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汶川十周年：十年太長，十年又太短

最新 05-15

十年、五十年甚至數百年之後

歷史都會銘記這個時刻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

這一坐標

北緯31度，東經103.4度

這場災難

8.0級地震

突襲中國四川盆地西北邊緣的汶川縣

10 點零 6 分 - 與你說晚安

▼

愛與希望

JJ陸

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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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8年5月12日晚

十年前，「5·12大地震」令汶川曾經的一片祥和被瞬間撕裂，數萬名百姓的命運也在劇烈的震蕩中急轉直下。世間儘是山河破碎，人間失格。

十年後，當我再次回顧汶川，看那段艱難又刻骨的歷史，才發現生命不止活著，離開不一定意味著消失，倖存也許是漫長的掙扎，團圓並不只是運氣——歷史發生的時候，一念之差足以改寫餘生。

然而正是這樣的特殊時刻，一張張出現在廢墟與血泊之間的面孔，顯得異常動容。劫後餘生的土地上，所有的親歷者比任何人都更懂得這句話的份量。

十年過去了，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那些活下來的人，你們還好嗎？

十年真的太長又太短？

今天早起，看到不論是還留在成都，還是像我一樣遠在異鄉的朋友，都在轉發關於汶川5·12地震的朋友圈。出門在外，每當新結識的人得知我來自四川，除了聊兩句火鍋和美女，下一個話題大都是「地震那年，你在幹什麼？」

記得當年從教學樓往外跑時，腦子裡一直想的是「地震中的父與子」，想自己如果被埋會不會被挖出來，至今都記得那時的五層樓真的感覺好高，怎麼跑都跑不下去，不斷垮下來的混泥土，揚起漫天的塵埃，耳邊充斥著哭喊聲，小學生太過稚嫩的臉上布滿了迷茫……那時的場景如今就想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地閃過。

儘管成都距離汶川還有些距離，但市區的秩序完全癱瘓」這樣的問答之間，既滿足了朋友的好奇心，也由於「在場感」而滿足了我的虛榮心。

那個時候我小學四年級，現在我都大二了，那個時候看新聞報道只會哭，現在刷新聞更多的是感動。可能是我長大了些，勉強看了些世情，半隻腳也踏進了社會，突然發現汶川對我來說，不再是一個娛樂話題，變得有些嚴肅，甚至沉重。

但很多次，我心裡有這樣的想法，問一問當年的夥伴們：汶川那年，你在做什麼？你周圍的人在做什麼？社會又在做什麼？

朋友圈裡的朋友們，轉發汶川地震紀念日時，往往提及生命的逝去，死亡的肆意。十萬人的官方數字，足以觸目驚心，而我們這些離災區一步之遙的人，都知道數字後面還有許多具無法查清的冰涼的屍體，比如我聽說，學校里一個同學的親戚全家埋在北川，無一生還。

如果要寫小說，我也許會這樣開頭：「那是一個夏天，學校的操場上睡滿了男男女女的人。」這些廢話不用你說我也知道平庸至極。但地震那年是一個天然的藝術素材：希望和絕望交織，謊言和真實互博，最終有什麼東西一路下滑，失落至此。

我有這樣的一些記憶：我所生活的地方，在地震後不久，全城計程車幾乎全部停工，自髮帶上礦泉水和速食麵趕往汶川；小學生中不少人把每周十塊錢的零花錢全部捐出來，雖然不懂死亡，但知道「我覺得他們壓在裡面會很痛」。

那個被挖出來的男孩，沖旁人笑著要可樂的男孩；那個躺在擔架上認真地向武警敬少先隊禮的男孩。我們開始在微博上公開地談論災情如何，媒體蜂擁至災區，鮮有官員阻攔；我們發牢騷，質疑政府反應太慢，責問救災物資去向，但是沒有什麼官媒來炮轟我們。

在中國生活久了，會有兩件事情讓你覺得不太可能：統治者認真關注普通人民的死活，社會上下團結一心。恰巧那年都發生了。有上頭的聲音說：救人第一。後來，政府宣布將為地震遇難同胞降半旗致哀，在這個人民共和國里，為普通人民降半旗，這是頭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在中國，人命還是有一些分量的。

如果事情的發展是，地震那年以後，中華民族一路騰飛最終偉大復興，那您大可以去讀《知音》或者《故事會》。人類之所以需要小說故事，是因為它可以不管世界的真實邏輯而天馬行空，這句話反過來就意味著，我們所在的世界的確有他的客觀規律和內在邏輯。

這讓我忽然想起另一件事，還是汶川那年，五月地震後的某一天，爸媽突然跑回家，叫上我一起去超市，擠在人群里搶光了所有的礦泉水，接著第二天是海帶，然後是碘鹽。有說大事不好都江堰被污染了的，有說不好了災區爆發瘟疫了，多吃鹽可以預防傳染病的，甚至有說政府打算控制疫情封鎖成都市的。

儘管政府不斷闢謠，但沒有人選擇相信，再沒有人拿出抗震救災的熱情去相信官方話語。我們就這樣在流言和時而趕來的餘震中，度過五月，直到所有人最終安然無恙。後來，每當聽到有人高喊「民智已開」的時候，高喊「和諧社會」的時候，我就不由自主想起這事。

冷不丁有些明白了過來：我們不成熟的社會，是有可怕的、分裂的兩面，我們有時因它的某一面感動地熱淚盈眶，卻不得不回過身來尷尬地直面它的另一面。

汶川地震是成都的一瓶烈酒，因為它徹底灌醉了成都。如果說汶川北川在物理上被摧毀了，那麼成都則在精神上改變了軌道。茶館陸續消失，酒吧快速膨脹，政府或私人的投資熱錢大量進入，商業中心遍地生長，建築越建越高，街頭的城市標語從「建設田園城市」變成了不知道什麼內容的東西，但是那些奢侈品店和摩天大樓分明在說：建設我們的新紐約。

雖然這些變化或許本來遲早都會發生，但地震之後，成都是真的變了，有一個數據是，成都的汽車保有量從08年開始飛速上升，陸續超過深圳廣州，僅次於北京上海。要知道，北京上海的平均收入水平遠遠高於偏居西部的成都。沒有人再這樣想著：在一個難得的晴朗下午，端一碗茶坐在望江公園擺一下午龍門陣（聊天），而這是過去成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慵懶，無畏，快樂至上。

轉眼十年了，中國經濟也從高速增長走向了新常態，從短暫的百家爭鳴走向了統一思想，社會在花光了八十年代的精神積蓄後，像一個掌聲過後的舞蹈演員一樣疲憊。身邊最常聽到的話是：算啦，你這事就先別做了吧，現在不是零幾年的時候了。

我知道美化一個時代相當荒謬，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對現實的失望和拒絕，但這荒謬似乎更像一種自嘲。地震那年，我們本可以徹查紅十字會的財務狀況，但是我們沒有；我們本可以更加鼓勵言論的開放包容，但是我們沒有；我們本來可以早點在震鬆動了的龐大機器上推動改革與進步，可我們仍然遺憾地錯過。

我說過，我曾想細細地問當年擁有共同記憶的人，那時你和你周圍都發生了什麼，現在又該怎麼看待那場地震？

可是太多人了，和那場汶川地震有關的何止是我們這一小群人，整個民族的記憶，從那以後都再也繞不開那個瘋狂又動蕩，感人又失望的五月。它是那麼藝術化的一面鏡子。可惜，事與願違。太多問題甚至來不及思考，轉眼我們就被時間裹挾，一路尖叫直衝到2018，當實在走不動了，才忽然開始想，地震那年都發生了什麼，又何以流落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