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之死

文章來源 ：《沈從文的後半生》

三十年前五月的一天，沈從文先生告別人世。在神智模糊之前，沈從文握著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

這是他最後的話。

幾天以後，瑞典的漢學家馬悅然接到台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馬悅然說：「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

沈從文之死

01

老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從文因肺炎住院治療；轉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個月後出院。顯然，他的身體是越來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漸顯出變化，一個表現是，他越來越容易流淚了。沈從文本來就是感情纖細敏銳的人，流淚是感情表達的一種自然方式；同時他也是個隱忍的人，他會用其他的方式來壓抑、分散或者表達感情。但是隨著年歲增大，流淚漸漸變得多了起來——從另一方面看，流淚所表達的東西也多了起來。

孫女沈紅在學校因成績好守紀律而受厭學頑童欺負，沈從文聞之落淚；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歲不幸去世，「得消息時，不禁老淚縱橫！」穆旦在西南聯大讀書和短期任教，與沈從文多有交往，沈從文曾在文章中稱許這位傑出的青年詩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編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發表了穆旦十七首詩。一九七三年穆旦託人捎給沈從文一本《從文小說習作選》，讓沈從文大為感念。

——這兩個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

而自從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後，沈從文行動不能自如，說話也越來越少，越來越簡單，流淚就成了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為自己傷感，對他人同情，被藝術感動，還有更為複雜交織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來突然的反應，在他自己卻是自然；家裡人也在逐漸變化的過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鄉聽儺堂戲而流淚，生病後在家裡，偶然聽到「儺堂」兩個字，本來很平靜的他，順著眼角無聲地落淚。「一次母親見他獨坐在藤椅上垂淚，忙問怎麼回事，他指指收音機——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纏綿—奏完，他才說：『怎麼會……拉得那麼好……』淚水又湧出，他講不下去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發腦溢血去世，沈從文大哭一場。老友的死更讓他痛感生命緊迫，他急電正在廣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速返北京，每天對他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補具體事項。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個雜誌社幾個人來採訪，問起「文革」的事，沈從文說，「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來訪者中有一個女孩子，走過去擁著老人的肩膀說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的是，沈從文抱著這位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張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樣，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讓他安靜下來。

一九八七年，黃永玉得到一大張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齡一個部屬所立，落款處刻著：「譚陽鄧其鑒撰文，渭陽沈從文書丹，渭陽沈岳煥篆額。」渭陽即鳳凰，沈岳煥是沈從文的原名。立碑時間是一九二一年。這塊碑現藏芷江縣文物館。黃苗子看了沈從文的字體，說：「這真不可思議；要說天才，這就是天才；這才叫作書法！」

我帶給表叔看，他注視了好一會兒，靜靜地哭了。我妻子說：「表叔，不要哭。你十九歲就寫得那麼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氣！永玉六十多歲也寫不出……」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兩位瑞典客人，作家漢森(Stig Hansén)和漢學家倪爾思（Nils Olof Ericsson）對沈從文進行了連續四天的訪談。漢森帶給他一份複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雜誌上的《蕭蕭》，這是最早譯成瑞典文的沈從文作品；還給他看最新的瑞典雜誌，上面有馬悅然翻譯、斯德哥爾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邊城》廣告。他們的談話圍繞沈從文的生平和文學展開，其間，漢森說：「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貴生》，這是寫的……」沈從文接話道：「對被壓迫的人的同情。」就在這時，他的眼淚落了下來。

02

最後的話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雛把謄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給沈從文看。他看完後說：「這才寫得好吶。」——可是，他已經不記得這是他自己寫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他從熟人那裡聽說，凌宇正參與籌備一個國際性的沈從文研究學術研討會，不禁十分焦急，寫信極力阻止。措辭嚴厲決絕，並一連追加兩封。

信文如下：

《秋水篇》：「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兩句話，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這幾個字。但願你也能記住這幾個字，一生不至於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萬萬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複雜。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風雨飄搖中，活到如今，不至於倒下。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為古人，你親見到的。應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為寫了幾個小冊子，成為名人，就忘了社會。社會既不讓我露面，是應當的，總有道理的。不然我哪能活到如今？你萬不要以為我受委屈。其實所得已多。我不歡喜露面，請放棄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寶貴生命。我目下什麼都好，請勿念。並問家中人安好。

