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王澍：像寫詩一樣造房子
2018年4月，杭州，只能怪過美院象山校區14號樓。玉澍過著幾近隱居的生活，沒有手機，沒有辦公室，晚上才會去西湖邊轉轉。 圖/阿燦
「江南的特殊性就在於，它逐漸發展到確實有一批人從一開始就是不想幹什麼大事的。當這種生活開始有了獨立的位置，江南就有了很難被摧毀的生命力。」
建築師王澍喜歡羅蘭·巴特的一句話：「生活是瑣碎的，永遠是瑣碎的。」他拾起碎片，有時拿它們拼一些什麼，大多數時候根本不用。
他的象山校園是散點游觀的長卷，沒有主角、沒有作息、沒有年齡。他是營造，也是作畫、寫詩、拍電影。
王澍在中國美院象山校區造了20萬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在校園裡的辦公室，只是秘書室里的一張沙發，比容膝齋還小還樸素。
2018年4月11日一早，陽光好，阿姨沙沙地掃地，他坐在象山校區14號樓走廊邊上接受採訪，一轉臉就能看見屋檐和樹在院子里投下的斑駁陰影，於是老是轉臉看。
生於新疆，長於新疆、北京、西安，1981年考入東南大學建築系後，王澍正式入了江南籍，在這裡讀書、生活，也在這裡慢慢造房子，一年只接一個項目。
少年意氣時，同學形容他每次出現都像「一把刀走過來」。他寫《死屋手記》，提「三無理論」，鋒芒畢露。而在杭州做「業餘建築」以來幾近隱居的生活，用湖光山色一天天打磨著他，讓沉思更沉、定力更定。
玉澍造的房子。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王澍喜歡羅蘭·巴特的一句話：「生活是瑣碎的，永遠是瑣碎的。」他拾起碎片，有時拿它們拼一些什麼，大多數時候根本不用。
他的象山校園是散點游觀的長卷，沒有主角、沒有作息、沒有年齡。他是營造，也是作畫、寫詩、拍電影。他在現實里挖洞，既隱藏自己，也透露自己。透過出其不意的門洞、窗洞，他讚美了一座原本不起眼的小山，就像它是珠穆朗瑪。
2012年，憑藉象山校區，王澍成為第一個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中國人。
2017年，他設計的富春山館開館。「按照中國傳統的山水序列，在建築本身的整體構築中呈現了近山、次山、遠山的瀠洄呼應」，讓《富春山居圖》立了起來。
玉澍造的房子。富陽富春山館
2018年，他將在巴黎建造大型混合社區，挑戰夯土加純木構。「這個應該是屬於（踢館）那個感覺。」（王澍語）
當年那把刀依舊鋒芒不減。
當雜樹成了風景的主角，弱勢文人也成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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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過去你每年帶學生去蘇州看園林，現在還保留著這個習慣嗎？
王澍：現在已經做不到了，因為事兒實在太多了，但時不時還是會去。對我來說，園林無處不在，一個山邊上，一棵樹下，一座橋邊，都會找到那個意思，不一定是在園林里，不一定非要去蘇州。
《新周刊》：你曾說自己的建築本質上都是園林，做過寧波博物館、象山校區等建築以後，再回頭看傳統園林有沒有一種新的看法？
王澍：傳統園林，特別是蘇州園林，它是很特殊的，產生於晚明到清初，章法、格式跟那個時期的繪畫和詩歌非常接近。它已經形成了某種幾乎可以說是嚴謹的格律，在那樣一個框架下，進行非常細膩的推敲。因為是從生活里有感而發的，所以它一定是和生活內容、生活方式有關係的。
玉澍造的房子。寧波博物館
《新周刊》：你在很多場合提到童寯先生，他是奉天人，園林研究專家，你又為什麼對江南感到親近？
王澍：我對童寯先生的喜歡是另一種心態，我稱之為文人心態。我們在古典詩歌里經常可以看到文人的這樣一種心態。他已經在城外了，回頭望著高高的都城的宮闕。他要去的不是城市，而是另一個地方。今天南方這一帶之所以變成中國美好生活的樣本，恰恰是因為它堅持了看上去最沒有權勢、最樸素、最生活、最弱小的東西。園林是非常弱小的，它已經退無可退，都退到一個小園子里了。而恰恰是這個最弱小的東西，變成了最持久的東西，所有曾經雄壯、宏大而輝煌的東西都已經凋敝了。
《新周刊》：文人遷居江南，很多是因為政治上的失意。這種生活里是否還有對政治中心的渴望？
王澍：當然這裡面一定有這樣的內容，但是我覺得江南的特殊性就在於，它逐漸發展到確實有一批人從一開始就是不想幹什麼大事的。當這種生活開始有了獨立的位置，江南這一帶的散淡、平淡和雅緻，就開始有了自信，有了價值，有了真正強大的、很難被摧毀的生命力。
