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女乘客事件，背後是社交化的順風車和激進的媒體？

網約車的安全性飽受詬病，從2014年到2015年網約車開始行業爆發，滴滴、神州快車的安全問題就一度成為兩家競爭的焦點。當時就曾出現了多起司機騷擾乘客案件，但並未持續發酵，最終不了了之。後來，神州已經於2016年上市網約車第一股，而滴滴、易到們還在堅持。這其中是資產配置的不同，也是平台的運營模式存在較大的差異化的結果。其中平台監管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滴滴上線的順風車業務也是成為了一種陌生人社交的工具，司乘兩端的不對等關係更是成為平台商業化變現的操作基礎。

不少媒體平台發布了相關新聞，並不斷進行輿論引導，把滴滴推向了頂點。而一些自媒體更是為了博眼球而對於該事件的描寫粗俗不堪，缺失了最起碼的人性和底線。誠然，滴滴是存在很多問題，但造成該事件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為了防止該事件再次發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對於創新的順風車互聯網模式，該如何面對？

順風車是滴滴平台的創新產品，在滴滴的司機體系架構中本身就有著不少的兼職司機，各地的網約車管理辦法中還有專門針對性的入職考試。所以，私家車主要想從事網約車服務就需要經過最起碼的入門審核才能在平台獲得行車資格。該事件中劉某使用的是其父的賬號註冊的滴滴平台，使用的車輛也是貸款購買的，平台監管為何沒有能落實值得深思。

而滴滴的順風車功能中加入了社交的元素，司機可以對乘客進行評價，乘客卻要首先對司機進行評價才能看到司機對於自己的評價，而司機的評價是所有的司機都能看到的，這個體系對於乘客端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據悉，滴滴的順風車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司乘端進行聊天協商後，司機端可以根據情況來免除或者減免部分乘車費用。順風車的社交化是平台為了提高用戶使用率而推出的功能，是一種互聯網創新，卻涉嫌泄露用戶信息。司機在乘客上車前就能看到有關他的標籤，其中不乏安粗俗不堪之語，而這也是導致該事件發生的一個原因。

如今滴滴的順風車功能已經下線整改，預計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很難重新上線。而滴滴在順風車業務上的嘗試也很有可能因此而夭折。究其原因就是產品創新缺乏監管，無法保證司乘端用戶的權益，順風車社交化雖然可以提升部分司機的接單熱情，但是乘客乘車本就是短時間、低頻率的行為，強行將其社交化本身就在邏輯上行不通，陌生人之間很難憑藉一次乘車就打破信任壁壘，反而成為了有心者作案的工具，得不償失。

平台監管的缺失

據悉劉某僅僅從事網約車三個月的時間，期間多次發生騷擾女乘客的事件，後來乘客還進行了投訴，只是平台並沒有進行處理。另外，在凌晨時間劉某還在使用滴滴進行網約車工作，到底是為了逃避監管還是別有所圖？晚上計程車本來就少，更別提網約車了，平台在進行派單的時候，經過優先順序的選擇之後為何還能派單到一個存在騷擾乘客案底的司機手中？

可以說，滴滴平台的監管、投訴反饋機制還是存在漏洞的。無論是滴滴還是其他互聯網平台，對於監管都是按照一定的演算法來進行的。用戶使用平台之後會對司機進行打分，之後平台將司機按照標籤來分為不同的組別。 用戶下單之後平台會根據GPS定位來確認用戶出發點的位置與該司機之間的距離，將該訂單展示到不同的司機端，以供其搶單。當然，由於夜間的司機本來就少，平台的監管措施就會被弱化，即便司機是有過不良行為，也能提高接單的概率。

除了滴滴，國外的Uber也是存在諸多的監管漏洞而使得司機騷擾乘客的事件時有發生，對於網約車平台來說，監管措施本就是一種輔助手段，對於司機進行大數據評測，聯合交管部門對其行車歷史記錄進行核查，再根據信用體系對其進行個人評估，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網約車平台的司機端風險。

此外，類似於神州專車的自營模式，也能很好的對司機進行監管，司機整體的素質和安全意識更高。因此，網約車監管不僅僅是平台的責任，它需要多個社會部門進行監管，通力合作才能達到很好的效果。

媒體的激進

該事件的發酵是與媒體的傳播離不開的，尤其是自媒體們利用誇大的語言來博眼球，日前某百萬粉絲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關於該事件的文章，其中對於被害者的描述可以說是噁心至極，此外在微信進行搜索的話也能找到多篇閱讀量過十萬的文章，多是博眼球的，被大面積傳播之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媒體對於社會事件的解讀在自媒體時代更加立體，全方位，但也是更加的沒底線。平台根據用戶的喜好程度來進行文章推薦，那些博眼球的內容就更容易得到高曝光。而對於百萬粉絲的大號來說，他們在內容上尋求的是「獨特性「，這樣就會進入一個誤區，內容語言看似華麗，卻在價值觀上沒了底線，消費遇害者，這不單單是平台在審核上的失誤，更是公司內部價值觀的體現，值得深思、深究。

當然，如今輿論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平台也要肩負起引導社會正確價值觀的責任，不能對於熱點事件進行非正常化的解讀，這樣反而讓大眾忽略事件的核心本質，走上歧路。

所以，網約車平台需要被監管，激進的媒體同樣需要被監管。

互聯網時代的憂慮

互聯網加速了社會的發展，使得時間和空間利用率更高了，但是其也存在這巨大的風險和隱患。平台監管和社會監管很難觸達核心，這就使得商業化後的互聯網應用極容易為了價值最大化而走上歧路，眾多的不法分子利用平台漏洞牟利。從支付寶紅包的薅羊毛、微信公眾號刷流量、點贊，到互聯網水軍收費發帖、刪帖、製造輿論熱點等，缺乏監管的互聯網正在失控。

那麼，監管如何才能有效呢？

首先，可以從用戶入口進行流量監管，這是通信運營商的監管職責。限制用戶的網路使用許可權，針對性進行互聯網監管，便可以從根源上達到監管的目的。但是，互聯網本就是一種工具，從通信入口進行監管技術難度很高，其中還涉及到個人隱私的問題，所以這種監管很難實現；

其次，對用戶的上網行為進行監控，這就需要各個網站平台以及互聯網應用來進行協調操作，利用全網搜技術進行適當的內容管控，對熱點事件及時進行輿論引導；

再有，建立公共監管秩序，設立統一的標準，獎懲措施。這樣一來，無論是網站平台還是應用都能很好的處理用戶的不良行為。

當然，對用戶進行網路行為意識規範和引導，加強其互聯網安全意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筆者認為此次滴滴順風車事件應該引發平台、監管部門以及用戶等多種主體的思考，特別是對於互聯網事件要有多種應對機制。從滴滴的表現來看，其監管措施顯然是不合格的。互聯網在創新的同時，也要注意功能性和人性的結合，不能一味為了商業化而缺失最起碼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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