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西方「後真相」的真相——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

「你在社交網路看到的、隨手轉發的政治醜聞，有可能是被定向投放的虛假新聞。」近日，美國某大型社交網路被爆出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向特朗普的顧問團隊透露用戶隱私，導致用戶被定向投放隱形廣告。這些虛假、誇張的多媒體手段，被認為成功操縱了選民的投票意向，客觀上導致特朗普在總統選舉中最終戰勝希拉里。

這一事件引發了學界思考：「後真相」時代到來了嗎？愛憎大於理性，情緒大於真相，真相是否還重要？哲學社會科學界該如何思考這一問題，又能提供怎樣的破解之道？圍繞這些問題，本期學海觀潮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

「後真相」：現代哲學認識論

的第三種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概念、理論是解釋世界的工具。2016年牛津詞典將「後真相」（或「後事實」）一詞作為年度詞語，說明這個概念對當下時代，起碼對2016年出現的種種「黑天鵝」事件具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解釋力。理論與現實是如何相關的？

黃平：「後真相」（或「後事實」）作為一種現象出現，背後呈現的是理論的流變，也部分地說明當下這個時代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在發生變化。如果簡單做一下理論回溯和梳理，我認為，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現代哲學在認識論層面經歷了三個時期，出現了三種理論。

第一個時期，是從17—18世紀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狄德羅等為代表的舊式唯物論開始，其中標誌性的觀點是洛克的「白板論」。經過19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這種唯物論後來被馬克思恩格斯發展成為辯證唯物論，進而達到最高水平。辯證唯物論一方面堅持世界是物質的，另一方面認為世界也是變化的。從機械唯物論到辯證唯物論，這一時期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間有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康德等為代表的啟蒙運動，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化改造和創造性轉換，才有了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的認識論。恩格斯認為，那是一個需要巨人也產生了巨人的時代。也可以說，這些巨人又引領了時代。正是現代社會孕育了現代理論，而現代理論又闡釋並改變著現代社會，馬克思主義便是這一時代的思想結晶和引領時代的思想武器。

第二個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法國的利奧塔和德里達等為代表的後現代理論。利奧塔的《後現代狀態》（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可以說是後現代理論的宣言書。後現代理論容納了闡釋學、符號論、語言學轉向等。後現代理論反對任何形式的「本質主義」，主張對啟蒙以來的理論進行解構，用相對主義的視角來看待文本、理論、符號和意義，並試圖以此解構中心、價值和真理等。胡塞爾的現象學、馬丁·海德格爾的哲學也都與此密切相關。後現代理論還包括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後」（「post-」）理論，它們都反對二分法、二元論，而強調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認為意義是相對的，是人在認識和思想中構建出來的，因而是多元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闡釋學認為，每個人都是思想家，每個人都在闡釋、建構意義。

黃平：一些後現代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一些闡釋學學者）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闡釋世界。不管這些闡釋正確與否，它們本身也都在建構著我們的世界，因此都在成為或將成為我們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世界是什麼樣的，在於人如何闡釋它，世界不再是外部的、「客觀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後真相」也有一個「後」字，它與後現代主義的「後」是否有關？「後真相」這個概念的提煉，主要源自西方網路社交媒體的類新聞傳播，即把具有聳動作用的觀點作為真實的新聞來傳播，感性超過理性，真相不再重要。

黃平：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個時期的「後真相」理論。西方媒體對「9·11」 事件的報道，已經預示著這一時期的到來。

在此之前，被稱為「獨立帝國」的西方媒體，其最著名的案例是對越南戰爭的報道。在那期間，媒體對越戰的報道被認為扮演著「反越戰」甚至「阻止戰爭」的正面角色。媒體將美軍在越南的地毯式轟炸對婦女、兒童、平民的傷害，血淋淋地呈現出來，徹底顛覆了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正當性，成為迫使美國撤軍的重要因素。人們也由此意識到，媒體如此巨大的威力不容小覷。

但是，到了「9·11」事件以後，人們才真正逐漸意識到，媒體帝國的闡釋能力和影響力是如此之厲害，以致事實／真相好像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媒體可以建構事實，甚至能夠超越事實。後真相的「後」字，不是時間意義上的劃分，更有「超越」的意思。