《新周刊》：過去你的工作室有四張古畫——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北宋郭熙《早春圖》、范寬《溪山行旅圖》，南宋李唐《萬壑松風圖》，現在還掛著嗎？
王澍：那倒不成，列印的畫很快就褪色了。現在掛的是一排鄉村風景，我在浙江鄉村裡拍的，像極了郭熙的一張畫。但郭熙只是畫了一個村口，我從村口一直拍到了村尾。讓人有點感慨的是，我拍了四個村子才拼全了這麼一張畫。原來可能一個村子就能解決的問題，現在都已經殘碎了。
明代董其昌作《婉孌草堂圖》。藝術史學者石守謙在《從風格到畫意》中寫道：「1586年，松江才子陳繼瑞裂其儒冠，隱居於小崑山，標誌著一個新的『山人』時代的來臨；1597年，陳在小崑山讀書台構築婉孌草堂，董其昌訪之，並作《婉孌草堂圖》立軸，標示一個全新風格的誕生，開啟繪畫史上的『董其昌時代』」
《新周刊》：你最喜歡什麼樹？
王澍：我還是最喜歡一般的雜樹。中國古典時期對樹的討論都在說一些特別好的樹，比如「庭中有奇樹」。後來文人的思想理論和審美趣味發生了變化，開始出現了以雜樹為主的討論，這個是我特別喜歡的。董其昌就畫了很多雜樹，雜樹是最沒有名、沒有用的，而且特別便宜，當它開始變成風景的主角，也就可以說，文人中的弱勢群體開始變成了主角。
飛來峰是大學，菩薩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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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有人說象山校區在雨中是最漂亮的，你設計時有考慮嗎？
王澍：象山校園確實是和雨和霧特別有關的一個想法。很多人不太明白設計這麼大的校園的難處，相當於畫一張無限長的畫。我做的時候有兩三張畫是作為參考的，像相傳李公麟的《龍眠山莊圖》，他畫了一個特殊類型的大學，山洞是一個教室，或者說樹下是一個教室。
它們都在山的崖壁邊，在人間和自然的交界面。這跟杭州有一處特別像的地方，就是靈隱寺對面的飛來峰。飛來峰就是一個典型的大學，裡面所有的菩薩都是老師，他們都坐在裡面講課，你只要去看就相當於是去學習。所以我所說「亞洲大學最美麗的原型」就來自飛來峰。
整個象山校園是以那個作為背景的，你可以看到我設計了好幾棟大房子，就像山一樣高低起伏，有洞啊什麼的，其實和飛來峰是有關係的。但是它中間有很多突然的間斷，這些間斷要是按中國畫的畫法，一般會畫雲氣接起來。這種雲氣的節奏，又特別像中國音樂的做法。
整個校園都是以節奏為主體的，裡邊會突然出現旁逸斜出的小地方，就感覺突然走了調，或者離了題。你想控制但它不斷地失控，只有失控才有自由。學院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空氣，所以象山校園有很多角落，老師、學生幾個人可以進行秘密的小討論。
2018年3月，杭州，飛來峰，建築師王澍稱這裡是「亞洲大學最美麗的原型」。圖/阿燦
《新周刊》：你的建築怎麼處理與山水的關係，你怎麼理解風水？
王澍：風水有樸素的關係，也有一些神神秘秘的關係。樸素地說，我們都知道最好是背後不要有陰風，對著太陽，建築本身就像一個吸取正能量的裝置。另外，山和水並不純然是美好的，也是危險的，所以你放的位置要對。
還有一些關係是一套以《周易》為背景的演算，結果往往又出乎你的意料。我前兩年做富陽文村，那個村子坐南向北，和我們一般理解的風水完全是相反的。他們能夠記得住的理由是：因為山是有陰影的，為了生存，人住在陰影里，莊稼住在太陽里。這很有道理，但是要讓人下決心住在陰影里，必須有強大的力量。一定有人搬出書來算過，說你們得住在陰影里。
《新周刊》：我們這次去蘇州看了金磚，工藝很複雜、造價很高。是不是說更高的材料和人力成本就一定有更好的效果？
王澍：這個問題只能這樣回答，肯定是，又不是。誰都知道，這個東西下了心血，琢磨越多越好，為了做一個把玩的東西，中國人可以不遺餘力，為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花巨大的精力，這個東西就叫文化。金磚是這樣，很多東西都是這樣。但它又不是，因為最後實際上是一個人生選擇、人生態度的問題。比如白居易就會說，他的園林就是三開間的一個農舍，前面有一個菜園。他站在那兒，那兒就是園林，他不在那兒，那兒就是一個農舍。他並不在乎這個地方是不是用金磚鋪砌的，雖然他知道金磚是好東西。
《新周刊》：《造房子》里有你22歲在南京時的書單，你最近在讀什麼？
王澍：這兩天閑來無事在翻曾國藩編的《十八家詩鈔》，是他精選過的讀詩入門，而且他很自信地說這是正門口。其中陶淵明、阮籍、鮑照都是100首以上，李白、杜甫是300首以上。讀到這個量之後，你才能體會到很多，園林里原來不太看得懂的東西，也開始有點看懂了，因為園林背後有大量的文學經典和它有關。我們現在看就是傻乎乎在看，稍微懂一點，體會到一點。那個年代的那種滋味，你無法想像。
