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祖傑‖交流與對話：學術期刊一個被忽視的基本功能
原祖傑，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中國歷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China）聯合主編
［提要］從學術期刊在17世紀60年代誕生開始，交流與對話就是其兩個基本功能之一（另一個是學術成果展示）。《自然》雜誌創刊初期經歷了從面向公眾的科學介紹到科學家內部成果交流的定位轉化，體現了早期學術期刊在大眾與小眾之間的徘徊。學術期刊不僅應該以鼓勵學術交流自任，還應該對研究型論文提出參與學術對話的規範要求。而跨學科研究的崛起，將學術界的對話與交流引向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學術期刊就應該因時制宜地鼓勵和培養旨在推動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學者對話的專題欄目設置。
［關鍵詞］學術期刊學術對話學術爭鳴《自然》跨學科研究
［原文出處］《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當今世界的學術期刊據稱已經具備了多方面的功能，最受推崇也是最令人敬畏的莫過於作為學術旗幟引領學術潮流，對此筆者雖不無疑慮但也不勝嚮往，曾經專門撰文予以討論。按照國際通行做法，任何學術期刊都應該在其顯著位置說明其宗旨與範圍（aims＆scope），以便讓讀者了解其旨趣所在。譬如被學術界公認為最早的兩份學術期刊都在創刊號上說明其辦刊宗旨和涉及範圍，其中包含的兩個基本功能就是展示學術成果和為學術交流提供平台。在這兩份學術期刊創辦之前，學者們靠通信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交流彼此的研究心得，重在交流。然而，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演化，學術期刊的展示功能逐步佔據主導地位，尤其是當今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術期刊，從創刊開始就將學術展示作為其主要功能，經常被定位為展示本院、本校、本區域、本國家學術成果的「窗口」。相形之下，學術期刊作為取代學者通信的一種交流方式，其交流功能被有意無意地弱化了。這種重展示輕交流的現象不僅有違學術期刊創辦的初衷，而且與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經驗相悖。如果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的話，就不能不重視交流的作用。一個封閉、孤立的文明是難以獲得巨大發展和持續進步的；同樣，一位學者即便是天才，也不能單靠自己的冥思苦想獲得思想突破和學術發現。正因為如此，學術期刊應該發揮的作為交流平台的作用才更應該受到重視與開發，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一、早期學術交流：在大眾與小眾之間徘徊
1665年1月5日法國巴黎的丹尼斯?戴薩羅（Denis de Sallo）創辦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學術期刊《學者雜誌》（Le Journal des Savants），其主要內容為幾位學者之間有關科學和學術發現的通信。同年創刊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簡稱《哲學會刊》）也是為了給學會內外的科學家們提供一個交流平台，以取代原來靠書信往來建立的學術聯繫。然而，這兩份最早的學術期刊從創立之初就面臨著大眾化與專業化之間的二難選擇。與內容相對蕪雜的《學者雜誌》相比，由皇家學會支持的《哲學會刊》更專註於科學交流。其早期經營主要依靠作為創始人和主編的亨利?奧森伯格（Henry Oldenburg）的個人努力，皇家學會的參與更多體現於相關會員作為評審人對投稿的評估與修改。到其1677年去世為止，奧森伯格共主編了136期會刊。1752年皇家學會全面接管了《哲學會刊》，並將其辦刊宗旨調整為「純粹服務於學會的用途和利益」。儘管會刊在後來一個多世紀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身也逐步走向專業化和規範化，但其過強的皇家學會背景卻限制了學會以外科學愛好者的參與。然而，由於工業革命的作用，對科學的興趣已經從少數精英擴大到普通知識階層，不斷增加的科學愛好者群體在19世紀中期催生了一批新的學術期刊，尤其是普及性的科學期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當屬《自然》（Nature）雜誌。
