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祖輩那些母親們的生育史
張佩綸的兒子張志潛、張志沂和女兒張茂淵
導讀：20世紀之前，人類的生育史上有一句話，叫「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是由於缺乏避孕手段，高死亡率則涉及衛生醫療和公共環境。
作者：姜鳴，近代軍事史學者，著有《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等書。
一
熟悉張佩綸家族史的人，都知道他育有三子一女。與原配朱夫人生志滄、志潛，志滄早逝，無子嗣；志潛有二子：子美、子閑。與李鴻章女兒菊耦生志沂、茂淵，張志沂的女兒就是張愛玲。此外，他與邊夫人婚後沒有孩子。
在張愛玲的《對照集》里，老女僕管張志沂叫「三爺」。我向張志潛後人張恭慈先生請教張家上輩舊事時，他也把祖父的哥哥弟弟叫做「大爺爺」和「三爺爺」。但我研究張佩綸家藏信札和日記，卻發現他至少生育過十個子女，其中除一個小產之外，有五個是在一歲半以前夭折。
仔細說來，張佩綸本人27歲娶朱夫人，生過二男一女。女兒叫韻蘇，出生136天後夭折（1879年4月9日—8月22日）。 然後他納一侍妾鳳姬，生子名壽武，一歲半夭折（1883年10日—1885年3月18日）。邊夫人也有生育，1884年7月，張佩綸去福建會辦海防之時孩子出生，旋即去世，似乎尚未取過名字。1888年，張佩綸流放歸來，與李鴻章的女兒菊耦成婚。婚後前六年，住在天津李鴻章的總督衙門裡，雖然迄今未見懷孕或生育的確切資料，卻不能排除曾經懷孕及生育。1895年張佩綸夫婦移居南京，至1903年初去世，資料顯示有過五次生育。
1896年底，李夫人生子傳兒，這是李鴻章嫡親的外孫，李鴻章為他起大名志沆。張佩綸說：「金陵偕隱，幸得麟兒，於願已足。」李鴻章叮囑女兒女婿：「傳孫豐肥長大，可喜，須早種牛痘。乳姆既可飽食，一年後照西法喂牛乳，絕無流弊。」李夫人菊耦也說：「冀傳孫他日有所成就，稍吐父母抑塞之氣。」她還請父親為志沆親筆寫紅紙聯幅以留紀念。但這個孩子在1897年7月左右去世。李鴻章獲悉後，寫信安慰女兒說：「傳孫之殤，可為長太息者，汝夫婦心緒可知。天下萬事，莫不有命，豈可以人力強爭？」
張佩綸和第三位夫人李經璹（菊耦）
當年9月30日，張佩綸在致李鴻章的信中提到：「槁木死灰，久不通問矣。八月廿四日由金陵惘惘出門，為北歸計。即攜兩櫝歸葬，皆世妹意也。」「櫝」者，指木盒，亦指棺材。張佩綸說，不把兩具棺材送回豐潤老家，菊耦就吃不下藥。又說：「兩櫝本可附葬，目世妹寒心，恐不能有子，欲自卜一壽藏，而以兩櫝先埋其側，謂他日果無子，聊以自娛，言之可痛。」所謂「壽藏」，即壽冢，亦稱生壙。意思是張佩綸夫婦要預築墳墓，將兩具棺材埋在旁邊。顯然兩櫝都應是菊耦親生的子嗣。這兩櫝，一具是志沆，另一具我尚未找出具體頭緒，估計在志沆之前尚有生育，若能證實，就是前述十個子女之外還有一個。
1898年4月30日，李夫人生子阿龍，張佩綸向岳父報喜：「世妹於今日得男，自發動至胞衣均下約計三時之久，尚不過累。兒頗敦實，世妹亦甚平穩，堪以上慰系注。」這個孩子就是張志沂。我在百度上檢索，稱張志沂1896年出生，顯然是將志沆與志沂搞混了。
1900年4月25日，李夫人又生一子。張佩綸成寫信告訴江西按察使柯逢時：「三月廿九（農曆）得一子。」1901年，張佩綸奉旨赴北京協助李鴻章辛丑議和，他在給陳寶琛的信中提到，五月「三十日赴津，行時得家書，去歲所生一子，乳名阿當者，殤於春初，行時本未退熱也」。
阿當去世時，八國聯軍佔領京津，國家正處在危機之中。張佩綸人在京中，無法顧及家眷。他給軍機大臣鹿傳霖的信中寫道：「乙未（1895年）以來，共殤三男。氣為之餒，豈不達哉。命不如人，無可如何也。」乙未是他遷居南京的年份，「共殤三男」，指志沆、阿當和長子志滄。張志滄是1898年2月11日去世的，半年之後，志滄之子，張佩綸長孫患病，葯不能投，釀成驚風，溫涼雜下。又復殤折，年齡大約1歲。「滄兒身死，而種又絕，廿四年直如一夢耳。」張佩綸如此哀嘆。
