「天下無外」（inclusion of all）的精神原則，正是天下政治的第一原則。
2.兩種初始狀態：霍布斯與荀子
「初始狀態」（original situation）被認為是求解政治問題的一個實驗性環境。在各種初始狀態的設計方案中，最出名的可能是霍布斯、荀子、羅爾斯和艾克斯羅德(Axelrod) 。羅爾斯和艾克斯羅德方案依賴太多的非現實條件，雖然有趣，但卻削弱了其對政治解釋的真實性。這裡主要討論霍布斯和荀子。
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一種充滿「持續恐懼和暴力死亡的危險」狀態，一種沒有信任、沒有社會、沒有文化的狀態，「人的生存是孤獨，貧困，卑鄙，粗野，短命的」，因為自私的人性只尋求個體利益和安全。霍布斯理論的最重要一點在於它涵蓋了任何可能的生存中最壞的可能，因此能解釋所有衝突。而他唯一的錯誤就在於這種孤獨自主個體的觀念，這個假設降低了人性的複雜性，從而誤導了政治理解。
荀子基於不同於霍布斯的預設討論了初始狀態。荀子認為，「群」（社會共同體）是任何個體生存的先決條件，因此合作先於衝突，但也正是因為合作而造成衝突。荀子說：「人生不能無群」，但人慾的增長大於物品生產，而分配不公導致衝突，「群而無分則爭」。這是個荀子悖論：生存就必須合作，但合作就導致衝突。這種思想比霍布斯有著更深刻的見識。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將導致政府統治的出現，但事實上並不存在決定這一演變的必然根據，衝突不能推出必然的合作。這種困難在荀子理論中不存在。
荀子與霍布斯都提出了關於初始狀態的最好理論。荀子更好地解釋了社會內部的衝突和國家政治，而霍布斯更好地解釋了無政府狀態或國際政治。
3.三種政治：國家政治，國際政治，世界政治
當今世界遺忘了曾經作為一種試驗性體系得到實施的「世界政治」。若干世紀以來，由於西方的成功，政治史是在西方框架下寫出來的。城邦政治發明了國家政治，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發展了「民族—國家」所定義的國家政治以及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國際政治」。在國際政治中，霍布斯式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使得謀求均勢幾乎成了唯一有意義的策略。除非能夠改變政治遊戲本身，否則沒有辦法也沒有希望通過策略改進去逃脫國際政治的囚徒困境，因為國際政治的困難是個「存在論問題」而不是策略改進的問題。
全球化正是一種存在論條件的變化，它將催生一種新政治。這種新政治就是正逐步取代國際政治並且改造國家政治的世界政治，它將把世界當作整體問題來處理，產生一種確立世界公共權力並關照共同福祉的世界政治制度。不過，當今全球治理之主題似乎被誤導了。由於把「全球性」錯誤理解成「跨國性」或稍複雜的國家間性，全球治理就仍然在國際政治的框架中被解釋，儘管名義上是全球的，無非是試圖以更多國際組織和更多的多邊合作來解決跨國問題。以國際思維去解決全球問題無異於緣木求魚。大量的跨國公司、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確實正在不斷削弱民族—國家體系，但是這些政治組織事實上試圖成為獨立於並最終取代民族—國家的新政治權力。這些跨國組織非但不會有益於世界，反而只會像民族—國家一樣追求各自私利，跨國權力體可能會破壞民族—國家體系，但不可能帶來一個天下人共享的世界，相反，它們會以不同於民族—國家的方式去重新瓜分世界，讓世界形成新的分裂。跨國性不同於國際性，但卻是國際性的扭曲表現形式。民族-國家至少還關注本地利益，而跨國權力體只關注組織自身利益。不管國際性還是跨國性都不足以促進全球治理。
認真考慮世界政治正當其時。國際政治思維，維護自私的利益團體和權力體，以均勢製造衝突，對成長國家施加制裁，最終會毀掉世界。世界政治可以超越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如老子所說，世界政治是「以天下觀天下」，這意味著政治目標的改變。世界政治作為一種「政治轉向」（political turn），將超越國家—國際的兩維思想，而以國家—國際—世界的三維思想去重構政治框架。
４.世界政治的四種資源
亞歷山大?溫特認為存在三種國際政治觀念：眼中只見衝突或戰爭的霍布斯文化，以競爭替代戰爭的洛克文化，與朋友建立同盟的康德文化。溫特強烈支持把康德文化作為解決政治衝突的方法。或許康德文化能緩解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緊張局勢，但遠未能夠達到世界和平。估計溫特並不知道中國的天下文化。我們發現，對於世界政治，至少有四種思想資源：羅馬帝國、基督教普世主義、康德和平主義和天下。