《新周刊》：你的作品主要都在江南？
王澍：這是有原因的。一是生活的熟悉，就是水土嘛，你對氣候的了解、對溫度的感覺，建築和這個是直接有關的。也許有人認為沒有關係，只要有空調哪裡都可以造，但是對我來說絕對有關係。還有工匠的問題，因為我的建築都是和工匠配合的，脫離這個地區，要麼我得帶著我的工匠，要麼就得在當地再做工匠培訓，其實都很花時間。
玉澍造的房子。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新周刊》：江南工匠的手藝比較好？
王澍：一般是這樣。明朝的北京城，所謂的北方建築，其實主要是浙江工匠造的。
《新周刊》：我昨天看到一張新聞照片，西扎的設計博物館在象山校園非常顯眼。
王澍：他的紅牆放在這，我也覺得很有趣，因為原來這是一個和園林有關的校園，至少跟權力中心拉開了足夠的距離，這個紅顏色一出現，我經常會感覺我怎麼就在紫禁城旁邊。學校一開始要求他造得更高，他已經往下壓了，但還是有一點高。
《新周刊》：象山校園裡三位建築師的作品有何不同？
王澍：西扎做的是一個博物館，在西方的語言里，博物館是紀念性的、經典的。我這個是屬於白居易的農舍。隈研吾設計的民藝館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日本忍者，有點神秘兮兮地躲在象山南坡上。
《新周刊》：但看得出西扎的心思，一棵樹，繞開它。
王澍：當時我們提出希望把這棵樹留下來。但是西扎做建築有一個習慣，就是基本上要撐滿場地。只有撐滿之後才會出現和這棵樹要撞上，不得不繞一下。他這個做法是典型的從西班牙城市裡來的習慣，因為西班牙城市裡密度很高，跟中國以前的城市一樣，給你一塊地，多麼金貴，基本上全佔滿。然後把美好藏在中間，自己看。
《新周刊》：好多園林也很有權力感，尤其是商人園。超高的高牆，裡邊弄一些亭台樓閣。
王澍：對，但那個一般是在城市環境里。象山還是小山水環境，所以我做的房子就有很多開口。西扎還是在城市裡的感覺，我曾經跟他討論過，我說你能不能對著象山開一個大一點的窗戶？他不幹，他的理由是看展覽必須專心致志，不能說看了一半展覽突然又去看山，這個事他不接受。
2018年4月，蘇州博物館。貝聿銘以傳統的粉牆黛瓦為元素，重新詮釋江南建築符號。建築師王澍說，貝聿銘的骨子裡還是一個中國人。圖/阿燦
《新周刊》：貝聿銘的蘇州博物館不僅要開窗，就連窗外景色他都要負責。
王澍：因為貝聿銘骨子裡還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對山水的興趣是很特殊的，外國人不太容易理解。中國人認為山水比人更美，山水最後在中國人心裡變成了帶有類宗教色彩的狀態，它是一個精神力量，就是我能夠和世俗抗衡。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比名利更高潔的東西，我們的文化中永遠有它的位置。中國的歷史是很悲催的，腥風血雨，那麼長時間能夠存在下來，它一定需要某種精神力量。它相信一個東西，叫良心也好，叫道德也罷。這個道德是指老子《道德經》里的道德，不是今天講的世俗倫理。
理想和現實的衝突里有特別有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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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如果由你來規劃一個江南建築之旅，你會怎樣設計路線？
王澍：這倒是個很好的問題。比如說蘇州園林，你怎麼樣能安排出一個小時，這個園林里沒有人，然後進去看？現在簡直像猴山一樣，沒辦法看。現在沒有理想路線，倒是有一個讓大家能夠理解到理想和現實是什麼關係的路線。你到哪裡都看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我不認為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完全是負面的，其實現實是很有趣的，在那個衝突里你能發現特別有趣的事情，至少我做設計往往在這裡會找到一些想法。儘管我說我和園林有關係，但我的建築從來不直接選用蘇州園林的元素。它只是跟我有關的一件事，它放在那兒，是一個參照。我從來不直接用，連一個地方你都找不到，說我用了蘇州園林的細節，沒有，不存在這件事。
《新周刊》：杭州最早是一個湖的城市，後來變成江的城市，現在又成了海的城市。你怎麼看杭州的變化？
王澍：我記得有一天，杭州黨校請我去做講座，車子把我向城的西邊拉去，拉到如此之遠，我說這還是杭州嗎？建築連綿不絕，遠遠超出了我對杭州的認識，已經出發一個多小時了才到那個地方，還沒出杭州城。這個城市已經完全不是我曾經認識的那個城市了，但是這件事對我也沒有影響，因為我基本上只生活在西湖邊一個很小的區域。
