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視野：從邊緣角度反思傳統與現代

在同一個文化關係內部，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共同分享著正統文獻中保存的具有典範性意義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並且由此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熏染而形成了帶有穩定性的制度機制、文化意識、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總和，它帶有社會總體的典範性特徵，而我們往往過於關注這種典範性特徵，反而對於不同文化圈的相互重疊的邊緣有所忽視，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典範文化、政治、社會威權所能及的或正在發生轉變的邊緣空間與邊緣人群之間，人們較有能力表現其潛藏的意圖，產生違反典範的作為，並以此逐漸造成改變，因此「邊緣」是讓我們了解社會與時代變遷，以及反思其意義的最佳切入點。

如果將這一視角切換到晚清就會發現，在這一歷史時期，西方列強在中國通過條約體系所形成的一套條約制度建立了通商口岸，並形成了中國傳統典範性社會的「他者」——帶有現代性的西方生活方式與制度文明，進而使得近代中國在出現兩種異質文明的同時，形成了兩者的邊緣地帶。

在條約制度的構建過程中，除了體現半殖民地性質日趨深化之外，帶有西方現代性萌芽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異樣文明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他者」而形成，而無論是從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還是各自文明的本質來看，我們都可以說，沒有西方在中國近代以條約制度在通商口岸所形成的現代性，那麼中國傳統社會的現代意識將很難萌生，或者說，近代條約制度所構建的「他者」成為了這個時代中國轉型的歷史窗口，而兩者的邊緣的地帶的緊張性、模糊性、複雜性正是這個時代最為值得關注的閃光點，這裡有不同文化、制度以及人們內心世界的豐富性特徵，是觀察中國近代史的又一最佳視角。因此，從邊緣角度來思考近代條約制度下的通商口岸，現代格外具有研究價值。基於上述認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開展研究工作似乎顯得富有價值：

首先，傳統與現代的反思。艾森斯塔特認為，現代性是「第二次軸心文明」，這一觀點是相較於卡爾·雅斯貝爾斯認為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間，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軸心文明」而言的。如果說第一次軸心文明在中國孕育了我們傳統社會的人文秩序，那麼孕育於歐洲的第二次軸心文明則產生了的「現代性」，而這一現代性最初與中國古典時期的軸心文明全面接觸的時空位置就是在近代列強通過條約制度所建構的通商口岸，這樣一來，晚清最初階段，在通商口岸則必然存在現代性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碰撞、融合問題，用亨廷頓的觀點而言就是「文明與衝突」。

基於這樣的歷史現象，從條約制度在通商口岸「落地」與通商口岸原有傳統社會秩序、政治秩序、人的心靈秩序之間的緊張性、複雜性、多樣性角度來展開研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以便於揭示晚清通商口岸設置之初，兩種文明因碰撞導致通商口岸異質文化之間「衝突」。

其次，對於通商口岸邊緣的研究。我們不能將通商口岸邊沿視為一個固定的人群，相反，處在中西異質文化邊沿的過渡地帶，其社會形態、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往往具有多重性、模糊性、易變性，作為邊緣地帶由於文化認同的緊張性在這裡表現的非常突出，所以邊沿地帶生活的人們以及地方政權具有著很強的張力，這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同時，在近代，通商口岸的現代性具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伴隨著列強武力逼迫、政治訛詐、經濟掠奪等諸多方面的施壓，清政府統治地帶與西方列強佔據地域的邊緣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因此，研究不妨關注於邊緣變動本身和其內在因素的觀察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特別是聚焦在異質文化典範與政治權威衝突的邊緣過渡地帶，人們企圖跨越邊界的感情與作為也是值得分析與觀察。

最後，隨著條約制度在中國的影響不斷深化，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包括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在內的不同群體對於條約制度所背後所體現的西方現代性開始有了理性的認知，並開始按照帶有西方現代性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在這一期間，條約制度在給中國國家主權帶來傷害的同時，以通商口岸為中心，在條約制度所搭建的西方現代性向口岸邊緣縱深推進的過程中，現代性已經超出了口岸的政治邊界，並向中國內地輻射，進而日益為中國社會所接納。

基於上述認識，站在中國接納、吸收、融入早期現代性以實現國家轉型的角度，來看條約制度與晚清國家近代化之間的內在聯繫，以期更加深層次地發掘，近代條約制度與中國傳統社會和現代性的關聯性、緊張性，這往往比執著於強調條約制度給中國帶來的傷痛更加富有歷史意義，畢竟客觀上中國近代就是以條約制度為紐帶將中國從傳統王朝推到現代國家的行列。條約制度的這一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如清末的司法法律制度的改革，便是在領事裁判權的刺激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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