《自然》雜誌的創刊人是英國天文學家、皇家天文學會會員諾爾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1862年，居住在倫敦附近的洛克耶受其鄰居、社會改革家托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邀請參與了《讀者》（Reader）雜誌的創辦，在擔任該雜誌科學編輯的過程中與該雜誌的另一名贊助人、支持達爾文主義的生物學家托馬斯?H.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相熟。幾年後《讀者》雜誌因為經營不善被迫轉手，其科學欄目也被砍掉，一直致力於科學普及的洛克耶被迫另起爐灶。1869年11月4日，洛克耶出版了自己的雜誌，命名為《自然》，蘊含著探索自然真理之意。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對科學的興趣瀰漫著整個社會，面向公眾的科學雜誌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創立。洛克耶選擇了對商業出版雄心勃勃的倫敦麥克米蘭公司來出版自己的雜誌，力圖靠市場化經營來支撐這份雜誌。
與《哲學會刊》等專家評審的專業型雜誌不同，《自然》並不隸屬或依附於任何學會或學術機構，在創立之初將自身定位為科學與大眾之間的橋樑，其基本目標是要向普通民眾介紹新的科學發現，在英國公眾中培養對科學的興趣。除此之外，洛克耶也希望能在《自然》上介紹對他和他的科學家同道們有用的信息，包括學術論文摘要、年會報告、科學講座以及國外科學團體的研究動態等等。由於新的出版和印刷技術降低了連續出版物的出版成本，19世紀中期的英國科學雜誌成為普通中產階級買得起的精神食糧。
洛克耶與赫胥黎擔心蓬勃發展的科普介紹會誤導公眾，因為由科學記者撰寫的科學文章很難準確地反映科學進展情況，他們認為，「掌控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的應該是科學研究者，而不是記者和興趣愛好者。他們期望《自然》上刊登的文章能出自傑出人士之手，這些人的專業知識是基於一手的研究。這一努力的動機不只是要告知公眾，而且是要將有關科學的公共信息控制在科學家手中」。作為《自然》雜誌最忠實的支持者，赫胥黎一生都在致力於科學知識的教育與普及。他對達爾文的進化論給予不遺餘力的支持，使他的形象總是與達爾文和進化論聯繫在一起。除了普及科學知識，推廣進化論，他還努力推動科學家職業地位的建設，主張由科學家來承擔科學傳播的任務。
Norman Lockyer
然而，這一定位很快就遭遇到尷尬：面向公眾的通俗介紹在競爭激烈的期刊市場上並沒有為《自然》帶來足夠多的普通訂戶；而科學家獨立辦刊的前景似乎也不被看好。著名植物學家約瑟夫?胡克讓《自然》的出版商亞歷山大?麥克米蘭給洛克耶帶話說：「請向洛克耶的期刊轉達我的好意……（但是）名人辦科學刊物的失敗讓人鬱悶。我不認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能夠有時間科學地經營一份期刊，或者有腦力去閱讀成堆的垃圾作品。」開始幾年，雖然遭遇了一定的困難，但洛克耶還是想堅持他走大眾路線的初衷。他在1870年1月20日出版的《自然》雜誌的最後一頁針對該刊的內容發表過一個簡單的聲明，表明該刊既要服務於大眾又要照顧科學家這樣的小眾。針對科學家的內容「僅限於有關摘要和會議報告方面的討論，而將《自然》的大量版面留給能夠引發『大眾』興趣的作品」。《自然》雜誌的定位問題反映了英國科學發展史上兩種不同的傾向，即科學家應不應該花費大量時間撰寫面向大眾的作品，致力於科學普及。一種以洛克耶和赫胥黎為代表，主張走大眾化道路；但多數人還是認為真正的科學家不應該把時間花在為大眾普及科學知識或者為普通人授課上，這讓洛克耶向他的科學家同事們的約稿工作變得困難起來，他們更關心科學家之間圍繞新發現展開的對話、分歧和爭議，而對撰寫面向大眾的介紹性文章不感興趣。
除了需要抉擇科學家與普通讀者之間的興趣之外，《自然》還要在學術群體內部找到自身的定位。根據梅琳達?鮑德溫的研究，《自然》在創刊之初與英國當時一個叫作X俱樂部的頂尖科學家團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個俱樂部由9人組成，包括赫胥黎、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與約瑟夫?胡克等一批維多利亞時代頂尖科學家。這些大牌學者主要將《自然》作為一個大眾平台，用來介紹他們的科學發現或者回應對他們的質疑。《自然》為學術界很多針鋒相對的爭論提供平台，但結果卻往往開罪某一方甚至爭論雙方。很多爭論會有X俱樂部成員參與或者涉及這些成員的某些觀點，令他們失望的是，洛克耶並沒有將《自然》當作這個俱樂部的機關刊物，而是作為英國科學共同體的機關刊物（An Organ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來運行的。