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黨體系的四個維度
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不但是我國繁榮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方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入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黨的建設作為深層次問題的核心和關鍵，理論的指導作用日顯重要。黨的十九大在繼續推進這項偉大工程。對已有成果進行梳理，深入思考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的構建問題，成為理論和實踐發展的迫切要求。筆者認為，就方法論而言，應當把握好研究的四個維度，即政黨政治普遍規律的維度，執政黨歷史轉型的維度，市場經濟的維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維度，來系統展開我們的探索。
文/王長江
中共中央黨校 一級教授
第一個維度：政黨政治的規律性
提出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這樣的任務，歸根結底是因為，時代發展到今天，對執政黨掌握政黨活動規律有了更高的要求。深水區改革的基本特點是，改革已觸及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相互糾結，相互交叉、相互掣肘、相互牽動，使改革的系統性、連帶性顯著增強，越來越需要我們從規律性上去認識和把握它。因此，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首先應當著眼於深化對政黨政治普遍規律的認識。
從全球視野講，我們執政黨建設遇到的問題，實際上有許多都屬於政黨政治本身的間題。政黨政治具有普遍性。從政黨政治的源頭看，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是民主政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而出現的現象。從社會發展階段看，它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密不可分。代議制民主使得組織民眾、表達民意、輸送民願、整合民識並作為代表控制公權力的政黨應運而生。政黨把各階級利益、願望和要求組織化了。政黨政治成了民主政治的最普遍形式。
政黨的出現，使國家一社會二元關係的傳統政治結構轉變為國家—政黨一社會三元關係的現代民主政治結構。從這個三元關係結構中，才能獲得對政黨的地位、功能、作用，進而對政黨的組織結構、運行規則、運行方式的規律性認識。
從現代政治三元結構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對馬克思主義政黨觀進行更加透徹的解讀。長期以來我們往往有一個誤識，似乎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觀和我們前面概括的政黨政治一般原理是對立的。這種理解顯然有問題。我們看到，兩者非但不對立，馬克思主義政黨觀恰恰是建立在對政黨政治一般原理進一步深化認識的基礎上的：政黨的確是人們進行政治參與的工具，但在階級社會，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政治參與中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反映的是階級之間的鬥爭，政黨政治則是這種鬥爭的自覺體現。
從現代政治三元關係的角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闊的視野看待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同樣具有一般政黨的屬性。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黨，今天黨的建設要解決的，同樣是「國家—政黨—社會」三元關係框架下黨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把探索政黨政治普遍規律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就要堅待比較、借鑒的原則，開放視野，批判地吸收世界各國各類政黨自身發展、特別是治國理政的經驗，吸取其中的教訓。
在比較、借鑒方面，對別人的經驗採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態度，顯然都是不對的。全盤肯定導致盲目照搬，全盤否定導致僵化封閉，兩條路都走不通。政黨政治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特色不應該是矛盾的。在我國改革向縱深推進、黨的建設的關鍵作用日益凸顯的今天，如何科學地吸收、借鑒，如何防止重蹈一些失敗政黨的覆轍，如何始終堅持中國特色而又不僵化、不封閉，仍然是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需要思考的重要內容。
第二個維度：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歷史轉變
和其他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體現了極其鮮明而與眾不同的特色。我們黨的歷史明顯分成兩個部分，即未掌權並與當時政權相對抗的階段，和作為執政黨長期掌握國家權力的階段。相應地，黨的狀態有一個角色的轉變，即 「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這裡的革命，自然應該指政治意義上的革命，突出的是其政治含義，而非其他方面的含義。對於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毛澤東下了一個很經典的定義。他認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至於後來我們把這個概念廣泛運用到其他領域，則顯然是一種轉義和借指，而且主要用來形容它們會像革命那樣帶來巨大、深刻和具有根本性、顛覆性意義的變化。因此，可以說，「革命黨」的概念不但可用，而且完全可以當做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來使用。它並不妨礙我們對「革命精神「的繼承。
革命黨確實不同於一般意義的政黨。英國的托利黨、輝格黨，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以及所有遵循這一路徑發展起來的政黨，都可以叫做原生態的政黨。原生態政黨的基本特徵，是它們在現有既定的政治框架內謀求掌權。主觀上都是在現有體制的「國家—社會」連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革命黨不承認現存制度的合法性，而是利用政黨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整合民眾的功能，凝聚起反抗的力量，打碎舊制度，建立全新的制度。實現「打碎舊制度」這個首要任務，黨的思想、組織、作風等等方面的建設，必然迥然不同於原生態政黨。
革命黨思維和革命黨行動方式在我們黨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我們黨的基因的一部分。我們需要知道自己有這樣的基因，利用它來發展自己的優勢，也需要知道有時它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問題。