此後，1901年7月，李夫人懷一死胎，男孩，小產。1902年6月3日，又生一個女兒，這便是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網上資料說張茂淵1901年出生，這個記載，也是錯的。
二
20世紀之前，人類的生育史上有一句話，叫「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是由於缺乏避孕手段，高死亡率則涉及衛生醫療和公共環境。英國學者勞倫斯·斯通在《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一書中指出：「近代初期家庭與今日家庭的最大不同之處，不在於婚姻或出生，而在於死亡的不斷出現。死亡居於生命的中心，就像墓地居於農村的中心。死亡在所有年齡中都是一尋常事件，並非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斯通說，1640年代，英國人的期望壽命是32歲。在所有小孩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新生嬰兒。在法國，一歲內的嬰兒死亡率平均約在21%，但實際的比率還要高出許多，因為大量在出生後頭幾天或頭幾周就死亡的嬰兒，其出生根本就未被記錄下來。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也未有真正改善。
[在倫敦西敏寺有座著名雕塑，描繪伊麗莎白·南丁格爾夫人（1704—1731）死於難產的情景，骷髏死神從墳墓中鑽出來，將手中的長矛指向她，她的丈夫將長矛擋開以保護她。此情景令參觀者印象深刻，也顯示當年歐洲上流人士的生育不易]
人類生育子女是為了延續子嗣。在中國，更有兒孫滿堂、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但種的繁衍一直艱難，民間有「生一千，死八百」的說法。雖然康熙年後，中國人口總數有了很大的增長，可是嬰幼兒的存活率依然很低。清代人口學的研究表明，當時人均預期壽命也僅有30歲左右。
平時我閱讀史料，常常接觸到官員子嗣死亡的史料。
比如1889年5月31日張佩綸致函李鴻藻：「驚悉女公子已於廿三日委化。孝友聰明，鄉黨所共知。瑤草琪花，不能久於塵世，聞者皆為惋惜。」
1892年1月4日，張佩綸日記記載李鴻章二公子李經述的第五子去世，這年李經述才27歲。
一個月後，2月3日（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五日），李鴻章舉行了隆重的七旬大壽，次日，14歲的小兒子李經進卻病逝了。這個孩子。氣質敦厚，中西文字漸能通曉，李鴻章本人在給長子李經方的信中說：「進兒本弱，猝患溫症，三日而亡，適值初六酬客彩觴，不無缺憾。暫厝義園，少緩應令歸骨故鄉。」住在天津北洋大臣衙門裡的張佩綸，也表示「殊堪惋惜」。5日，李經進在津郊下葬，張佩綸作為姐夫「往視之，甚為慘惻」。
翁同龢稱，經進「極聰慧」，是吏部右侍郎徐郙（後來官至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未成婚的女婿。僅僅「三日病耳。相國五日（作）壽，將吏雲集。致壽之物，爭奇竟異，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國篤信洋醫，此亦為其所誤」。按照翁同龢的看法，李經進是被西醫耽誤了。
