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職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擠等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問題困擾

其實在古代，許多身居廟堂的高官都曾有過「蝸居」的經歷。宋代散文家蘇轍56歲時，還沒有置辦上一套稱心的住宅，面對自己捉襟見肘的住房，他曾感嘆說「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活了大半生，頭髮都花白了，還沒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兒子們面前抬不起頭來，他們還老是抱怨。古代高官住房困難，是一個普遍現象，蘇轍只是其中的一例。這些掌握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成功人士，因為居官清廉、工作調動頻繁、任職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擠等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問題困擾。　　大唐宰相也買「郊區房」　　在唐代，國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員提供免費的單身宿舍，若甘願打光棍，則可居住其中。《唐語林》記「趙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個宿舍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拖上老婆兒女一大家子，那就意味著得搬出單身宿舍了。像柳宗元這樣出生在長安祖屋而自有老窩可居的，當然再方便不過，若在京師並無祖業，那就必須別作打算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購套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房」。但是如果經濟條件困難，便只能在陋室將就了。　　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住宅之簡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璟、盧從願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盧懷慎「卧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堂堂大唐的副總理就躺在一張破席上養病，大門上連一副像樣的門帘都沒有，就靠一張破席擋風遮雨，可見其居住條件之惡劣。　　和盧懷慎同時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舊唐書》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姚崇把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裡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後，「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裡，為他開了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然而《長安志》介紹唐都城名人居所時，提到興寧坊有姚崇宅，「屋宇並官所造」。看來，最終還是唐玄宗讓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所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唐代詩人白居易也一樣選擇了郊區房，他的買房經歷跟現代都市打工族頗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歲考中舉人，二十九歲考中進士，三十二歲參加工作，乾的是「校書郎」，就是在中央辦公廳負責校對紅頭文件的工作人員。級別呢，是正九品，相當於一個小縣的縣長，不過工資卻不低，每月一萬六千錢。白居易在長安東郊常樂里租了四間茅屋，因為離上班的地方遠，又養了一匹馬代步，此外還雇了兩個保姆，這樣每月的開銷是七千五百錢，剩下八千五百錢存起來。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沒能在長安買下一套房子。

後來白居易覺得這樣長期租房不是辦法，就跑到陝西渭南縣，也就是長安城的衛星城，買下一處宅子，平時住在單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點和現在的大都市白領差不多，在郊區買房不住，而在城裡租房上班。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經為住房發過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有樓店務(後改名店宅務)作為主管國有房產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於近世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包括宰執大臣在內，都在樓店務租房住。屢從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將劉福的孩子們勸他在有錢的時候置辦一套房子，劉福大怒說，我拿國家的俸祿豐厚，足夠租房子了。結果等他死後，子孫們竟無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照樣借住樓店務的房子，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其「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宋史》卷二八七)，楊礪租住的房子外小巷狹窄，連馬車都進不去。　　　　朝廷還規定，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彙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不洗腳就登床，躺了良久。吳夫人望見，立即命送還。　　　　宋代官員住房緊張，也有的是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事實類苑》記，北宋名臣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見他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把他遷到雷州，最終令他鬱憤而卒。　　　　還有一些高官們買不起房，則跟當時房價居高不下有很大的關係。大文學家歐陽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員。歐陽修考中進士，進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終沒買上房子。他給朋友寫信說：「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閑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意思是在京城工作這麼長時間，一直沒有混上自己的窩，一直在小衚衕里租房住，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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