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的遺產

1940 年 11 月張伯倫在與腸癌的鬥爭中去世。希特勒的背信棄義和針對慕尼黑綏靖的指責令張伯倫感到心碎，這是否加劇了他的病情人們無從得知。但張伯倫恐怕永遠不會想到，自己頂著巨大壓力、押上巨大政治賭注、付出巨大心血促成的與希特勒的峰會，會給數代領導人帶來揮之不去的夢魘，使得與代表極權勢力的領導人進行峰會，成了一樁不折不扣的高風險事業。

這種夢魘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張伯倫希特勒峰會結果的誤讀產生的。對慕尼黑協定的常規解讀依然有效，那就是英法確實在一步步退讓，而且不無天真地認為慕尼黑的妥協會是最後一次，也是給和平最後一次機會。但是更為寬宏大量的解讀則表明，這次綏靖確實給英國帶來了喘息之機，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使其在未來面對戈林空軍的轟炸時處於更有利的態勢。

而在 1938 年 9 月，也即捷克蘇台德地區危機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在英國 29 個可供作戰的 29 個中隊中，只有 5 個中隊裝備了最新的颶風式戰鬥機，而且沒有一個中隊擁有 1.5 萬英尺以上的高空作戰能力。沿海的雷達預警系統僅部分完工，無線電通信原始落後，用於倫敦關鍵地帶防空不可或缺的阻攔氣球、防空火力和探照燈僅僅有三分之一就位。其他細節上存在的問題也數不勝數，比如預警人員和消防設備的短缺，還有醫護人員、救護車、醫院床位的嚴重匱乏，通過鐵路疏散民眾的方案也沒有擬定。

除了戰備不足外，讓張伯倫及其內閣更傾心和平的動機中，顯然還有對一戰慘烈後果的慘痛回憶，以及儘可能避免這一幕再度上演的決心。其實從張伯倫拿回慕尼黑協定後受到的萬民空巷的歡迎，就不難看出英國主流民意是多麼想避戰求和。而且長期為人們所忽略的一點是，面對希特勒的咆哮和恫嚇，張伯倫政府並沒有一味求和，而是劃定了武力回應的底線。應該說，是英國軟中帶硬的態度、德國國防軍高層對在 1938 年動武的反對，以及柏林民眾對希特勒發布總動員令的意興闌珊，讓希特勒在最後關頭放棄了以武力取得蘇台德地區，而接受一個雖然結果類似但多少帶有約束性質的協定。

事後看起來，是慕尼黑協定讓希特勒產生了致命的誤判。1939 年 8 月，在入侵波蘭前夕，他告訴自己的將軍們：「我們的敵人只是爬蟲，在慕尼黑我就看清了」。這一次，他將超越自己在慕尼黑時的「怯懦」，而且他相信由里賓特洛甫炮製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有效阻止英法兩國為波蘭開戰。

這自然是一次巨大的誤判，以至於希特勒反過來認為是英國人在慕尼黑故意騙了他。據說在生命的最後幾周里，希特勒深信在 1938 年 9 月就應該開戰，因為那是最後一次可以把戰爭限制在局部的機會，他覺得自己被「狡猾的資本家的代表張伯倫和他帶有迷惑性的雨傘」欺騙了。在希特勒看來，張伯倫前來和他舉行峰會的時候，心裡早就知道要和德國人打一場殘酷的戰爭，但嘴上「和我說的一切都是精心準備好的，以便能騙過我的疑心，他前來的唯一目的就是爭取時間」。

這自然也是誤判。指望在之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不斷退讓的英國政府一夕之間強硬起來是不現實的，但張伯倫最大的問題在於他真心以為退讓能夠帶來和平，由此導致他對慕尼黑協定沾沾自喜，結果永遠把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風水輪流轉。幾年之後，之前在內閣大罵張伯倫喪權辱國的丘吉爾，也因其在雅爾塔會議中的表現而被譏諷為綏靖主義者，只不過這次綏靖的對象由希特勒換成了斯大林。

其實嚴格說起來，丘吉爾和羅斯福並沒有對斯大林進行所謂的綏靖，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是在當時的情境下能夠爭取到的最好結果了。