四月十二日，又追加一信，措辭嚴厲決絕：

我昨天給你一信，想收到。因為見你給蕭離信，說什麼「正是時候」。因為你寫傳記，許多報紙已轉載，就打量來一回國際性宣傳，我覺得這很不好，成功也無多意義，我素來即不歡喜拜生祝壽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為一生笑談。再說我們雖比較熟，其實還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傳記其實只是星星點點的臨時湊合。由外人看來，很能傳神，實在說來，還不能夠從深處抓住我的弱點，還是從表面上貫穿點滴材料，和我本人還有一點距離。你希望做我的專家，還要幾年相熟，說的話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這個才氣，居然能貫穿材料已很難得。你和我再熟一點，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寫幾本書算什麼了不起，何況總的說來，因各種理由，我還不算畢業，哪值得誇張。我目前已做到少為人知而達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並不想和人爭得失。能不至於出事故，就很不錯了。你必須放下那些不切事實的打算，免增加我的擔負，是所至囑。

四月十六日，複信向成國，談的還是研討會的事，態度一貫：

……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見道之言，凡事以簡單知足，免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過日子以簡單為主，不希望非分所當，勉強它人為之代籌。舉凡近於招搖之事，證「知足不辱」之戒，少參加或不參加為是。

這三封信是沈從文寫下的最後的文字，《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跡，一筆一畫，俱見艱難。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下午，沈從文會見黃廬隱女兒時心臟病發作。事先沒有徵兆。五點多鐘，他感覺氣悶和心絞痛，張兆和扶著他躺下。他臉色發白，不讓老伴走開。王亞蓉急急忙忙趕來，他對他們說：「心臟痛，我好冷！」六點左右，他對張兆和說：「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從文握著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這是他最後的話。

晚八時三十分，他靜靜地走了。

03

告別

沈從文去世了，國內的新聞卻奇異地沒有聲音。

五月十三日，中新社電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地發了條消息，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用了這個消息；十四日《文藝報》出現了五十個字的報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報》編髮了一篇報道——根據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報》刊出林放——著名報人趙超構——的文章《遲發的訃文》，表達對新聞「秘不發喪」的強烈質疑。

巴金在家裡一連幾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華社才發了簡單的報道。

人們究竟在等待什麼？我始終想不明白。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記者不知道報道該用什麼規格？

瑞典的馬悅然接到台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台灣《中國時報》在沈從文去世後三天即刊出馬悅然的文章，他說：

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

馬悅然的哀傷里，帶著鬱憤的不平。

可是，沈從文真的不需要別人為他不平，更不需要「規格」，不需要權力來給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聞的熱鬧。

十八日上午，在八寶山舉行了一個告別儀式，只通知了少數至親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來的。沒有花圈、挽幛、黑紗，沒有悼詞，不放哀樂，放沈從文生前喜歡的古典音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沈從文面色如生，安詳地躺著，周圍是幾十個花籃。每個告別的人拿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

04

逐漸完整起來的沈從文世界

倪爾思在悼念沈從文的文章里寫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兩本選集都引起了人們對沈從文作品的很大興趣，很多瑞典人認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力的候選人。」不少人喜歡這樣的說法，以此來加重對沈從文的崇仰和表達遺憾。

十二年後，馬悅然發表《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個人證實了這個說法：「作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必定對時間尚未超過五十年之久的有關事項守口如瓶。但是我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一九八八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確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離世，他將在十月獲得這項獎。」

這固然是個很大的遺憾，不過實在說來，獲獎與否並沒有多麼重要。重要的是，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到多遠多深。一九八八年，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工作仍將繼續，但是研究者將面臨的不僅僅是這方面的考驗——沈從文的「遺產」，還遠遠不止於人們已經見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單」，這份「清單」還將不斷添加，豐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像。所以，不僅有對已經列在「清單」上內容的「再次發現」的問題，還有對不斷添加到「清單」上的新內容的「第一次發現」。

一九九二年，嶽麓書社出版《沈從文別集》，共二十冊，小開本，樸素雅緻，沈從文生前就希望出版這麼一套「小書」。《別集》這個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冊的書名是張充和題寫的—受到歡迎，不僅是因為裝幀形式，還因為它有新的內容，張兆和在《別集》總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們在每本小冊子前面，增加一些過去舊作以外的文字。有雜感，有日記，有檢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書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來的，大部分未發表過。」這些增加的東西，讓敏銳的人「管窺」到一個更大的沈從文世界——確實只能是「管窺」，因為這還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讀者「管窺」到的東西更多了一些。在後記里，張兆和寫下了這樣的話：「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二〇〇二年，《沈從文全集》出版，沈從文的世界這才得以完整地呈現出來。《全集》共一千多萬字，其中生前未發表的作品及書信等約四百四十萬字。很難設想，沒有這四百四十萬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從文，尤其他的後半生。

張新穎

《沈從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九）》

《沈從文的後半生（一九四九—一九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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