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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路遙:永遠無悔的犧牲

我是11月17日聽到路遙去世的消息的。第一個反應是震驚,實在太令人震驚了!因為僅僅在一天之前,我還見到他並相互說了一會兒話——雖然他身體明顯地虛弱,但無論從精神還是其它方面去衡量,我都絲毫沒有感覺出他將不久於人世!

那天是星期天,上午十點左右,我和妻子專程趕到四醫大去看望他。恰好工人出版社的編輯牛志強也到了病房。牛志強和我多次通信,但幾次見面的機會卻又總是陰差陽錯地空過,所以並不認識——躺在病床上的路遙很快發現了這一點,對牛志強介紹說:「這是莫伸——」

僅此一點,便可看出他神志不僅清醒,而且敏捷。

那天,我發現與頭一次探視他相比,路遙的身體顯得不好。起碼臉色很不好——頭一次探視他時,他臉色很黃,正坐在床沿自己動手喝魚湯。而這一次臉色卻顯出一種灰黑,並且人整個兒躺在病床上,顯得沒有力氣。

我心裡很難過,一個活生生的,充滿了精力和熱情的強壯鬥士竟然被折磨成這樣!這使我不僅有一種深切的惋惜,而且有一種物傷其類的悲傷。這種酸楚的心情支配著我,以致我說不出一句話。

倒是他主動開口問我話了。他問我參加了作協最近召開的會議沒有?又告訴我,他嘴裡發苦,想努力吃幾副中藥,但吃不下去。我知道他極需要休息,不能有絲毫勞累;又擔心說話一多,引得他情緒興奮,所以只坐了五六分鐘,便起身告辭。臨走前,我妻子勸告他安心靜養,萬勿分神,他默默地用眼神表示同意。走到門口,我迴轉身,看見他從被子里伸出手掌,輕輕晃動著道別。

萬萬想不到的是,這竟是他和我們最後的道別!

路遙與莫伸

我很早就認識路遙。路遙屬於氣質相當深沉的一類人。就一般而言,他不大喜歡交際。

1980年,我在北京中國作協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那是中國作協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恢復的首期講習班,所選送的學員也都是那一時期在創作上呈現出可喜勢頭的中青年。有一天,傳達室同志通知我,說陝西有人來找我,於是匆匆跑去,才發現是路遙。

那時路遙在《延河》編輯部當小說編輯。他到北京是為組稿。我把他請進房間,問他吃飯了沒有?他擺擺手,用相當濃重的陝北口音說:「這都是閑事。你不用為我操心……我這次來是想組一些稿子。你看是不是你給周圍這些作家朋友打個招呼,請他們為《延河》寫稿。」

我答應了,又建議他和講習班的其他作家們見見面,當面約一下稿,豈不更便捷!何況比我去約也更顯出一種認真和尊重。路遙說:「我和他們不熟,算了。你代表我們約稿就可以了。你們人熟,好說話些。」

那天,他在我房間里總共坐了十幾分鐘,便匆匆離去。我多少有幾分詫異:幾乎所有的編輯,到了文講所之後都必定挨個兒拜訪一下各省來的作家。這種拜訪對鋪架今後相互交往的橋樑是太重要也太必要了。而路遙,為什麼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去呢?難道,他在北京還有其它急事?再想想,如果有其它急事,他可以先去辦理,之後再從容來文講所呀!

顯然,這不是理由。多少年之後,當我和路遙已經相當熟悉時,我才明白了,這是路遙的性格所致。

路遙外表粗獷。完全無愧稱作典型的高原漢子,但他的內心卻十分豐富和敏感。與不熟悉的人交往或攀談,於他往往是一種十分尷尬又十分不自由的束縛。因此,在許多公眾場合,他常常是一避了之。

除此而外,路遙雖然出生於陝北普通農家,從小生活非常貧困,但他的心性卻極為高強。他非常重視自己的人格價值,以致有些時候使人難以理解。如果作家與編輯之間不存在了某種「供求」關係,路遙無疑就會從容和坦然得多。而當這種「供求」關係現實地存在時,他便不可能不對此產生出一種相當複雜也相當微妙的心理——他是那樣一種人,無論在什麼環境中,也無論是為什麼事情,都從不允許自己低聲下氣,更不允許去「求」人!何況,他一直隱埋得很深又醞釀得十分堅定的一個思想是:他決不是一個只會欣賞他人作品的編輯,而是一個具有巨大力量的創造者。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在當時,他要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振翅翱翔的念頭就已經十分明確了!