2018年3月，杭州，胡雪岩故居，重檐八角的晴雨亭。此名源自蘇軾名句」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圖/李偉
《新周刊》：你怎麼看各個城市都在爭建第一高樓？
王澍：我對它沒興趣。我希望我的這種感覺能夠像一種傳染病，多傳染一些人，大家都對這事沒興趣，那事情可能就會有變化了。
《新周刊》：你怎麼處理你的建築跟這種大幹快上氣氛之間的關係？
王澍：在今天這個時代，為什麼「園林」這個概念仍然有價值？因為它基本上就是在現實里挖了一個洞，你就生活在這個洞里。今天看蘇州老城，大家會想像它多麼美好，實際上當年文人在城裡修一個園子躲在裡面，是因為這個城俗氣到讓他無比厭惡。我在園子里修了曾經去過的山裡的某一個地方，覺得特別好，整天只看著它，它就是我的美人。
這是一個很決絕的選擇和態度，也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和態度。我今天做建築基本上也是類似的心情，任何一個地方，我也要看有沒有可能被我摳一個洞出來。現在整個世界亂糟糟的，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求得一點心靈的平靜，我希望平靜地活著。
《新周刊》：西湖周圍現在也夠景觀化的。
王澍：對啊，所以我們到很晚的時候才會去湖邊轉轉，或者恰巧沒什麼人的時候。
《新周刊》：你怎麼看杭州現在強調的南宋概念？你做過御街，跟這一城市定位有關。
王澍：這個不管怎麼樣，算是一種追求吧。今天的人說的話和做的事，你不能那麼相信他能直接產生美好的關係。但不管怎麼樣，宋確實是一個審美上的高標，大家去討論這件事多少會受益。但實際上大家真正能從宋學到點什麼我也很懷疑，也許茶器現在有進步？我看小碗什麼的比以前做的確實好一點了。
「我就在那個接近真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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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你曾說覺得自己是17世紀的人，400多歲，是明代吧？
王澍：明末。我對中國傳統的感受和討論，大概能達到那個年代的意識。其實明末是中國很特殊的年代，那也是一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7世紀的明朝人，造了大量宋代的假畫，我們現在看到的所謂宋畫，十張裡頭有九張都是明朝人偽造的。它也是那個意識，但跟宋朝人那種平淡天真的意識是有差距的，它是學習，是一個仿本。我現在覺得我大概有仿本的水準。明末亂複製的狀態其實是很不守規矩的，中國傳統不允許這樣做，但又是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狀態，是可以和今天產生直接關係的狀態。再往前的傳統，現在的中國人基本上很難體會了。
《新周刊》：看來假也有假的用處。
王澍：我不說我是真的，我就說我是在那個接近真的邊緣。我對自己的判斷，就是我努力向真的方向去探求了，也基本上到了接近於真的邊緣。我覺得我走在了真的旁邊，這就是很幸福的狀態了。
富陽富春館，有名公望美術館
《新周刊》：水的流速決定了江南生活節奏不會太快。你造房子有沒有什麼辦法降低其中的速度？
王澍：園林其實就是在做這個事。盈尺之地，怎麼讓你產生更大更遠的感覺，就是通過對路徑、對視線進行控制。它讓你在一個小的地方反覆地游，但是不覺得疲倦，我設計的建築大部分都有這個特徵。很多人覺得像迷宮一樣，甚至有的建築進去之後他們都找不到出路。我希望他們能稍微平靜一點、慢一點，象山校園每一個建築都有相當大一塊空間是完全開放的，就像這個14號樓的院子，經常有我不認識的人坐在我喜歡的這個長椅上，很長時間。我把凳子設計得那麼長，就是希望多一些人可以坐下來，當然躺也是其中的一個選擇。
本文首發於《新周刊》5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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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孫琳琳 排版 | 楊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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