因此，在很多觀點對立的爭論中，《自然》並沒有偏袒X俱樂部成員，而是給爭論雙方同等的機會。這種做法讓《自然》失去了X俱樂部的支持，除了赫胥黎繼續與洛克耶保持著友誼之外，包括丁達爾、胡克、斯賓塞在內的其他知名科學家都疏遠了《自然》雜誌。失去這些各領域頂尖科學家的支持，對《自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損失。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自然》在學術爭論中的公允立場很快贏得了一批年輕科學家的支持。與X俱樂部中知名科學家們只是在興之所至時偶爾在《自然》上發表一些通俗性作品不同，年輕科學家們更願意把《自然》當作他們闡發學術發現的園地。鮑德溫評論說：「年輕一代將《自然》當作他們科學交流的中心機關（central organ），他們的投稿和熱情奠定了《自然》作為英國最重要科學出版物的地位。」疏遠X俱樂部和贏得年輕科學家的支持促成了《自然》雜誌在自我定位和刊發內容上的變化，由偏向大眾注重科普，逐步轉型為更為重視科學共同體的內部交流。
《自然》雜誌的成長史為我們研究學術期刊的對話模式提供了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對於我們認識學術與社會、學術期刊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有很多啟發。首先，現代學術的誕生和成長離不開一批以推動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為己任並富有獻身精神的科學先驅們的共同努力，前文提到的X俱樂部成員及其對《自然》雜誌的支持就是例證。作為該俱樂部靈魂人物的赫胥黎尤其是一位富有使命感的科學家。為了推動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出版，赫胥黎四處遊說，並說服其他的科學家接受進化論觀點。他在1858年9月5日就《物種起源》的出版問題寫給既是同僚又是朋友的約瑟夫?胡克的信中說：「我期待著一場影響深遠的偉大革命……我堅信，一個科學與藝術的英國世紀正在來臨。」在《物種起源》出版後，面對以基督教為首的傳統勢力的批評、攻擊甚至威脅，赫胥黎一方面提醒胡克「自我珍重」，另一方面又鼓勵胡克說，「我們對於改變外部世界、對於科學應該承擔起一定責任」。也正是出於對外部世界的責任感，赫胥黎和他的科學家同事們才積極推動《自然》雜誌走「大眾化」道路，面向社會，將最新科學發現通過權威科學家的文章介紹給普通社會精英（elite laymen）。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的《自然》雜誌在創立之初所刊登的學術討論儘管有很多為科學家們所執筆，針對的讀者對象卻不限於科學共同體，而是包括了普通社會精英。換言之，《自然》在很多有關科學問題的對話中，充當了聯繫科學家與普通人的公共平台。
其次，如果說在社會上取得現代科學的合法地位是科學家們的第一使命的話，那麼建立職業化的科學家隊伍和科學共同體，規範科學研究模式，改進學術對話的質量，則成為科學家們需要肩負的第二使命。對於科學家們做出的這兩種努力我們都可以在《自然》雜誌的早期發展中找到印記。19世紀後半期，包括參考書目（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s）、文摘類期刊（abstract journals）、年度報告（Jahresberichte）、術語索引（nomenclatural indexes）在內的許多新的出版形式紛紛出現，目標在於使科學研究的文字發表更規範、更有效。這些努力在英國造成的問題就是圍繞《自然》雜誌的定位問題出現的緊張——是走大眾化道路還是走專業化道路。科學共同體一旦形成並取得了合法地位，大部分科學家們便不再滿足於或者不再有耐心面向社會介紹他們的科研成果，他們的學術對話更願意在同行之間，至少是科學共同體內部展開。這或許是推動《自然》等向專業化期刊（specialized periodical）轉型的主要原因。換言之，學術期刊的專業化是科學發展帶動的必然趨勢。
《自然》早期發展史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個啟示就是學術期刊的開放性問題。《自然》雜誌在競爭激烈的維多利亞英國期刊界的立足，離不開X俱樂部中幾位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這對於前者來說自然也是一種十分寶貴的財富。然而，作為當時英國各學科領域領軍人物的這批頂尖科學家，在支持《自然》的同時也並沒有完全擺脫對自己觀點學說的私心和偏愛，在與其他學者產生爭議時，試圖將《自然》當作維護他們學說的領地。值得慶幸的是，《自然》雜誌主編洛克耶寧可開罪這些學術大佬也要給予學術對話的參與者以公平的表達意見的機會，這對於維護《自然》作為公共平台的地位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中國期刊界一直在強調學術期刊的特色化建設，需要期刊人警醒的是，任何對「特色」的強調都會帶來對不能體現其特色的作品的排斥。因此過度地強調某種特色，甚至突出某種意識形態特色，必然會破壞學術生態的平衡，扼殺學術的生命力。學術期刊作為學術共同體的一個公共平台，其開放性和包容性還是需要辦刊人用心去把握和呵護的。