至於我們把「執政黨"作為一個和"革命黨"相對應的概念，則反倒是為了照顧到我們自身的特殊性。這裡所說的「政"，則是指政權。就準確性而論，可能把這裡的「執政黨」理解成「掌權黨」更合適些。西方國家競爭執政權的政黨，無論事實上能否獲得執政權，都要把執政以後如何治國理政作為思考的出發點，所以不存在轉型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確實面臨一個如何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而且，這個轉變的難點在於，它並不像由奪取政權的狀態轉向掌握政權的狀態那樣，可以在一個較短的時間段里完成。這個轉變，包括了理念、理論、方式方法、體制機制等方方面面，是全方位的。實踐也證明了這個轉變不甚容易。
「執政黨「突出的是「執政"，是掌權。公權力作為極其重要的元素介入黨的活動中。執政黨建設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執政黨如何發揮公權力的最大功能、實現黨的目標，同時又防止黨在公權力的作用下發生異變的問題。從政黨的目標講，奪取政權不是常態。取得政權後執政、處理和公權力的關係才是常態。我們需要強調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相結合，強調權力的約束和制約，強調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
第三個維度：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黨
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之所以不容易，除了革命黨和執政黨有各自不同的運行方式之外，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國際格局。一方面，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客觀上，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無一不受蘇聯模式的強大輻射。我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俄國人闡釋的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的選擇把我們用革命黨思維進行思考的習慣固化了。
限於當時的眼界和國際環境，我們並未能超越計劃經濟思維，也未能跳出蘇聯模式的窠臼。在經歷了諸多挫折、付出了沉痛教訓之後，迎來改革開放新時代，我們才真正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可見，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是我們在長期摸索中終於得出的結論。
市場經濟的邏輯起點是人對利益的追求。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並非無法調和，相反，群體利益以個人利益為基礎。只有承認個人利益，才能最好地維護群體利益。計劃經濟不認可這個轉換，而是直接變換邏輯起點，以消滅人的自私自利性為出發點。遺憾的是，把這個邏輯由理論變成現實的嘗試，在實踐上一直沒有取得成功。
計劃經濟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高度集中、政府全能的政治體制。執政黨的職責，就是維護這個體制的有效運轉。而黨建的目標，就是把黨建設成為能夠充分、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的組織。
市場經濟則不同。它的出發點是：人和社會的需求應該由人自己去滿足，他們之間發生的關係，應當主要由市場來調節。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才最後由國家和政府來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的任務變成了為市場和社會的發展提供足夠的空間，在此基礎上利用公權力和組織資源調控政府—社會—市場之間產生的各種關係，使國家和諧、健康地向前發展。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把我國改革稱作「邊緣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改革不可能總在邊緣。隨著改革向前邁進，必然會愈益深入中心地帶，深入到關鍵環節，觸及深層次問題。現在，這些深層次問題總體體現為長期計劃經濟影響下不科學的權力配置積澱而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黨如何增強自身戰鬥力，如何帶領人民克服體制慣性，衝破既得利益的羈絆，都是當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應當涵蓋的現實課題。
第四個維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國家治理問題的提出，源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西方國家開始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其原因在於：人們已經不能滿足於科層制的管理方式，需要對傳統類型的政府進行改革，以期有更加靈活有效的扁平式機構，更大幅度的功能轉變，更普遍地採用市場化手段，更多的大眾參與。人們表達自身利益的願望日益強烈，現代民主制度的三個要素國家、政黨、社會之間的邊界日益清晰。這樣，政黨執政就實實在在地面臨如何充當民眾進行民主參與的工具、如何代表民眾控制公共權力的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公民的利益訴求大規模增長，社會的組織化程度逐步提高，多元化狀態無法阻擋。這要求執政黨有更加高超的協調和駕馭社會的水平，保證社會的健康發展。執政黨需要探索對社會進行領導的實現方式，需要科學借鑒其他政黨的經驗，積極尋找利用各種社會組織形式進行社會整合的途徑，通過讓這些組織按照自身的規律性，自主地發揮作用。
發達的傳媒無疑使政黨擴大了與民眾溝通的渠道，為政黨聯繫民眾提供了比過去更為便捷的途徑，大大推動了民主化的進程。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民眾相對於政黨的獨立性大大增強，政黨的影響力下降。人們不再把參加政黨作為獲得和傳遞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往往直接藉助於媒體，政黨的教育、宣傳功能也因而受到限制甚至部分喪失。執政黨既需要積極開闢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可取代的渠道，鞏固在政治體制中的領導地位，又需要學會利用先進的傳媒技術作為手段。
本文原載於《科學社會主義》2017年第06期，原文標題為《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的方法論思考》。北大政治學（微信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注釋，並有刪節和調整。編輯：張禹；張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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