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增長成就和未來之路：《美國增長的起落》後記
《美國增長的起落》回顧美國波浪壯闊的百年創新和經濟增長史，預測美國在可預見未來的科技創新與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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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美國增長的起落》後記，共計6842字，閱讀約需要9-1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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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下降：創新和阻力
本書題為「美國增長的起落」，字面上好像是說失敗之後是成功，但這絕非題中之意。美國經濟增長經歷的引人矚目之處不是增長正在放緩，而是增長如此之快如此之持久，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生產率一直保持對西歐發達國家的領先地位。誠然，必須承認，前進的步伐時快時慢，增長也難免有漲有落。在1770年前的上千年間，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1870年之前的過渡世紀中緩慢增長，而對美國來說，在1870—1970年的革命性百年期間，經濟出現了令人矚目的快速增長，之後增長的速度又慢了下來。1970年之後美國增長之所以減速，原因並不在於發明者失去了靈感，缺少了新創意，而是因為現代生活水平的諸多基本要素在當時已一應具備，從許多維度來看，包括食品、服裝、住房、交通、娛樂、通信、健康、工作環境，都是如此。
1870—1970年的百年是獨一無二的：許多發明都是一次性的，有些發明達到了自然界限。從人工打水、倒髒水向管道給排水的轉變就屬於一次性的發明，就像婦女甩掉搓衣板、晾衣繩而使用自動洗衣機、烘乾機一樣。1970年以來，娛樂、信息、通信技術方面的發明噴薄而出：電視轉向多功能，包括彩色、有線、高清、平板、流媒體，大型計算機伴生了個人電腦、互聯網、萬維網、搜索引擎、電子商務、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19世紀的洗衣機廣告
1970年前後創新流的節奏是美國增長起落的基本原因。近年來，來自四個方面的阻力對增長率產生了向下的壓力，正在緩慢地抑制美國增長的動力。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將導致收入增長轉向1%的頂層收入階層，只給99%的底層收入階層留下很少一部分。受教育程度不再像20世紀大部分時間那樣提升得很快，從而減緩了生產率提高。隨著嬰兒潮一代的退休，人均工時也在減少。退休人員比例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預期壽命延長，都將在2020年後共同推動聯邦債務佔GDP的比例邁向不可持續的上行軌道。這四大阻力非常強大，足以在今後25年間給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不留任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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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美國經濟表現
美國崛起於「二戰」，成為史無前例的經濟和政治霸主，從1948年到1973年，收入分配「大壓縮」帶來了從上至下實際工資的迅速增長，世界上第一個大眾消費社會誕生了：普通居民最終都能買得起汽車、電視、家用電器、城郊住宅，產業能夠穩定地供給。開明的政府提供了免費大學教育，為退伍軍人提供低成本抵押貸款，推動了一系列立法，包括1964年的《公民權利法案》、1965年的《選舉權利法案》，還在1965年為年老居民建立了Medicare制度，為貧困居民建立了Medicaid制度。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接受較高的教育，進入較好的職業，到2010年獲得學士學位的有58%是女性。
在1870—1970年，美國的工業領先地位有升有降。儘管製造業就業在整個經濟中的份額穩步下降，但美國的發明確立了一個新的主導階段。儘管美國生產的計算機和智能裝備不多，但現代數字時代幾乎所有的軟體和組織創造力都起源於美國。全球最有價值的10家公司，8家坐落在美國。美國發明家持續的創新流得到積極進取而複雜的風險資本產業的資金支持。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美國國防部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的作用都對此做出了貢獻。
對發明家、企業家而言，除狂熱而活躍的市場之外，當代美國還有許多其他健康的特徵。研發佔GDP的比例一直較高，醫藥產業的新葯開發也由美國企業主導。頁岩油、頁岩氣的開採與生產方面的發明使美國的進口依賴持續下降，下降之快超過幾年前才預測的結果。美國頂尖的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學在全球前30家高教組織中佔據幾乎壟斷地位。最後，美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不像西歐或日本那麼快，這一是因為生育率較高，二是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有這些有利方面都是美國經濟體系強大力量的源泉，而且在我們預測的今後25年的時間跨度里可能持續下去。短期而言，美國的失業率從2009年末的10%下降到幾乎5%，而歐洲則為11%。新增就業崗位每年達250萬個。假定緩慢的通脹持續下去，那麼在人口緩慢增長、人均工時下降產生約束之前，失業下降、就業上升就依然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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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產率、克服阻力的政策變化潛力