毫無疑問,他的這個想法註定能夠實現。這不僅由於他有巨大的才華,而且在於他有那樣一種堅韌不拔的毅力。

路遙非常喜歡的人物是古羅馬角鬥士出身的斯巴達克斯——僅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窺見他性格中流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血液。有多少次,當他忍受著趴伏稿紙的孤獨以及生活中其它種種磨難時,他都呈現出一種異常奪目異常壯美又確實是悲劇般的性格。《平凡的世界》是他一生中寫下的最重要的著作。完成這樣一部百萬字的鴻篇巨製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和精力,而更重要的是體力。當體力也維持到一種極限時,剩下的便只有毅力了!且不論花費了多大的心血去搜集素材和完成構思,僅一稿、二稿的抄寫,就足以讓他伏案心悸。那一段時間,季節交替於他毫無關係,他日夜浸泡在稿紙上。他決不僅僅是像個苦行僧,而完完全全就是個苦行僧!

那種過度的寫作勞動從精神上帶給他的或許有一絲自豪和安慰,但從生理上卻實實在在摧毀了他。以致多年之後,每當他同我談起那一段寫作生活時,不由自主便使用了「折磨」、「殘酷」這一類字眼。為了將已經開始的創作堅持到底,他先後服用了一百多副中藥。到最後,他乾脆每天都請人把他反鎖在窯洞里。陪伴著他的除了筆和稿紙,再就是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開水和燒餅!有人告訴我,當他最後寫完《平凡的世界》初稿時,他奮然推窗,把手中的筆用力甩了出去。之後跑出院子,像餓極了的野獸般對著空曠的溝谷狂呼亂叫——我沒有問過路遙這是否屬實,但至少,從我自己的寫作體味中,我相信傳話者或許在枝節問題上有修飾和渲染,但從本質上看,這決不誇張!

路遙對創作有許多精到的理解:比如他說:「創作是自己對自己進行的戰爭!其殘酷根本不亞於真實的打仗!」

再比如他說:「要當作家,就必須學會對自己下狠心!輕輕鬆鬆就能當上作家,那作家這個職業也就一錢不值!」

路遙(右一)與莫伸(右三)、商子秦(右五)等人

攝於上世紀80年代

路遙修改《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時,曾經住在西影招待所。那些天,他天天晚上工作,直到第二天東方發亮才停筆——路遙有非常奇特的作息方式,長期以來都是夜裡活動,白天休息。他去世前曾撰寫過一篇談創作的文章,題目是《早晨從中午開始》。他的早晨確實是從中午開始的,以致每當我去他的家裡找他時,總是將時間安排在下午兩點左右。因為這正是他吃「早飯」的時候。

路遙這種奇特的作息方式幾乎盡人皆知。而當那些天我目睹了他天天晚上熬夜寫作的情狀時,縈繞在我心頭中一個難解的問題是;究竟是他為了便於進入創作狀態而主動選擇了這種作息方式,還是長期來的艱苦寫作已使他無法恢復正常的生物節奏了呢?要知道,在後來的若干年中,他即使是不動筆,也照例要熬到半夜三四點後才去睡覺!

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和路遙的交往日見頻繁,尤其是1988年,我們倆就伴兒去漢中,這段時間,我們天天泡在一起。彼此處得極好。

有一天晚上,我們閑聊天。路遙暢開心扉,告訴了我許多他人生道路上的波折與經歷,甚至生活中諸多的順心與不順心。我很吃驚,路遙是個謹言慎行的人,這種暢開心扉的交談在我與他的交往中還是頭一回。更重要的是,就在這天晚上,我知道了他在生活中絕非幸運者。他的人生煩惱比一般人只怕要更多些!

也許是鬱積心頭的一些話得以傾吐,再也許是得力於漢中朋友們的熱情安排,我們兩人的漢中之行非常愉快,以致於今年5月時,路遙又邀我一起去漢中。但由於其它事務的耽擱,我不能成行。當我告訴他不能成行的原因時,路遙默然良久。後來,他很快也打消了去漢中的念頭。

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件事。5月份,距他病重住院僅僅隔了三個月——我總感覺到,路遙的病逝不僅與他常年的過度勞累有關,並且與他相當一段時期內鬱悶的心情有關——如果我當時陪他一起去了漢中,如果漢中之行改變了他不暢的心志,他會不會突然之間就躺倒了呢?我不敢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我無法剋制自己的捫心自問。無論是從我個人失去了一位朋友兼兄長的角度,還是從文壇殞落了一顆璀璨明星的角度,我都不能不感到追悔!