二、學術交流是研究型文章的旨趣所在
學術期刊出現以後，隨著其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作為一個發表平台，其展示的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的功能。與彼此交流相比，學者們更注重如何展示他們的學術發現。學術期刊的展示功能不斷得以強化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首先，將發表作為一種發明「註冊」，宣示知識產權的佔有，本來就是學術期刊出現之初肩負的兩個重要使命之一。其次，隨著18世紀以來世界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大學等學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科學和思想的發明越來越受到重視，不僅科學家本人需要發明的專利和榮譽，科學家們所在的學術機構也將學術發表視為其存在價值的證明而持之不懈地予以追求。因此，作為成果展示的學術發表，不僅成了個人學術追求的目標，而且成了崗位競爭、職務晉陞乃至學院和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當然，不可否認，展示本身也是一種交流。現代社會的幾乎任何發現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和探索基礎之上的，對新發現的展示不能忽略對別人成果的借鑒，正因為如此，學術引證才成為學術發表的基本規範。一篇優秀的學術文章不應該是一個人或者一個研究團隊的自說自話，而應該是在充分參考已有相關研究基礎上的新發現和新建樹。
一份好的學術期刊是需要好的學術文章來支撐的。專家學者和學術期刊編輯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很多學者對於如何進行學術論文寫作、如何寫出好文章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任繼愈在《談學術文章寫作》一文中重點強調了文章的學術性。他寫道：
學術文章，先有「學術」，再談「文章」，因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學術內容，而不是詞藻、結構、章法。舊社會所謂「桐城義法」寫不出學術論文，用「馬列義法」裝點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連一兩年的壽命也沒有維持下來，一點也不奇怪，理應如此，因為文章缺少科學性。
文章的學術性或科學性應該是對一篇文章的總體評價，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任先生在那篇原發於《光明日報》1986年12月1日的隨筆中並沒有給出詳細說明。對於這一問題，期刊界比較一致的回答是好選題、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以及嚴密的邏輯論證。從筆者經常收到的學術期刊外審意見書中也可以看出，各家學術期刊對論文質量的關注不外乎以上幾點。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的外審意見書所列各項分別為：選題價值、學術創見、研究方法、分析論證、文獻徵引、語言表述和總體評價。《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效仿《中國社會科學》採用了同樣的評價指標。《美國研究》的評審標準則簡化為四項：創新性、邏輯性、學術規範和文獻基礎。另一家大學學報的評審意見書也開列了四項評價標準：創新性、學術性、規範性和可讀性。而筆者聯合主編的英文刊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歷史學前沿》）向評審人徵詢的問題則包括：（1）您如何評價作品的重要性?（2）文章是否包含新的或鮮為人知的材料?（3）文章是否對相關話題有新的理解?（4）文章體現的學術性（scholarship）如何（優、良、中、差）?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術期刊對於研究型文章的評價標準基本是一致的，那麼為什麼國內學術發表廣受詬病，難以走出去?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以筆者的觀察，至少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國內學術文章大多重展示、輕對話，不能充分參考所選課題的已有成果，因而對學術界關注的研究難以做出有針對性的貢獻，其重要性也就很容易被低估。下面將結合上述各期刊關心的一些評價標準，就中國學術如何走出去，與發達國家的學術研究形成對話略抒管見。
