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個人記憶下影史轉折
《八月》：個人記憶下影史轉折
1994年是中國電影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市場化改革浪潮中各國營製片廠面臨改制，而對於好萊塢電影的引進也使中國電影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下舉步維艱。而以黑馬之姿榮獲金馬獎的《八月》則以一個少年的視角重訪了這一電影史的轉折時刻。而影片對於90年代國企改制的個人經驗的表述可以歸入最近幾年一系列影片中，如《鋼的琴》、《少年巴比倫》、《暴雪將至》等等。接下來我將詳細分析影片如何進行重防的，這種個人記憶的展現又有何獨特之處。
這部影片在敘事和視聽語言上充滿自傳色彩，導演試圖以黑白影像實現對記憶的重訪。《八月》是張大磊的處女作，這位導演自小生活在內蒙古製片廠的大院中，他的父親如同影片中的父親一般是一位剪輯師，而影片中父親的扮演者是導演的好友。對自己童年記憶的再現、非職業演員的運用，充斥在空氣中的生活氣息，這些無不讓人想起了導演張大磊的精神偶像特呂弗的處女作《四百下》，而後者，正是影史上最為著名的自傳性影片。影片的主角叫張小雷，從命名上也清晰地看出自傳意味。影片展現了小雷在小升初的夏天波瀾不驚的生活。影片特意選擇了1994年8月這個對於中國電影史特殊的時刻，有導演的特殊用意，但導演並沒有正面表現製片廠內的變動，而是以看似閑筆的拔河比賽、電影應開始收費、父親迫不得已遠行作劇務等內容，展示了巨大冰山的一角。
也正是在這種對於細節的刻畫中，導演才得以從個人視角重寫了那段歷史。這種不同於官方記錄的個人視角下的歷史讓人想起了第六代導演對於個體命運的關注。尤其是賈樟柯鏡頭始終聚焦的汾陽縣城中的小人物。但兩者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賈樟柯著意重寫歷史，而《八月》顯然意不在此。影片中兒童的玩耍、街上的叫賣聲都是在營造一種生活本身的詩意，卻又在不經意間觸碰到那段裹挾著無數人命運的歷史，沒有半分刻意之處，如同小雷在不經意間看到對樓的女孩並為之著迷，但又轉瞬忘掉一般，製片廠改制的歷史也作為一個片段、一個北京而存在。
也許導演並沒有重塑歷史的野心，但他對於「父輩」的致敬卻是有意的。這個「父輩」一方面指的是導演的父親即小雷的父親，一方面也指的是他在電影氣質與語言上的師承。在影片中，小雷只是一個講述人和見證者，他佔有攝影機的視點卻不是敘事的焦點，而他的父親才是真正的主角，作為製片廠的剪輯師，他帶有一絲清高和執拗，在市場化改革中無所適從，卻有著能夠靠本事吃飯的自信。影片聚焦於他為人處世的方式和處於人生路口的矛盾心態。其中有場戲，父親坐在家中，將自己曾經反覆觀看的《計程車司機》的錄像帶撕開砸壞，管窺出他心頭的焦慮和自我定位的迷茫，與《計程車司機》的主角特拉維斯形成巧妙的互文。在電影的最後，錄像中的父親打了一個招呼即轉身離去，那久久凝視的攝影機與父親的背影正是導演對父親深情的致意。
《八月》在影像風格上與台灣新電影尤其是侯孝賢的電影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全片多採用淺焦鏡頭，以固定視點和搖鏡拍攝拍攝為主，剪輯上通常採用視點後置的方法，相對應的敘事上也採用因果倒置的結構，同時會使用較為主觀的、與畫面形成平行關係的古典音樂作為配樂。這種視聽結構在侯孝賢的《風櫃里來的人》、《東東的假期》中可以找到源頭。總體而言，固定機位長鏡頭對於流淌生活的記錄，波瀾不驚、片段式的敘事以及對於自己回憶的回訪都和以侯孝賢等人為代表的中國電影的「父輩」，有諸多的吸收與繼承。除了對於社會變革施加於普通人生活的影響引起的共鳴之外，金馬獎頒給《八月》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是評委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台灣新電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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