一些基本問題的性質從根本上制約了支持增長的政策發揮其潛在效應。政府政策干預並非加速創新的理想手段，因為美國的創新機器自我運轉得非常健康。鼓勵投資的政策也沒有多大空間，因為多年來實施的寬鬆貨幣政策和高利潤提供的投資資金比企業想用的還要多。與此相應的是，教育問題是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最有成效的政策方向。而且，需要消除的各種教育阻力不僅僅事關生產率增長。一個更好的教育體系，特別是對成長期兒童而言，還能消除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減輕在貧困環境中成長的孩子面臨的問題。
在收入頂層對收入最高者徵收更高的稅收，可以抑制不平等的無情上升，這些人現在佔有的收入份額比40年前要大得多。在收入底層，提高最低工資，擴大所得稅減免範圍，有助於將經濟蛋糕更多地轉移到底層人群。結婚率下降（部分原因是許多男性入獄，社會上男性缺少），會因為監獄政策改革、進一步推動一些毒品合法化而得到緩解。創造性的教育改革政策，從學前到中學再到高等教育，處處可以適用。努力抵制過度熱情的累退性規制，可以緩解不平等，生產率也會提高。工作人群轉為退休者的人口阻力，會因新的移民政策而消除。新移民政策大幅度提高了法律限制，而重點強調潛在移民的教育和工作經歷。2020年後的財政總清算（fiscal reckoning）並不要求實施較高的工薪稅或較低的退休福利，因為財政收入的新源泉很多，如毒品合法化，提高稅收累進率，取消大多數稅收減免的稅收改革，以及設立鼓勵減排的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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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結果更平等
不平等日漸加劇，頂層人群的收入迅速增加，中下層人群的收入停滯不前。影響不平等的政策面臨功能性不對稱問題，因為我們期望99%的底層收入人群更有生產能力，有辦法賺取更多收入，但不會相應地期望頂層1%的人士降低生產能力，也不會設法讓這些人為經濟和社會少做貢獻。加大結果平等的政策通過減少頂層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底層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縮小頂層和底層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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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進的稅收體系
頂層1%人群的收入佔比幾乎增長了3倍，從1974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22%，而其中最頂層的0.01%人群收入佔比同期增長了4倍，從1%上升到5%。許多高收入者特別是體育和娛樂明星，則賺取了純經濟租金（高於所能找到的次優職業收入的那部分收入）。首席執行官的收入與工人平均收入之比，從1973年的23上升到2007年的352，關於經濟租金的進一步證據在這16倍的增長中就可以看到，因為首席執行官履行的職責與以前是相同的。一種政策解決方案是實行超級稅率，向年收入100萬美元的人徵收經濟租金稅，或對（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人徵收更高的稅率。另一個有利於平等的政策變化是對紅利和資本利得徵收與常規收入相同的稅率，就像1993—1997年所做的那樣，從而結束目前的不正常狀況，目前，巴菲特的納稅率比他的秘書還要低。稅法規定，繼承的金融資產價值增值可以免稅，有利於平等的下一個措施就是取消這一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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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
最常被提及的政策措施，是提高底層的實際工資增長率，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現在最低小時工資是7.25美元，用2014年價格表示，這要比20世紀60年代的最低工資低12%。同期50年間，每小時實際報酬上升115%，這一指標表明，法定的實際最低工資與整體報酬是多麼不同步。標準經濟理論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會使最低工資工人的失業率上升。不過，大量的經濟研究指出，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很少或沒有。2015—2016年的經濟現狀特別有利於提高最低工資，因為現在美國勞動力市場新增就業創造了新紀錄，並以較快的速度創造出低技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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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所得稅抵免