首先是選題和創見問題。中國學術界對於學術文章和學術專著選題的評價經常受到現實問題的影響，除了學術價值外還要看選題的現實意義。這一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種課題申報中對選題應用價值論證的影響。由於當前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中課題文章佔據了多數，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也成了期刊的一大特色。以至於很多文章在寫作風格上出現八股式的雷同：開篇即強調選題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重大意義；正文卻往往與開頭強調的問題沒有多少關係；結尾則又回到開頭的現實關懷。看似形成呼應，其實卻像一個身體瘦小的人頭戴大帽子腳穿大鞋子，破壞了文章的整體結構。這一套路或輕或重地表現在眾多學術文章中，讓一些國外學者為之費解。另一方面，筆者也聽到國內部分學者對於過去二三十年歐美學術影響下的中國學術研究碎片化的批評，認為造成這種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是當下學術研究缺少對歷史和現實的整體關懷。由此可見，彼此間存在著認知誤差的中外學術群體很難形成順暢的學術交流。
那麼，是不是歐美髮達國家的學術研究沒有社會關懷?筆者並不這樣認為。歐美歷史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討論的許多有關帝制晚期中國的話題都或多或少地帶有現實關懷和學術政治的影子：從對西方中心論和「衝擊—反應模式」的批判、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反思，到中國社會中是否存在公共領域和民間社會的討論，再到新清史關注的清朝的治理和清代的疆域等熱門話題，背後都隱含著某種政治傾向，只不過這些現實關懷或者政治考量一般不會赤裸裸地表現在論文中，不然就影響到學術的嚴謹性。
中外學術界普遍認同的選題策略是通過一個較為具體的研究回應一個大的問題，即所謂問題意識。李劍鳴在討論歷史寫作時，系統闡釋了選題策略中的「以大觀小」、「小題大作」和「因小見大」：
「以大觀小」，是指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小問題」，找到「小問題」在大歷史中的確切位置，明了「小問題」對理解「大歷史」的意義。……「小題大作」，就是下最大的功夫來研究「小問題」，用全部的學力和詳盡的材料來探討「小問題」。……「因小見大」，意思是要將「小問題」與本領域的基本問題聯繫起來，為解答這些基本問題提供知識或思路，並通過若干「小問題」的連綴，最終能夠看出「大歷史」的一斑。
而要做到以上三點，則需要深厚的學養積累、敏銳的學術洞察和熱情的人文關懷。對於大多數學者來說，即便對「大歷史」有所領悟，卻也很難創立前無古人的萬世之作，更多的學術發表是通過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來切入一個較大的話題，尤其是已經在當前國際學術界成為「時尚」的話題。這就需要對世界範圍的研究動態有及時、準確的把握，然後才能參與討論。總之，合理的選題應該是能夠通過具體研究參與正在流行的宏觀討論的問題。
其次，是分析論證和文獻徵引問題。一篇論證緊湊的文章，一定是圍繞一個主題而展開的。這個主題就是英文寫作中的「thesis」，是整篇文章一直關注的核心問題。李劍鳴指出：「一項研究總是從提出問題開始，通過回答問題而展開，最後以解決問題而告完成。無論是一篇論文，還是一部巨著，都應當有一個中心問題，否則主題就不明確。」前文已經提到，主題的選擇是建立在對相關研究的洞察和把握基礎之上的。對相關問題研究現狀的精確了解，是開啟研究、展開論證的前提。一項課題的申報往往會要求申請人描述相關問題的研究現狀，這一做法也被一些學術期刊採用，要求作者在文章開頭提供一個學術綜述，並將之納入必須遵守的學術規範。