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革命同志、「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為何常常混跡「煙館財場」？

楊鶴齡是孫中山的革命同志。孫中山與楊鶴齡、陳少白、尤列四人並稱「四大寇」。但是，史家較為忽略楊鶴齡在革命活動中的具體工作。深町英夫只指出：加入興中會後「楊（按：指楊鶴齡）服務於《中國日報》至光復前，一直在港澳居住」。事實上「楊鶴齡退出了革命運動」。

「四大寇」

但是，根據楊鶴齡的兒子楊國鏗的回憶，當時：我父則潛伏港澳，混入煙館財場之中，秘密活動，宣傳革命，在港澳做了大量調查，搜集情報的工作，與各方面取得緊密聯繫，特別是與興中會台灣分會負責人楊心如取得密切聯繫。

楊鶴齡

如此看來，並非「楊鶴齡退出了革命運動」，而是在1895年至同盟會成立之前，他負責與台灣分會楊心如聯繫。他的兒子楊國鏗稱：他「是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但是他在同盟會並不活躍。

楊鶴齡不活躍於同盟會的原因，很可能是由於他時常出入「煙館財場」，染上吸鴉片的惡習，令他沒有健康的體魄從事革命運動。根據楊國鏗的回憶，楊鶴齡自從參加興中會以來，直到孫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都一直有吸食鴉片的習慣。至孫中山死後，他才「卻把過去由於革命工作需要，混進煙館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從而使原先面黃骨瘦的身軀，逐漸變得肥胖起來」。

孫中山像

1919年5月16日楊鶴齡致孫中山信函：「自我公乙未舉事（按：即1895年10月廣州起義）以來，此身思為公用，望之數十年矣」。從楊鶴齡因吸鴉片而「面黃骨瘦」的情況，可以解釋他一直沒有被委以重任的原因。孫中山在5月24日對此信的回復是，「此間現尚無事可辦，故閉門著書，倘他日時局轉機，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上述信件往來，一方面解釋1919年楊鶴齡及孫中山在政治活動上的困境，同時也說明1895年至1919年，孫中山因楊鶴齡的不良生活習慣而沒有重用他；另一方面也解釋了孫中山沒有委任熟悉澳門的楊鶴齡來建立同盟會分會的原因。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2015年版。

編輯：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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