勞動所得稅抵免（EITC）鼓勵低收入家長出去工作，對受益人的純收入產生很大的積極影響，這一政策還大幅改善了這些家庭的孩子們的福利，包括降低新生兒低出生體重的發生率，提高數學和閱讀成績，提高大學入學率。人們普遍贊成所得稅抵免範圍更寬一些，幅度更大一些，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擴大所得稅抵免是提高最低工資的補充，而不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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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政策
入獄率即在押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美國要比歐洲一些最大的國家高8~10倍。監禁是與不平等相關的一個問題，因為被送到監獄的人主要來自缺乏教育的貧困人群，這些人入獄後就不能再完成教育過程，不能與自己的孩子接觸，即使釋放出來，其犯罪記錄也成為找工作的重要障礙。即使找到工作，通常多數是苦力型的，因為數年的監禁會使其工作技能受到損害。一項研究表明，這些人出獄後一年內有60%的人找不到工作。刑期太長、保釋和緩刑政策太不靈活，使這些人的生活受到嚴重傷害。現金保釋政策使很多貧困人口犯罪後待在監獄等候判決。數百萬兒童成長過程中都有一位家長在監獄，不利於他們的成長。
美國的監獄系統估計每年要消耗納稅人740億美元費用，這些資金本來可以用於直接解決很大一部分不平等問題。在這方面，不平等問題的政策解決方案是很特殊的，它是在減少政府支出，而不是要求增加支出。節省下來的資金可用於為刑滿釋放的人治療毒癮或心理健康問題。僅對較短的刑期進行必要改革是不可取的，被判幾十年刑期使許多人在監獄中變老，他們現在對社會已威脅不大。只有廣泛的赦免運動，才會減少監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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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合法化
毒品合法化的理由是禁毒成本高，效果有限。據米隆和沃爾多克計算，2010年的禁毒成本達880億美元。毒品合法化之後，因為節省警力、執法成本、監獄系統的資金與人力花費，可節省一半資金。另一半節省的資金來自目前放棄的稅收，合法毒品可像煙草一樣徵稅。這些成本估算還沒有計入涉毒人員被囚禁而產生的無形成本，包括失去公民自由，犯罪記錄對未來收入和就業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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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更大的機會平等
學前教育。儘管４歲的學前教育在很多國家都很普遍，如英國、日本，但在美國，這個年齡的人群進入學前項目的只佔69%，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排名第26，最貧困的兒童很少有可能入學。美國3歲兒童進入學前項目的比例名列第24，入學率為50%，而法國、義大利至少達到90%。美國排名靠後不僅僅是因為兒童加入學前教育的年齡，還包括班級規模和生均支出。
學前教育的好處適用於所有學生，但尤其適用於低收入家庭長大的學生。貧困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有限，他們的孩子到5歲才入幼兒園，在辭彙上就有很大的差距，限制了小學和初中時期的成績，產生了高輟學率，而且常常導致出現違法活動。從教育系統來說，5歲才加入學習過程就太晚了，因為這時大腦已經迅速發育，形成了對未來成功至關重要的認知技能和性格技能。貧困家庭的兒童缺乏家庭閱讀、日常交流以及經常的問答式交談，而這些在中產階層家庭都很普遍，在父母雙方都完成大學教育的家庭更是如此。
赫克曼等人研究了兒童完成實驗性學前教育項目的一系列數據。他們估計，一個這樣的項目每年的回報率為7%~10%，這包括提高教育和職業成就，減少補習成本，降低健康支出和刑事司法系統支出。他們指出，對貧困家庭風險兒童的學前教育要長期關注，學前教育的投資回報要大於小學和初中教育的投資回報。有效的學前教育帶來的不僅是辭彙和其他學習技能，而且包括「注意力集中、情緒控制、毅力和團隊意識等性格技能」。
中等和高等教育。之所以把學前教育放在首位，是因為美國教育體系每一層次的業績都令人失望，從15歲學生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中差勁的表現到社區學院的輔導班，都反映了孩子們每一個年級的成就都不盡如人意。在學校選擇和特許學校方面，一直都沒有靈丹妙藥，儘管也做了不少試驗——其中一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來自低收入背景的孩子拿到了高中畢業證，進入了大學。美國不平等和教育阻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的小學與初中教育融資體系都是由地方財產稅支付，結果一些富裕郊區的校園設施富麗堂皇，中心城市貧民區的學校則破敗不堪。教育的資金來源從當地轉到州級，將有助於減少不平等，提升教育結果。理想狀態下，服務貧困兒童的學校享受的資源應大於服務富裕兒童的學校，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反而更少。
高學費和迅速積累的學生債務已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儘管有大量的助學金，特別是在富裕的私立大學。但到2015年，學生債務還是達到1.2萬億美元，每月要償付成百上千美元學生貸款的年輕人推遲組建家庭、結婚、生育、購置住宅。最有希望的改革措施可能是通過所得稅體系，將學生貸款轉移到按收入比例償付的還款體系。儘管聯邦學生貸款最近引入了按收入比例還款的選擇計劃，但那些私人部門的貸款沒有引入這一計劃，因此迄今為止只有很少的學生選擇了按收入比例還款的計劃。澳大利亞提供了一個典範：學生在校時大學教育貸款免息，畢業後根據納稅收入比例，通過所得稅體系，償還部分費用。在失業期間或者如果收入低於納稅門檻，還款停止，直至找到合適的工作。在現有債務超過20%永遠無法回收時，將為這一體系提供補助。