2000年《歷史研究》等7家學術期刊聯合發表了《關於遵守學術規範的聯合聲明》，聲明中提出：「學術研究必須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專題研究論文，應就主要的研究內容，概略說明或介紹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狀況；此種說明或介紹，可以列入正文，亦可採用注釋的方式；完全沒有此種說明或介紹的來稿，各刊編輯部將不予受理。」翌年《史學月刊》等期刊編輯部也紛紛效仿，作出聲明：「稿件應遵守學術規範，凡研究性論文，均應有學術史的回顧，在文中或注釋中簡要說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狀況。完全沒有此類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一批權威性期刊將學術綜述作為提交論文的前提條件，學者們即使不情願也不得不做出讓步。於是，我們就經常看到很多文章在引語部分羅列出數篇與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章和專著，這一現象已經成為中國式學術文章的特色。應該說，這一要求在中國的特殊學術環境下是不無道理的，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已有的研究和遺留的問題。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不能僅限於文章開頭的文獻羅列，而是要在論證過程中與已有的研究形成對話，甚至不限於對同一課題的研究的對話，對話的範圍經常要包括論證中涉及的某些邊緣性問題，尤其是著名學者對這些問題提出的重要見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歐美學者撰寫的研究型文章總是旁徵博引、資料豐富的緣故。一篇翔實的研究型文章（solid study），通常要羅列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參考文獻。珍貴可靠的原始文獻固然重要，二手文獻的閱讀和梳理同樣能幫助作者強化問題意識，提煉學術創見。
總之，學術發表的目的除了展示作者的學術發現和見解之外，更應該注重其學術交流作用。現代學術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在很多學科門類都形成了較為嚴密的體系，每一步學術進展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即使對某一問題的初始發現和獨立見解也往往是得益於前人對其他問題研究的啟發。有意無意地忽視別人有價值的研究，不僅不符合公認的學術規範，也是學風上的瑕疵。
三、學術交流的延伸：
跨學科、跨領域對話
前文中討論的學術對話主要涉及的是某一學科領域內部的對話。現代學科的劃分始於早期近代的歐洲，19世紀上半葉首先在德國大學中與課程設置聯繫在一起；20世紀之前學科劃分還是比較寬泛的，到20世紀才逐漸精細化。尤其是20世紀後半期，學科劃分越來越細，雖然有助於研究深度的推進，卻不利於研究視野的擴展，並桎梏了學術對話的範圍，進而遏制了學術想像力和創造力。因此，20世紀後期歐美一些學者和學術機構在意識到這一問題之後，開始在大學中推動跨學科研究。
跨學科研究只是一個籠統的譯法，對應於德語中的Transdisziplinarit?t和英語中的Transdisciplinarity，也包括在英語中有所區別的Interdisciplinarity。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transdisciplinarity關注的是學科間的（between the disciplines）、跨越不同學科的（across the different disciplines）以及超越某單一學科的（beyond each individual discipline）問題。跨學科研究的崛起主要是由於學術研究中問題意識的驅動，意在將不同學科的知識、方法運用於某一問題的解決。首次提出這一術語的是瑞士著名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他在1970年的一部著作中介紹了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跨學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笛卡爾。他將代數與幾何學這兩門古老的學科結合起來而發明了解析幾何。20世紀後期以來歐美國家的跨學科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首先表現在跨學科領域的拓展和跨學科機構的建立上。