一方面蘇德戰場確實是二戰的主戰場，直到雅爾塔會議召開時，希特勒依然把最精銳的坦克師投入到對抗蘇聯軍隊的戰線上去，而多少任由飛渡萊茵河後的盟軍部隊在西線長驅直入。因此在斯大林看來，蘇聯一方在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之後，在付出了如此多的血淚代價之後，當然有權利決定包括波蘭在內的東歐國家的命運，而且他也默認了英國在希臘的優勢地位。而且後來的資料表明，斯大林也並沒有處心積慮要從一開始就與英美打一場冷戰，而在雅爾塔上的一切承諾和姿態都是逢場作戲。事實上，斯大林確實也想儘可能地長期維繫與美英的戰時盟友關係，只不過他覺得這要在符合他的條件的基礎上進行。

另一方面，丘吉爾和羅斯福在有求於斯大林（儘早加入對日作戰，儘早釋放英美戰俘等）的前提下，也從斯大林那裡得到了不少自己想要的東西，比如對聯合國的大致認可，比如捏著鼻子同意法國作為戰勝國加入對德戰後安排等等。

如果非要說雅爾塔會議散發著類似慕尼黑會議的綏靖氣息，無非是因為斯大林不夠「周到」，居然如此公然地操縱波蘭等國的戰後政權安排，一點也沒有給丘吉爾和羅斯福留面子，而之前他們都有些一廂情願地認定，斯大林或多或少總會顧及戰時情誼並顧忌國際觀瞻，不至於那麼不留餘地。考慮到之前這兩位領袖都曾向本國媒體大肆吹噓雅爾塔的成果，這一點格外令人感到難堪，而兩國國內的競爭性政黨政治無疑又給這種情勢火上澆油。

隨著冷戰的開啟和美蘇陣營的對峙日趨尖銳，雅爾塔被當作另一個慕尼黑的污名化效應，令大國領袖間的峰會幾乎凍結了整整一個時代，直到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在維也納重啟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會談。這一次他們依然難以擺脫張伯倫的遺產和慕尼黑會議的夢魘。

肯尼迪在以微弱優勢贏得總統選舉後，對與赫魯曉夫舉行峰會的想法頗有興趣。他相信召開一場峰會有助於組織美蘇之間的冷戰競賽升級成熱戰，在峰會上相見總比在危機邊緣對峙好很多，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讓我們永不因畏懼而談判，但讓我們永不要畏懼談判」。然而與此同時，他又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長效威懾機制，如此談判才能有勝算，或者至少能避免犯張伯倫式的錯誤。早在 1940 年，在哈佛大學讀大四的肯尼迪就寫過一篇有關「慕尼黑綏靖政策」的論文，後來以《英國為什麼沉睡》的書名出版。

而美方工作人員的簡報又強化了這種傾向，簡報假設肯尼迪採取強硬的態度，將表明自己不會由人擺布，也會讓赫魯曉夫更容易被駕馭。而赫魯曉夫則信心滿滿地認為，面對稚嫩的肯尼迪，如果自己能表現地強硬起來，對方就會接受自己的意見。可以說雙方的認知都存在重要的盲點，在希特勒和張伯倫之後，世界已經全然不同，但是峰會外交中存在的心理障礙依然大體相同。

雙方各不相讓，在這種情形下會談氣氛之僵硬和充滿對抗性可想而知，而雙方也註定兩手空空無功而返。在回程的「空軍一號」上，氣氛沉默壓抑，「就像和一直在世界職業棒球大賽上打輸了的棒球隊同機返回。」在返程的第一站倫敦，肯尼迪向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大倒苦水，坦承自己吃驚於赫魯曉夫「近乎粗暴的坦率和自信」。麥克米倫感到肯尼迪明顯是被「震驚」了，在寫給女王的一封信里，麥克米倫說這讓他想起了「張伯倫試圖與希勒特進行對話的情景」。

然而歷史證明無論是麥克米倫還是赫魯曉夫都誤判了肯尼迪。人們把這次峰會比作慕尼黑會議讓肯尼迪耿耿於懷，他要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容易被嚇倒的政治領袖。不久，赫魯曉夫乃至全世界將在古巴導彈危機中見識肯尼迪的勇氣和果敢。不過不幸的是，也正是因為在維也納會議後需要證明自己並不是任人擺布的，肯尼迪越來越把越南問題當做證明美國實力的機會，從而使自己和自己的繼任者越來越難以從越南抽身。

如果說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會議上的誤判，導致他在古巴導彈問題採取了最危險的一次賭博，從而為其在國內政壇上的失敗埋下了伏筆，那麼維也納會議同樣也標誌著美國深深陷入越戰泥潭的開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