累退性規制。在美國的整個經濟生活中，通過版權和專利法提供過度壟斷的權利，對準入和競爭設置規制性壁壘，限制了創新。通過職業資格許可限制，保護無能的服務提供商，限制了職業選擇；通過用地規制，人為製造稀缺。所有這些，都加劇了不平等，降低了生產率提升速度。政策專家廣泛認為，版權法過於寬泛，在規定侵犯版權違法的同時，也限制了非商業用途的複製，這在互聯網時代很不正常。專利法也走得太遠，過於保護軟體和商業模式。
據克萊納計算，受職業資格許可影響的工作比例已從1970年的10%上升到2008年的30%。職業許可減少了就業機會，限制了新進入者創建小企業的能力，制約了低收入人群的向上流動。職業許可還降低了新企業進入的速度，成為第17章描述的「企業活力」下降的原因之一。格萊澤把區域功能限制和土地使用規制稱為「規制稅」，實施規制稅就是將財富從不太富裕的人群轉移到更富裕的人群，將窮人與富人分開，抬高房價推動居住隔離，鼓勵潛在居民從生產率高的大城市遷移到生產率低的區域，因為那裡的房價便宜。所有這些過度規制都與不平等相關，因為它們將收入與財富再分配給受版權、專利、許可、土地使用限制保護的人群。解除各種過度規制是緩解不平等、推動生產率增長的可行政策措施，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規制是在州和地方層面實施的，遠在聯邦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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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與財政阻力
隨著嬰兒潮一代的退休，隨著過去10年間55歲以下人群勞動參與率的下降，人口阻力減少了人均工時。財政阻力是由沒有勞動收入或不支付所得稅的退休人員對有勞動收入或支付所得稅的勞動人口的比率上升造成的。政策解決方法包括移民、增迦納稅工人數量，加上有利於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稅收公平的稅收改革。碳稅是基於保護環境、減少碳排放設立的，也有增加財政收入、緩解財政阻力的附帶作用。
移民。改革移民政策的方向是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技能水平，從而推動勞動生產率增長。一種改革辦法是終止不向外國出生的美國大學畢業生提供居住權的做法，這是一種「自我強迫的人才流失」。增加高技能移民、提高美國勞動力平均質量的理想工具可能是類似於加拿大以積分為基礎的移民制度。其中，根據其教育水平、語言技能、原先的工作經歷等，計算得分，評價每一個移民申請者。技能定義可以寬泛些，也包括藍領技能人才，因為美國目前缺少許多藍領技能人才。相比較而言，加拿大每年移民數量佔全部人口的0.8%，而美國受制於每年的法定限額，移民只佔0.3%，這說明美國增加移民數量是有潛力的。
稅收改革。公平和稅收的一大好處通過採取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長期主張的限制「稅收支出」（指所得稅體系中的多種減免）可以實現。所有減免，不同於稅收抵扣，將使稅金節約額隨收入而增長，所以取消稅收減免可以提升稅收體系的公平性。費爾德斯坦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計劃，說明不用終結慷慨的稅收減免，聯邦稅收每年都能增收1440億美元。
受到廣泛支持、被視為控制碳排放最直接手段的碳稅，可以解決財政阻力。來自碳稅的收入可以避免提高工資稅和減少退休福利。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每噸二氧化碳排放徵收20美元稅收，一年就能增加收入1150億美元。
財政總清算。財政阻力來源於預期壽命延長和退休人員對在職人員比率的上升。財政解決方案可以來自三個方面：如上文建議的加大對頂層收入的徵稅，取消或大幅限制稅收減免的稅制改革，以及碳稅。所有這些收入都有助於穩定聯邦債務佔GDP的比例，為最重要的政策改革——向貧困家庭的兒童提供專門輔導和強化項目，提供統一的學前教育——籌集資金。只要新徵稅收來自對頂層收入加稅，來自主要影響收入分配頂層的稅制改革，就能為制止債務佔GDP的比例上升提供財政收入，而不用降低中等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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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設想
表P.1總結了10類政策干預建議，每一類都與相關的阻力有關。另外，其中7類中都有生產率增長，表明該類政策有可能通過提高勞動技能和人力資本，加快勞動生產率增長。這些政策包括推行更慷慨的勞動所得稅抵免，改善貧困兒童的學習環境，實施釋放囚犯、縮短刑期的政策，改革各層次教育，取消累退性規制，移民政策轉向基本上自動接納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較高的人群。
生產率緩慢增長、不平等加劇、人均工時下降，都有難以克服的深層原因。這裡並不是說一旦實施了上述政策建議，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比沒有這些政策變化時高出幾十個百分點。不過，無論對經濟增長影響結果如何，這些措施加在一起，再加上新的稅收來源能夠解決財政阻力，就可以為政府的新重點項目，特別是學前教育提供資金，從而創造一個更平等、能受到更好教育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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