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我若在台灣也投蔣經國一票

來源=《文史博覽》2014 年第 1 期

作者=傅國涌

金庸

1973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金庸接受台灣當局邀請，第一次登上台灣島，進行了十天的訪問。此前他與國民黨從無公開來往，他的武俠小說長期以來在台灣也是禁書。那時兩岸關係十分敏感，深諳中國傳統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個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記者身份訪台。不管台灣方面邀請他的動機如何，有機會到台灣走走、看看，與台灣高層見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當時蔣介石身體不是很健康，在家休養。「副總統」嚴家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等政要先後與他會面，特別是「行政院長」、未來的「接班人」蔣經國和金庸有過一席長談。早在 1972 年 6 月 7 日，金庸即發表社評《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稱蔣內閣起用了不少台灣本省人，應當說是一種新氣象，值得讚揚。但他對蔣氏子承父職的做法並不認同。在 6 月 9 日的社評中，他認為蔣經國個人的生活倒比較有民主作風，不大擺官架子。聽一位朋友說，某晚看電影出來，見蔣經國在戲院門外買了兩個茶葉蛋，剝開殼來就在街上吃，也沒帶衛兵，相當自由散漫。

這次見面安排在「行政院」會客室，金庸發現正中掛著一幅大油畫，畫中蔣經國陪父親在山溪邊觀賞風景。另外一幅書法寫著格言，大致內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們在背後還稱蔣經國為「小蔣」，其實他已是 60 多歲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過 50 多歲的樣子。

台灣人對蔣經國的口碑不差，都說他當「行政院長」後有許多革新，對他寄予重大期望。「小蔣」出任「行政院長」一年，台灣各方面都有顯著進步。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灣居住，也會給蔣經國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電台採訪，回憶當年的情景，說蔣經國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

蔣經國客氣地請金庸對台灣多提些批評，因為已談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點 ：「聽說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事無巨細，都要由蔣先生親自決定。我以為你應當只掌握政策，一般實際事務交由部屬分層負責。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應當職權分明，同時你也可以節省些精力。」

蔣經國微笑著沉思，然後解釋 ：「你的意見很對。只不過我求好的心太切，總想一切事情推進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裡就很焦急，我親自去督促推動，總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勁。」

這種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認為這還是家長式的領導，還是繼承「老先生」（台灣人背後這樣稱呼蔣介石）的傳統來辦事，仍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處變的非常時期，或許暫時有這樣的需要，但長期來說，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觀察到，台灣的政治氣氛比以前開明，只是出於當政者主動的開明，既不是源於人民大眾，也不是輿論的推動。本質上還是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形式，遇到一個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運氣好 ；不幸遇到了腐敗的統治者，人民就大吃苦頭。

台灣有地方選舉，雖有賄選，但他聽說，國民黨對地方選舉一般極少干預，候選人大都是當地的紳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國民黨的，不論誰當選，對於國民黨中央並無多大分別。只是由此產生一個弊病，候選人都拚命花錢。落選的不但失面子，還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財，對政府不免極度不滿。當選的設法翻本，貪污舞弊因此而生。雖然台灣當局嚴格禁止賄選，事實上卻在所難免。他在報紙上就看到有人因賄選被判刑的新聞。

在與台灣高層政要的接觸中，金庸發現他們沒有「唱高調」，沒有「浮誇吹噓」，而是「逐漸地腳踏實地」，他對他們普遍存在的這種務實態度深有感觸，從中看到了台灣的希望。首次台灣之行給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經濟繁榮，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領導層正視現實的心理狀態，大多數設計和措施顯然都著眼於當前的具體環境」。

70年代台北著名的忠孝東路

短短十天的行程，金庸的腳步是匆忙的，在桃園、新竹，他隨意去看了幾戶農家，房屋很簡陋，傢具也有些破爛，但一家有電視機、摩托車，另一家有電冰箱。他感到，台灣人很有禮貌，不管是商店職員、餐廳服務員、計程車司機，還是開電梯的，幾乎個個笑臉相迎。開汽車的遇到交通阻塞，極少有說粗話罵人的。

金庸對台灣也有批評，比如什麼都講情面，買一張有座位的火車票、訂一個酒店房間，往往要找關係、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層部門工作的公務員很愛擺架子、打官腔，事情辦不好，卻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馬路上的汽車交通更是混亂，司機對馬路中心的白線視若無睹。金庸在英國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幾年，對這些自然感到不習慣。

70年代全民皆兵的中國，圖為輝縣鑄造廠民兵進行運動射擊訓練，1975年。（攝影師：王樹洲）

金庸還獲准訪問了金門，那是台灣的前哨，離大陸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門島，他親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行無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槍陣地。聞名已久的金門事實上是一個大要塞，而且是個全民皆兵的地方。島上 6 萬多老百姓，無論男女，年滿 18 周歲，一律參加軍事訓練，人人發槍發子彈，男子滿 45 歲、女子出嫁後，槍械收回。金門青年人人枕頭底下有一支槍，儘管當時兩岸關係已不是 20 世紀 50 年代炮轟金門時的劍拔弩張。

金門之行有軍中將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對台灣軍人有了不少了解。台灣是個海島，一切軍事行動都與海洋有關，陸軍指揮官也要懂氣象學和海洋科學 ；台灣時有地震，軍官還應懂地質學。有些軍官讀《比較憲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權是什麼，軍人應當是民權的保護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權。也有些軍官讀哲學、邏輯、外國歷史、中國歷史，「全軍上下要充分明白為什麼打仗，為什麼一旦有戰爭時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

訪台結束，金庸寫下 3 萬字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開篇就說 ：「有關國家人民的事，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向讀者忠實報道，如果只講好話，有失報人的品格。台北當局和我在台灣的親友看到這篇雜感時，也希望他們能諒解。」他說自己也做不到絕對客觀，只是根據十多年來在《明報》寫社評的態度來看問題，多多少少以《明報》大多數讀者的態度來看問題。對於海峽兩岸，他私人都無所企求，希望整個國家好，全國同胞生活幸福。他畢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親眼看到兩岸統一。

此文從 6 月 7 日到 6 月 23 日在《明報》連載十天，轟動一時，還出了單行本，仍供不應求。在讀者的要求下，《明報月刊》從當年9 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陽紙貴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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