雖然老年喪子，但李鴻章似乎並未過於悲戚。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日本駐華公使大鳥圭致函慰問，他答覆說：「本大臣忝膺重寄，自卑至以童孺之戚，有損天和。」「日來治事見客，一切如常。」這種冷靜，有點像斯通著作中列舉的一位佩內洛普·斯拉夫人，她在某些方面是相當疼愛孩子的母親，然而她並不為年幼子女的病容或早死所動。在那個時候，孩子的夭折實在是太過普遍的現象。
我在郭松義先生的論文里也看到他做的統計。比如湘軍統領胡林翼妻彭氏，生7子俱不育。妾生子又殤。最後只剩1女，無子承嗣。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英和，13歲與漕運總督阿思哈的女兒薩克達氏結婚，在隨後的幾十年里，他家共生子女、孫兒女、曾孫兒女37人，早殤者21人（另有一孫年譜中未記生死）。這21個孩子中，有2人分別在13、14歲夭折。另19人中，6歲殤1人，5歲殤2人，3歲殤3人，1歲殤2人，其餘11人均在出生和嬰兒期就夭折了。學者王先謙，38歲連殤2子4女。43歲又納宋、毛二妾，不久生兩個女兒，但第二年又先後死去。直到他73歲，毛氏為他誕下一子，但未能等到兒子長大，王本人就去世了。王先謙子女的早亡率，達到88.9%。
由於缺乏大數據的樣本，歷史人口學以往尚能通過人口戶籍檔案和地方志進行絕對數量增減的統計，對於死亡率，尤其是少年兒童乃至嬰兒死亡率的研究則很不充分。學者們找尋家譜和年譜進行個案分析，這種家譜年譜，反映的多是縉紳家族和富裕家庭，貧民和流民子女的死亡幾乎是無聲無息的。並且，即便縉紳家族和富裕家庭的譜牒，也很少記載死亡的具體原因，同時存在夭折嬰幼兒童未被記錄的現象。
比如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在家中被稱作「三爺」，而他前面的哥哥壽武和志沆，就消失在家族記憶和祖先祭祀之外，更消失在研究者的視野之外。因此，仔細閱讀張佩綸浩瀚的私人信件，輔之以日記和其他史料，重新梳理出他的生育編年，對於清代人口學的研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寶貴案例。
李菊耦與子女（張愛玲的父親與姑姑）
三
探究張佩綸所生子女夭折的具體原因，目前依然資料不夠充分。
說起兒童和嬰兒的死亡率的原因，我們首先會想到貧困、饑饉和戰亂。這個原因對張佩綸小家庭並不適用。張佩綸成婚於同治末年，生育期在光緒朝，他私人生活前期雖有窮翰林窮京官普遍存在的拮据，但還是安穩的。在與李鴻章女兒成婚後，應當是富裕的。
其次是公共衛生和環境，包括飲水、污水管道建設和垃圾排泄物處理，在20世紀之前，這些都是嚴重的疾病傳染渠道，也是常常被疏忽的致命源頭。張佩綸和菊耦在七家灣租住了五年。七家灣是條小巷，位於朝天宮東南，現在與建鄴路平行，與倉巷相交，早年以住有七家回民而得名。張府究竟住在巷中何處無從考證。
七家灣的回民，以宰牛為業。附近的評事街，過去叫皮作坊，是出售牛皮和皮革製品的地方。張佩綸在家信中稱：「殺牛煎髓，夏令臭穢，不能納涼，冬春秋亦然。」講的就是環境不適合居住。張佩綸在此連殤數位子孫，他說：「七灣居，不甚利。白下俗說，有『眼淚流到七家灣』之語，心甚惡之。」又說：「七灣因陋就簡，偏連遭殤折，令人悚惕。」但他把環境因素歸結為風水。
許多人不能相信，張佩綸1895年初遷南京時，這個城市既無自來水，更無抽水馬桶和下水道系統。遲至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才在《首都計劃》中決定開展自來水工程。1930年3月，成立自來水工程處。在此之前，南京人祖祖輩輩飲用的是內河水、井水和長江水。城內河道旁，市民洗衣洗碗，淘米洗菜，同時還傾倒垃圾，洗刷馬桶。秦淮河早已不是文人墨客筆下的風景勝地，《中央日報》稱：「水是渾濁的，深黑的，簡直是魚蝦不幸的刑場。恐怕酸咸甜苦辣，五味齊全。水裡的溶質，我不敢分析，恐怕尿糞癃一切俱有」。河中的糞水還帶來霍亂、傷寒的傳播。