作為一個作家,路遙身上有不少東西都值得我學習,但我最佩服的還是他那種深沉博大的氣質。當他認定目標並努力追求時,他不僅毅力非凡,而且能夠著眼恢宏,能夠波瀾老成、大氣大魄地向認定的目標攀登。也正由於此,陝西曆代作家中,只有他在三十多歲的青年時期,便狂飈掠卷般推出了百萬字的長篇巨制。毫不誇張地說,路遙身上的這種氣質,是一種極為難得的、成就大事業的氣質。這樣一個有可能放射出更加耀眼光彩的人早早離世,實在是文壇莫大的悲哀和莫大的損失!

凡是與路遙熟悉的人,都知道路遙個性很強,不少朋友惋惜地認為,假若他病中能安心靜養,能與醫生很好地配合,那麼他或許不會躺倒得這樣突然。我不知他病中是否真有不肯配合醫生的舉措,但他性格剛烈卻是個事實。

有一次,我在上海開會,上海《小說界》的編輯王肇岐問我,路遙是不是脾氣不好?他和路遙有過幾次接觸,對路遙的性格留下了十分鮮明的印象——路遙在事業上有極其輝煌的一面,而在日常生活中又多有不順心的時刻。如果換上另外一種性格的人,也許會自然排解,而對於執拗剛烈的他,這些不順心則無疑成了有損健康的契因。我目睹著他生活中的一些不遂心,也盡我的所能為他出過些主意和做過些排解。但生活現象太複雜也太微妙了,我無法代替他做出許多選擇,甚至無法為他減去一絲心頭的重荷。他是那樣堅定沉著,那樣不露聲色,以致直到他猝然躺倒,我才恍然發現我判斷錯誤。在他不動聲色的外表下,其實內心從未間斷過一場又一場相當殘酷的「戰爭」!假若生活的環境能更順遂些,寬鬆些,或許他不會這樣早地離開人世!——我感受到這一切卻又無力改變這一切,這使我痛心!

還是那次漢中之行,我和路遙曾應邀到一家單位吃飯。陪同我們的有漢中地區某局一位領導幹部。這位幹部年近六十,馬上面臨退休。吃飯中,他突然問路遙:「老路,咱倆誰大?」

而那一年,路遙才38歲!

緊接著一次宴飯,是在漢中黃板紙廠。開車去接我們的司機是位三十齣頭的年輕人。他的孩子與路遙的孩子年齡相差不大。孩子當時稱呼路遙:「爺爺。」

一般人與路遙相處,總感覺他比實際年齡要大。這固然與路遙氣質上的深沉有關,但也多少反映出路遙勞累過度所造成的惡果。那天,我看著路遙兩鬢上已泛出的斑斑白絲,感觸萬千。都說作家這個職業好,但如果人生能夠重來一遍,陝西這一大批至今仍活躍在文壇上卻又普遍未老先衰的中青年作家們是否還會選擇這門職業?是否還會對文學保持那種近似聖潔的、一往情深的初衷呢?

恐怕至少有一半作家們將不會再捧吃這碗飯。而我不敢斷言的是:路遙這個執拗的漢子是否也會更弦易轍?

路遙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病逝前一年中很少寫文章,鮮有的一篇文章是《追悼杜鵬程》。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在創作氣質和勞動態度方面,我和他(指杜鵬程)有許多相似之處。當他晚年重病纏身的時候,我每次看見他,就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未來。我感到,他現在的狀況也就是我未來的寫照。這是青壯年時拚命工作所導致的自然結果。但是,對某一種人來說。他一旦獻身於某種事業,就不會顧及自己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是永遠無悔的犧牲。」

好一個「永遠無悔」!

這就是路遙!

一個人清楚地看見了自己悲劇般的歸宿,卻義無反顧地繼續走自己選定的道路,這是一樁多麼撼動心魄的壯舉!每當我讀到路遙寫下的這段文字,想起路遙在病榻上仍想奮力站起的情景,便不由得潸然淚下。我說不清這是一種什麼情緒,是為他的早逝而悲傷還是其它一些什麼?但至少,在這複雜的情緒中,我存在著一種深深的感動。人生自古誰無死?面對悲劇的來臨,他能夠如此堅強,如此鎮定又如此無畏,這實在是了不起啊!

寫於1992年12月31日

原載《人民文學》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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