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現代要素：中國傳統倫理具有良性根基

中國的傳統倫理是傳統社會的產物，不能直接適用於現代社會。但是，它卻存在著某些良性根基，可以嫁接現代的倫理要素。中國傳統倫理的良性根基，起碼有這樣三種。

第一，重精神。我們前面曾經提到，有一種觀點說以中國、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是「恥感文化」，西方的文化是「罪感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差別就在於後者重視靈魂的改造，而前者只是重視行為的合理。這種說法抓住了東西方文化的一種差別，但如果籠統地講中國傳統文化只重視行為對錯而根本就不重精神，那就錯了。

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很重精神的。孔子的思想有兩個核心的範疇，一個是「仁」，一個是「禮」。「仁」是內心的情感，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愛別人，愛天下所有的人。「禮」是行為規範，是孔子講的「周禮」，從國家制度到日常生活都有一套軌儀，國家祭祀如何搞，婚嫁按什麼程序進行等等。在孔子那裡，這兩者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認為「仁」比「禮」還要重要，因為它是「禮」的基礎，如果沒有「仁」，「禮」就是徒有其表，是老百姓說的「虛禮兒」，沒什麼意義。比如兩個人沒有感情，甚至內心裡互相很厭惡，但表面上還要有一種很客氣的禮節，這在儒家看來就意義不大。《論語》中記了這樣一個事情：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宰我（宰余），向孔子提問「三年之喪」的問題。「三年之喪」是一種喪禮，就是父母、祖父母去世後要守孝三年（實際上是27個月），這三年之內你要披麻帶孝，不能吃好的東西，不能聽音樂，要獨處，甚至到父母的墳墓前搭一個小草棚去守墓。對於這個「禮」，宰我覺得不理解，他問孔子說，這是不是時間太長了？孔子回答說：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就是說吃肉不香，聽音樂感不到快樂，居處坐卧條件再好也感到不安，「故不為之」。他問宰我，你居喪時怎樣感覺？大概宰我是回答說：「我還可以，我吃肉也挺香，聽音樂也很高興，睡覺也很安穩。」孔子便說：「今汝安之則為之。」你既然很安於這些，那你就做吧。意思是說，你就是不做也是徒有其表，因為你沒有內心的精神基礎。這個例子說明，中國先秦的儒家並不是不重精神的，對於孔子來說，「仁」和「禮」這兩個範疇，「仁」甚至更重要，它是「禮」的思想基礎。如果各種「禮」沒有這個思想基礎，就沒有意義，就可以不遵守。

後來的儒學其實也是一樣的，《禮記》中有一篇《大學》，其中講到「誠意」的問題。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內聖外王」，主觀世界的改造達到聖人境界，客觀世界的改造達到聖王的境界。《大學》說這要經過八個階段的實踐過程，所謂「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中包含的「誠意」環節，特別能夠說明儒家重精神的特點。《大學》解釋「誠意」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我的理解是：人的道德修養如果把行為搞端正，這屬於「修身」的範疇。「修身」的基礎是「正心」。現代心理學認為，人的心理世界中有一個自覺意識的層面，即思想觀念，就是《大學》說的「心」。而「正心」，就是將人心理世界的這個層面搞端正，這已經是一種精神要求了。但這還不是它對於人的全部精神要求，除了「正心」還要「誠意」。現代心理學認為，人的心理世界中還有一個潛意識的層面，就是《大學》說的「意」。「意」是一種非理性的東西，就連自己都不是總能發現，總能意識到。《大學》講的「誠意」，要求人就連這個層面方面也要聖潔化，使聖潔的「意」成為人的一種本能，不需經過理性的強制矯正就自然善良。《大學》說誠意就是不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就是對壞的氣味本能地討厭，對漂亮的東西本能地喜歡，而不需要理性再來告訴他、提醒他，說「這個氣味很壞，你趕緊捂鼻子；那個東西很美，你趕緊看一看」，不需要這樣。人如果做到這一點，別人不會發現而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內心就會感到滿足，就會感到愉快，就是所謂「自謙」，所以「君子必慎其獨」，一定要警惕別人看不到的層面存在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下功夫。「文革」時期有一個口號，叫做「狠斗私字一閃念」，與此類似（儘管它所說「私」字的內容有當時的時代性））。也只有做到了這一點，人才算是真正認識了自己，才真正算是表裡如一；反之，人如果只是行為好，自覺意識好，但卻沒有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潛意識層面）還隱藏著不良的東西，那麼就是自欺。我們經常說要「誠」，要「真誠」，其實「誠」不僅是不欺騙別人，更重要的是不自欺；不僅是表裡如一，更重要的是「里」之中的自覺意識與潛意識要如一。可見，儒家對於人的精神要求是十分高的。