「顛覆」的世界：傳統的知識和

方法論正走向斷裂

《中國社會科學報》：「後真相」引起廣泛關注，通常認為是在2016年。這一年，西方世界發生了幾個「黑天鵝」事件。這與新媒體有什麼內在關係？

黃平：「9·11」事件以後，西方媒體對事實的建構或解構能力突升。比如，當時有一部分駐中東的西方媒體記者，他們不用懂當地語言，也不用到實地採訪，更不需要了解真實的中東，就能「編寫」出西方世界想像中（或預期中）的中東，當然還有他們想像中的非洲、亞洲等。伊拉克戰爭時，西方媒體先將薩達姆塑造成流氓形象，再導演出民眾在廣場推翻薩達姆雕像的事件，而這些「民眾」很多都是從其他地方專門運送過去的。

西方媒體作為西方國家的「第四權力」，在越戰期間曾對西方社會發展起到相當強大的監督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在所有領域都報道了真相，甚至也不意味著主要報道了真相。

21世紀以來（有人認為21世紀應該從「9·11」事件算起，也有人認為從「冷戰」結束算起），隨著互聯網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突破，新媒體逐漸發展壯大，人手一個平板電腦或一部智能手機，一個人就可以成為一個媒體庫。個體不僅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製造者、傳播者。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說過，每個人都是思想家和知識分子。今天，也可以套用這個話，每個人都是「後事實」或「後真相」的製造者、傳播者。問題在於，信息爆炸時代的新媒體，不只釋放正能量，各種負能量也幾乎如影隨形。更可怕的是，在海量數據的急速傳播中，信息的真實性、權威性已經很難辨別，人們面對鋪天蓋地的信息，不知如何甄別。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如何傳播信息，受眾就會看到一個基於這些信息而構建起來的世界，即便這個構建的世界並不是客觀現實，只存在於媒體的想像和構建之中。這就是「後真相」最大的特徵，也是最大的問題。比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都是「後真相」的產物。

「後真相」或「後事實」，不僅是對西方傳統媒體和報道手法的挑戰，也是對西方傳統的、主流的現代理論的顛覆。

洛克說，「人的思想是一塊白板」，即我們的頭腦里本來並沒有關於外部世界的認識，認識是客觀世界在個人頭腦中的反映，否則認識就是無源之水。雖然笛卡爾講「我思故我在」，但他所強調的仍是主客觀關係。而且，主觀認識要符合兩個標準：語言要清楚，邏輯要明白。這樣，「我思故我在」才有意義。

如果說這些還是機械的或唯心的，那麼辯證唯物主義已經超越了兩者。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論雖有洞見，並關注到人的主體間性的重要性，但是它消解或解構意義，已經為相對主義打開了大門。而到第三個時期的「後真相」理論，可以說已經走得太偏了，人們認識社會的標準、尺度，其背後的方法、理論，都可以被一一顛覆。

那麼，這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意味著什麼呢？吉登斯曾說，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日益「遠離我們而去的世界」里。沃勒斯坦也曾用《所知世界的終結》來為他的一本書命名。這都在說明，當今世界正飛離我們而去，這裡的「世界」指的是18世紀以來的工業社會、現代社會，我們以為能夠認識其確定性的社會。如果按照「後真相」理論，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假的世界，是一個知識斷裂、方法論斷裂的世界，一個不僅不確定而且還無法確定的世界。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技術是「後真相」知識和方法論斷裂的源頭嗎？

黃平：應該說，技術革新和信息普及是其重要原因，便捷的傳播技術使得信息瞬間被橫向散發。實際上，新的傳播技術使整個社會組織方式、交往關係都發生了變化。與原來縱向的、相對凝固的、慢速的信息傳播方式相比，如今這種爆炸式的傳播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呈幾何式增長，社會關係也隨之被不斷重組。

失控與回調：

背後都有「後真相」的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不斷出現的「黑天鵝」事件，使得「後真相」引發關注。「黑天鵝」作為社會科學概念是怎麼出現的？

黃平：最早的「黑天鵝」概念，來源於對哲學方法論的探索。1930年代，哲學領域的維也納學派提出，要在科學上、認識上剔除形而上學；一個命題，只有當它要麼能被邏輯證明、要麼能被經驗證實時，才是有意義的科學命題。但是，波普爾則提出，實際上，除了數學和邏輯是自洽的，我們根本不能證明經驗世界，因為經驗世界總是有限的（這也是康德的命題）。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反例，就能證偽一個命題。比如英國人在到達澳洲之前，都認為天鵝是白的，或者說，「凡是天鵝，都是白的」。那麼，只要發現一個反例，即只要發現一隻黑天鵝，這個命題就被證偽了。這是最早的「黑天鵝」概念。當然，最近的「黑天鵝」概念已經引申了，是指人們沒能預料到的事件，或者不希望看到的事件。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您認為，是什麼因素導致了近期西方世界接連發生「黑天鵝」事件？

