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個網紅驅動的世界

我認為是我的Klout評分幫助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讓我能夠與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共事。那是2012年。當時，我正為了和他一起工作的機會而接受面試，他提到了我在社交媒體影響力評估網站Klout上的分數。我的分數對一個不出名的記者來說算高的，而他又是社交媒體上的名人，於是在朋友的建議下，我把我的分數寫在了簡歷上。他注意到了，我們現在是《紐約時報》的同事。

現在一想起來我就感到難堪。那就像是在吹噓我的高中平均學分績點一樣。Klout上周宣布即將關閉時，網上出現了悼念活動，人們的嘲諷為之推波助瀾——當然，他們都是Klout上的高分人士。

「我感覺這個@Klout分數本來應該能讓我參加更多派對，」阿尼爾·達什(Anil Dash)發推文說。在1到100分的評分體系中，此人的分數高達84分。

夏娃·佩澤(Eve Peyser)開玩笑說，「真可惜，Klout要關閉了，還有什麼別的服務會祝賀我成為痛風專家?」

Klout將於5月25日關閉，但不是因為它做的事情無關緊要。恰恰相反：Klout關閉是因為，好吧，是因為我們現在正過著Klout評分式的生活。「網紅經濟」蓬勃發展，並且創造出了一批新辭彙。我在Facebook上的粉絲破50萬了！我在YouTube上的視頻火了。天哪，你看到誰給我的Instagram帖子留言了嗎？我要火遍全球了。我去的次數太多，已經成了我們本地酒吧的大人物了。

我很高興能藉助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提升我的事業，現在所有職業都建立在社交媒體影響力的基礎上。在我們這個由網紅驅動的世界裡，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在Instagram上宣傳一款產品的酬勞是50萬美元。產品植入在社交媒體上泛濫成災，以至奧麗維婭·維爾德(Olivia Wilde)在發布耐克(Nike)用可持續方式生產的新款運動鞋的照片時必須加上#notanad（「非廣告」）的標籤。

得到好處的不僅僅是超級明星。亞歷山德拉·米歇爾 (Alexandra Michelle，在Instagram上有43萬粉絲)發布了一些迷人的瑜伽視頻，並宣傳了提供服飾的公司：「全套服裝由我的瑜伽朋友@spiritualgangster提供。」勞拉·泉川(Laura Izumikawa)經常在Instagram上分享她可愛女兒的照片和視頻，母親節那天，她的62.8名粉絲有機會抽獎贏得包包、鞋子和項鏈。

有抱負的網紅無需等著公司給他們奉上大量免費的產品或現金。在FameBit網站，只要在YouTube、Twitter、Tumblr或Facebook擁有5000名訂閱用戶或粉絲，任何人都可以就各種各樣的主題向贊助商發起項目提議。如果公司拿不出50萬美元請卡戴珊做宣傳，它們可以去Shoutcart，查看成千上萬名小網紅在社交媒體上的粉絲規模，並花錢請他們宣傳，最低花費只需要1美元。

當然，這一切都有危險。科幻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世界發展到極端會是什麼樣子。在2016年的《聲譽驟降》(Nosedive)那集中，人們不斷地被朋友、同事，甚至街上的路人評分。評分採用5分制，得分過低的人被禁止租好車、改簽機票，甚至被禁止進入自己工作的大樓。

女主角萊茜·龐德(Lacie Pound)一直都是4.2分，但她想搬進一處只給4.5分以上的人打折的豪華公寓住宅區。她提高評分的計劃包括在一場婚禮上發表一篇引人注目的祝酒詞，因為婚禮賓客中有很多評分接近5分的人。對咖啡館服務生友好沒有太大用處，她需要得分高的人給她打五星。

但是，這種誇張的演繹與2018年的世界沒有很大不同，我說的不只是你在Uber評分低的情況下很難打到車的問題。《連線》(Wired)月刊前不久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社交排名的文章，研究了「芝麻信用」，這項服務不僅審查你是否按時支付賬單，「還研究你買了什麼，持有什麼學位，以及你朋友們的評分」。雜誌援引芝麻信用首席執行官的話說，它「將確保社會上的壞人走投無路，而好人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行動。」

我不嫉妒任何人得到免費健身裝備。但我擔心，在那樣一個世界裡，你可能會因為最好的朋友是藍領工作者，或者因為你沒有完成大學學業，從而被剝奪行動的自由。

在《聲譽驟降》那一集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抵制以造假和串通獲得高分這種壓力的人們。在這一集的結尾——劇透警告！——萊茜的評分降到了一分以下，她入獄了，她眼中植入的能看見別人評分的技術被移除了。她和一名獄友發生了爭執，她們向對方尖叫。但是現在，她們沒必要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用詞，也不必擔心冒犯別人、獲得低分。她們終於自由了。

來源：2018年05月16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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