我們舉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明「八目」中誠意、正心、修身的不同。比如嫉妒，它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你嫉妒一個同事的某種成功，一個表現就是採取行動去破壞，給他搞個什麼鬼，把這個事情給他「攪黃」，這就是嫉妒在「修身」層面的表現。第二種表現是內心裏面嫉妒，憤憤不平，自覺地懷恨他，但並沒有採取什麼行動壞他的事，這就是嫉妒在「正心」層面的表現。第三種表現是潛意識中的情緒，既沒有採取行動壞他的事，心裡也能夠明確地認識到「我不應該嫉妒，我應為他的成功感到高興」，但就是內心深處還是有些不舒服，有點兒酸溜溜的感覺，這就是嫉妒在「誠意」層面的表現。儒家講誠意、正心、修身，這三個層面的問題都要解決，可見它對人的精神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認為，重精神是中國傳統倫理一個良性根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恥感文化」，只重行為端正，不重精神聖潔。

第二，不否定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性。我們平常有一個印象，認為儒家重義輕利，主張「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好像它對人們的功利活動完全否定，這不符合事實，起碼先秦儒家不是這樣。孟子講義利之辨，「重義輕利」，這是倫理意義上的。我們做人，遇到事情需要採取行動時會有兩種不同的考慮。一種人考慮利害，這件事怎麼做對我有利，怎麼做對我不利；對我有利的我就做，對我不利的我就不做。另一種人考慮是非，這件事怎麼做是對的，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是不對的，不應該怎麼做；應該做的對我不利也必須做，不應該做的對我有利也不能做。這前一種考慮就是重利輕義，後一種考慮就是重義輕利，林則徐有兩句詩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就是重義輕利的思想，只要對國家有利，是生是死都可以做，絕不趨福避禍。這是儒家在倫理層面的觀念。

但是，在經濟、社會、政治生活層面，先秦儒家並不否認個人的物質利益。孔子有個學生叫仲弓，他向孔子請教什麼叫「仁」，孔子的回答中有一個內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還明確地講過，所謂「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在這裡講的「欲」、「立」、「達」，都是世俗方面的東西，他都承認它們具有合理性，不是講你根本不應「欲」，根本不應總是想著「立」、想著「達」，根本不應該謀求物質利益，而是說在這些地方你應該將心比心，成全自己也成全別人，不壞自己的事也別壞別人的事。孔子還說過這樣的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果發財這種事可以通過自己追求就能得到，那麼我就是拿著鞭子替人看門的事也可以做。這句話並不能理解為孔子將發財作為理想，而只是表達了這樣兩個意思，其一，富貴這種事不是單靠人的主觀追求就能得到；其二，孔子並不在一般意義上否定謀求物質利益的職業活動。可見，孔子並不否定人們對於物質利益追求，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嫁接現代倫理的一個良性根基。如果一種文化不能肯定人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利益，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那麼它在現代生活中是站不住的。

第三，天人合一、物我一體、四海一家的世界觀。儒家倫理有一個特色，就是將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社會、自己與世界看成是一個整體。我們前面講過，中國傳統倫理的「群體人」觀念有它的弊病，即否定個體人的價值，扼殺個性；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它也有其優勝之處，也可以成為嫁接現代倫理的良性根基，可以與現代生活相結合。我們現在有一個口號叫「建設和諧社會」，儒家倫理的核心其實就是和諧。哪些方面要和諧呢？一是人和自然的和諧，現在世界面臨這方面的不和諧，環境破壞，浪費資源等等。人在大自然中生活，如果環境破壞了，人的生存基礎就沒有了。儒家的世界觀講天人合一，認為宇宙就是自己的延伸，你破壞它就是破壞自己，就是往自己身上砍刀，這種觀念有利於我們加強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社會的和諧，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現在的世界在這方面有很多不和諧的地方，利益衝突，貧富懸殊，以強凌弱，這些都是不和諧。而儒家的倫理觀認為，人和所有人都是一體，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同胞，都是一體，那麼傷害別人，也就是傷害自己。如宋代的理學家程顥說「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就是如果明白了天下人都是一體，都是自己，那麼還有什麼做不到呢？三是人自身的和諧，就是人自己要和自己和諧。此話從何說起？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體會，我們經常處在自我矛盾之中，人格是分裂的，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就是因為內心世界不和諧，有不同的想法、目標、價值觀在那裡互相打架，看不透，放不下。儒家在這個問題上有他的辦法，它為人生樹立了一個唯一的目標，就是追求道德的自足和完善，只追求這一點；其他既然不可求，就順其自然，孔子的話是「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樣，人就不再自我矛盾了，自身就和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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