黃平：首先，西方學界普遍忽視了社會的結構性危機的存在，對危機缺乏足夠的預見能力，對危機的到來不夠重視，乃至無力應對。這些年，縱觀西方世界，可以說，風起於青萍之末，「黑天鵝」事件發生的背後有其必然的根源。從10年前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到接下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難民危機、脫歐危機，到西方國家出現的一匹匹政治「黑馬」；從金融和經濟層面的「黑天鵝」，到政治社會層面的「黑馬」。這些都引發了人們對「黑天鵝效應」的擔憂。

《中國社會科學報》：所以，政治事件是最後的「黑天鵝」，之前有很多其他領域的「黑天鵝」事件只是先導。那麼，一連串的「黑天鵝」事件發生，是否說明「黑天鵝」已成為一種認識論層面的新常態，以致原來的白天鵝成為稀有現象呢？換句話說，西方世界是否已經真的變天或者在變天之路上不可逆轉了呢？

黃平：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舉一個例子吧。我知道一些已經70多歲的法國老人，他們雖然自成年後便擁有投票權，卻幾乎從沒有參與過選舉投票。但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時，他們都去投票了。他們就是看到西方世界政治舞台上不斷冒出極端色彩、民粹色彩的「黑馬」，擔心極端右翼上台，使得法國再飛出「黑天鵝」。為了防止極右翼上台，選民們已經不太考慮馬克龍是否年輕、是否有經驗、是否有領導力、政治主張具體為何，先投他的票再說。事實上，馬克龍到底有多厲害呢？從某種程度上講，大家都說他厲害，他就變得厲害了。換句話說，正是由於大眾傳媒所塑造出來的這種「厲害」，使得越來越多的選民願意相信馬克龍的能力，他們的選票幫助馬克龍當選。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的當選叫作「黑天鵝」事件，馬克龍的當選同樣是「黑馬」事件。兩人雖然一個表現出反傳統的形象，另一個表現出重構傳統的形象，但當選的路徑竟然殊途同歸——都在一定程度上藉助了「後真相」的力量。

黃平：也可以這麼說。

重回古典和與時俱進：社會科學與

自然科學需要重新融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講到「後真相」的方法論斷裂和知識斷裂。有沒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

黃平：這種斷裂，也可稱作方法論和知識的延續性被中斷。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首先，需要部分地回到古典理論，回到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回到古希臘，當然也回到文藝復興，回到洛克、休謨、康德，特別是回到馬克思。

其次，需要思考的是，我們在討論「後真相」的方法論斷裂和知識斷裂時，不僅是在探討經驗層面、事實層面、現象層面的英國脫歐問題、政治「黑馬」問題，而且是在探討我們的知識更新問題。我們在走向未來的征程中，需要對歷史、對現實重新認識，進而確立新知識、新理論、新方法。

這是兩個辯證的命題——部分地要回到經典，部分地要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講到兩個方法，一個是回到古典，一個是擁抱未來。那麼，現在有沒有一個呼之欲出的方案，或者是可見的、可操作的方法？

黃平：如果真要給出一個方案，那就是推動社會科學重新與自然科學進行新的綜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進行新的綜合，您能舉個例子嗎？

黃平：在自然科學領域，很多方法在30—50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了突破，比如物理學中的量子力學，就對該學科的基礎理論產生了顛覆性影響。事實上，物理學早就在研究自然界的不確定性、複雜性。1930年代，波爾提出波粒二象性，也被稱為「測不準原理」，現在正在到來的量子時代也屬於這一領域。而18—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研究的要義一直是追求確定性。

事實上，在社會現實中，由於技術普及的影響，很多原來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技術突破很可能就解決了。從這個層面上講，社會科學創新還任重道遠。

《中國社會科學報》：因此，是現代社會科學相對滯後了嗎？

黃平：至少，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新的融合的時期。比如，時代已經發展到新技術階段，而人們用的還是類似長矛、梭鏢等過時的武器，這首先在工具使用上已經不是一個對等的量級。就像自然科學已經走向量子科學時代了，而社會科學還只停留在刀耕火種、長矛梭鏢時代，其結局只能是退步。反過來說，如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實現新的融合，則可實現優勢互補和方法創新，也有利於深入研究和妥善處理大量的不確定性、風險、危機和「陷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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