舊時秦淮河
根據英國某市十年間統計傷寒病例，用坑廁高至2.7%，用桶廁的為0.83%，而用水沖廁的僅佔0.18%。1930年代衛生署專家黃鳴龍說：「京中河水之不潔，本一望而知。水受居民影響，本在所難免。然水質如此惡劣，其首居民影響如此之大，如此之速，殊非意料所及。」至於南京之井，多屬淺水型，甚易污染，且含礦物元素，味道苦澀，不堪飲用。
而在清末，從士大夫到老百姓，更缺乏公共環境衛生的概念，且習以為常，從而造成疾病傳播和兒童早夭。為此，張佩綸和菊耦甚至想離開南京，回河北豐潤老家居住，被李鴻章勸阻。李鴻章認為，七家灣固然小口不利，但北方窮鄉，焉得有合式房屋可購？且股息在南，取攜不便，家用何出？
1900年前後，張佩綸夫婦下決心買下白下路的張侯府，自建西式洋房和花園。居住環境才獲得改善。我以前參觀過白下路張佩綸的舊居，以為他在南京的生活是恬適安逸的，卻不知道那棟房子直到他去世前方才完工，他在南京居住，環境不好，子女多災多難，其實並不愉快。
張佩綸夫婦在南京白下路的舊居
（張佩綸舊居是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民國年間中華民國立法院曾在此辦公，但說明牌錯誤甚多。仔細想想。若張佩綸同治年間即買下此宅，豈能成為李家小姐的閨房）
第三是醫療條件。張佩綸到寧後，一直抱怨沒有合適的醫生。菊耦體弱多病，哥哥李經述和表兄張士珩推薦了本地的中醫張大咸、張新之。有位趙履鰲醫生為張士珩治病，一個多月的診費是兩千元，又說出診一次要五十元。李鴻章說：「趙履鰲醫名素所未聞，如此重價，諒當有效。」菊耦嫌其昂貴，只請他看過一次。
李鴻章相信西醫，南京從1880年代起，就建立起數家教會醫院，1892年美國貴格會還在南京設立了婦兒醫院，這是首家針對婦女兒童特定人群開設的專門醫院，但未見張佩綸、菊耦去任何一家去看病或延請醫生的記錄。張佩綸評價：「江寧洋醫本領甚劣，中醫有等差，洋醫亦然，不可執一而論也。」菊耦生志沂時，搬出七家灣，改住到李經述家中書房暨花廳對面的三進院中，又托李鴻章從天津邀請加拿大籍傳教士女醫生赫爾德（張佩綸在家信中稱作郝女醫）專程出診，而非本地產婆。
張志沆就是郝女醫接生的。這次她又帶著廚師僕役前來南京，前後住了四十多天。張志沂的接生一切順利，張佩綸「酬以英蚨三百翼，別送洋人應用各物約值三五十金之數」。所謂「英蚨三百翼」，即300銀元，當初每元的幣值低於1兩白銀，依張家的地位和本地中醫的出診費用，尚不屬貴。後來菊耦生阿當和小產（生下一個八月死胎），也請郝女醫出診。小產那次，郝醫生對胎兒情況判斷失誤，菊耦全無責怪，張佩綸雖有不滿，亦保留了面子上的禮貌，依舊饋贈禮金和禮物，「以為下次再見張本」。
以往西方人撰寫的回憶錄常常褒獎傳教士醫生的業績，但具體案例多未保留。故張佩綸家信中關於歷次接生的記錄，就顯得彌足珍貴。至於郝女醫不在南京的時候，嬰兒保健、疫苗接種（當時已種牛痘）如何進行，兒科疾病是找中醫還是西醫，這些資料均不清楚。閱讀張佩綸書信時，我們只能看到「發熱」、「溫寒」之類簡單記載，但一個簡單小病，幾天里奪走生命卻是極為普遍的。李鴻章女兒之家尚且如此，其他平民百姓遇到疾病，顯然更加無能為力。
通過閱讀張佩綸家藏書札，我找到其生育狀況的新材料，對清末婦嬰保健狀況也窺得一鱗半爪，也看到在那個年代，做個母親，生育後代，真是十分不易。這些史料，對於清末出生率、存活率和死亡率等人口社會學研究是重要和有益的補充。也體會到，只有在20世紀之後，隨著整個社會對於市政建設和公共衛生的高度重視，隨著醫學臨床技術和現代藥物學發展之後，母嬰保健和嬰幼兒存活率才得到根本改善。
中國和歐洲的歷史過程均是如此。
（本文原標題：《張佩綸家族生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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