羅馬帝國創製了萬民法，從而確立了其世界性。毫無疑問，這種萬民法作為世界政治存在的必要條件，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遺產。萬民法雖然具有一視同仁的正義性，但仍然無法創造世界和平和普遍合作；基督教普世主義力圖以獨斷的文化單邊主義去一統世界，這種無視他者文化價值的精神推廣不僅破壞文化的生態多樣性，而且也不可能獲得各種文化的同意和支持，強加於人的價值觀並不具有普世性，它解決不了他者之心（the other heart）的問題；作為一位最受尊敬的哲學家，康德追求永久和平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根據康德論證，唯有「自由國家聯邦」能夠確保互相尊重、信任與合作。但這個優美的方案存在一個重大困難：如何對待那些並非「自由國家」因而不是「我們一方」的其他國家？或者說，如何對待那些具有異己的政治理想、不同文化或不同價值觀的其他國家？康德無力應對「文化衝突」問題，或者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問題。尋求友邦的康德善意背後仍然是文化單邊主義。無疑，尋求朋友的康德政治比尋找敵人的霍布斯或卡爾?施密特政治要好得多，但尋求朋友並不能化敵為友。若不能化敵為友，就不可能建立世界普遍合作；中國古代的天下體系是世界治理理念的先行者，它最有可能成為世界政治的最好資源，因為其「天下無外」原則已經拒絕了敵人這一概念，並且以化敵為友作為基本策略。化敵為友並不試圖改變他者的文化，而僅僅改變與他者的關係，即創造與所有他者的和諧關係。三千年前周朝最先主張了和諧的政治，三千年後北京政府聲稱願意再次採用和諧策略。
作為共存原則的和諧觀念有著中國的哲學根據。中國形而上學的核心思想是：共存是存在的先決條件。就是說，若無與他物的共在關係，則無物能夠存在。中國哲學不斷追問的是「關係」而非「事物」。沒有一個事物能夠定義自身，每個事物都只能由關係所定義，因此，關係就是一個事物成為此物的存在論條件，所以說，存在預設共存，共存決定存在。這種哲學邏輯是和諧原則的根據。
一般的合作與和諧之間存在著似乎微小但非常重要的差別。合作的基本精神是，按照艾克斯羅德的說法，「你有活路我也有活路」（live-and-let-live），那麼，作為完美合作的和諧則意味著一種強化的合作關係「你有活路當且僅當我有活路」（live-iff-let-live），尤其是「你發達當且僅當我也發達」（ improved-iff-let-improved）。顯然，和諧策略比一般的合作更穩定也更有利共同發展。和諧的遊戲尋求的不僅僅是公平搏弈（fair play），它試圖發現高於公平的更好原則。雖然公平搏弈是任何遊戲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公平仍然不足以定義完全公正（justified）的遊戲。遊戲的公平性容易遮蔽遊戲本身的不公正，比如說，遊戲雖然按照規則而公平進行，但遊戲規則的設置卻有可能是不公正的，有可能特別有利於某些人而不利於另外的人。如果有些人事先就被規定在不利的位置上，公平的程序也無濟於事了，可見公平有可能是不正義的。和諧博弈可能是唯一能夠保證所有博弈者一致認可的遊戲。可以說，和諧高於公正和公平，因為和諧包含了公正和公平。
社會合作的最佳和諧策略是一種強化的雙贏帕累托改進：（1）對於任意兩個博弈方X、Y，和諧是一個互惠均衡，它使得，X能夠獲得屬於X的利益x，當且僅當，Y能夠獲得屬於Y的利益y，同時，X如果受損，當且僅當，Y也受損；並且（2）X獲得利益改進x+，當且僅當，Y獲得利益改進y+，反之亦然。於是，促成x+ 出現就成為Y的優選策略，因為Y為了達到y+ 就不得不承認並促成x+，反之亦然；（3）在和諧策略的互惠中所能達到的各方利益改進均優於各自獨立所能達到的利益改進，因此，和諧策略就是共同的最優選擇。簡言之，和諧策略就是要創立一種必然互惠的利益改進，它是一種比帕累托改進更優的社會狀態（在特定情況下，帕累托改進可以與和諧策略重合）。為紀念孔子對和諧理論的重要貢獻，我願意把這裡定義的和諧策略稱作「孔子改進」（Confucian improvement）。
5.對政治策略的檢驗標準
一種政策策略或好或壞，我們可以通過「普遍模仿」（universal imitation）的思維實驗去進行理性的檢驗。這種實驗很簡單。我們假定，沒有一個人是傻瓜，於是，每個人都將模仿其他人更為成功獲利的策略。一種策略經過普遍模仿，若效果事與願違而導致自我失敗，就能證明這種策略是壞策略；換句話說，一旦一個獲利策略被普遍模仿，別人的模仿形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效果而導致始作俑者自取其禍作法自斃，就證明它是個壞策略。霍布斯、洛克甚至康德策略都恐怕很難通過這種普遍模仿的檢驗，因為它們的政治邏輯都是至少拒斥了世界的某一部分，都沒有能力化敵為友，所以都不是最佳策略。唯有天下觀念能夠兼容一切多樣性，能夠兼容所有他者，並且追求和諧策略，所以是世界政治的最好底本。
原文為英文，是作者在「全球治理」2008里昂國際會議上的發言
來源：《領導者》25期
趙汀陽，男，1961年出生，廣東汕頭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大學畢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畢業。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互動知識中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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