從我們所熟悉的人文、社科領域就可以看到很多跨學科研究在過去30年的攻城略地，如帶有跨學科性質的城市研究、性別角色（gender）與婦女研究、亞太研究、歐盟研究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化研究等，在很多大學和科研機構設立了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有的大學還成立了專門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協調各種跨學科研究。新的跨學科機構的設立帶動了相關的學術活動，從而催生出一大批跨學科研究成果，從「百度學術」中就可以搜索出8萬多篇與「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相關的學術文章，僅2012年以後發表的就有3萬多篇。由此可見，跨學科研究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跨學科對話已經在學術界蔚然成風。
一般認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跨學科研究主要包括四個層面：方法交叉、理論借鑒、問題拉動和文化交融。方法交叉和理論借鑒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歷史人類學的發展，如中國學術界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嶺南學派等，其他如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的崛起也與此有關。問題拉動則是現在學術期刊的典型做法，如一些大學學報的三農問題、邊疆問題等專題研究欄目，都是循著這一思路。文化交融就是要打破學科和文化邊界，相關專題如全球化問題、環境問題等，都是既要運用相關學科的知識、方法、理論，又要兼顧不同區域、國家、民族的文化特徵。無論是在哪個層面所進行的跨學科研究，都意味著研究者要關注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參與本學科、本領域之外的學術對話。
跨學科研究的崛起為綜合性學術期刊提供了化劣勢為優勢的機會，因此也吸引著帶有某種程度的綜合性特徵的期刊編輯們的關注，並為其提供足夠的發揮空間。美國《亞洲研究雜誌》主編華志堅教授在就學術期刊的不同運行模式接受訪談時指出：「如果說我在給《亞洲研究雜誌》蓋上一個特殊的印記的話，毋寧是鼓勵發表更多的試圖模糊或者跨越某些邊界的作品。我一直在運用一種新的風格，如『亞洲研究熱點專題』，以將更多的作品吸引到我們的版面，來質疑傳統的對於大眾的，甚至流行的交流形式與高度專業的交流形式的劃分。我們也在試圖做更多的工作，讓不同領域的亞洲學學者能夠互相對話。」過去幾年，中國的眾多綜合性期刊也在紛紛設立跨學科研究專題欄目，為不同學科學者追蹤跨學科問題留出優先版面。近年來的數據化、網路化趨勢為學術期刊推動跨學科研究提供了更大靈活性。通過網路專業刊建設，以大學學報為主的綜合性期刊不僅部分實現了專業化轉型，也為專題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創辦了《三農問題研究》、《區域文化研究》、《儒學研究》等跨學科專題刊。專題刊的發行往往有很強的問題導向，在追蹤某些重大研究課題上體現了跨學科研究的優勢，並鼓勵了不同領域學者間的交流與對話。
四、餘論
以上所論學術期刊的對話與交流功能，主要從學術期刊與學術文章的基本功能角度展開的。所謂基本功能，應該是每一期學術期刊和每一篇學術文章都應該具備的功能。從廣義的學術對話角度來看，同樣應該受到重視和鼓勵的還有學術爭鳴。或許是出於「和諧」的考慮，近年來中國學者參與的學術爭鳴越來越少，至少在正規的學術媒體中鮮見針鋒相對的爭鳴。作為學術對話的一種特殊形式，爭鳴對於學術進步和哲學、社會科學繁榮有著不可低估的驅動作用，應該得到所有學術期刊的積極鼓勵和有意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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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澤生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創刊，中文版，季刊，每期208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等。自2011年改版後，本刊博採眾長，兼容並蓄，逐漸形成了學術厚重、品位高雅、特色鮮明、編輯規範的特點，現為中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本刊所有欄目均對外開放，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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