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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重器,南水北調(上)

說到大國重器,大家很容易想到航母、大飛機、天眼、高鐵等重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4月25日乘船考察長江時強調,人與水的關係很重要。而人與水關係的處理,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水利工程。

大禹治水

中國歷史上最早關於人與水關係處理的事例是大禹治水的傳說。

相傳4000多年前,黃河流域經常泛濫成災,莊稼被淹,房子被毀,老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最開始負責治水任務的是鯀,也就是大禹的父親,他採取「堵」的辦法,作三仞之城,但經過9年治理,而不得成功。

大禹在總結父親治水經驗和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了可行的方案,用「疏導」的辦法根治水患。在他的帶領下,經過13年的努力,終於平息了水患。

雖說這則傳說的真實性有待歷史考古學、社會科學、環境科學等方面的考證,但其流傳久遠的意義,不僅在於治水的經驗與方法,更在於人們意識到,依靠人的智慧與汗水,正確處理人與水的關係,可以造福一方。

助秦一統的都江堰與鄭國渠

不可否認,秦國強盛的始於商鞅變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秦昭襄王(《羋月傳》中的小皇帝嬴稷)時期,秦國的國力開始凌駕於6國之上。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著名的長平之戰(約公元前262—前260年)。經此一役,唯一能夠在軍事上與秦國抗衡的趙國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此次戰役,也被認為是戰國歷史的最後轉折,似乎秦國一統天下只剩下時間問題。

但是,在長平之戰中秦國同樣元氣大傷,長達3年的軍事對峙也使得秦國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秦國雖贏得了戰略性的勝利,也無力繼續擴大戰爭。

從另一種角度解釋長平之戰,秦趙兩國比拼的不是指揮官的謀略、兵士的勇猛、武器的鋒利,而是國力。擅長防禦的廉頗被撤換,紙上談兵的趙括主動出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趙國在這場舉國之戰中無論是經濟、糧草,還是在兵員等方面都難以為繼,而各懷鬼胎的諸國又拒絕援助。國力更弱、耗不起的趙國不得不主動出擊,欲求速戰速決,用戰場上的勝利終止這場消耗戰,換得喘息之機。只不過,事與願違。

同樣,勝利之後的秦國也欲求速戰速決,一鼓作氣滅掉趙國。但處於強弩之末的秦國,在邯鄲之戰(約公元前259—前257年)中慘敗而歸。(司馬遷《信陵君竊符救趙》一文的歷史背景就是邯鄲之戰)

此後的秦國進入蟄伏期,默默舔舐著傷口。都江堰與鄭國渠的修建就是發生在這段秦國休養生息、積蓄國力的時期。

秦國攻滅巴蜀發生在秦惠文王時期,但在近60餘年的時間裡,巴蜀之地並未達成當初「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的戰略目的。

在古代,成都平原是一個水旱災害十分嚴重的地方。每當岷江洪水泛濫,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災,又是赤地千里,顆粒無收。長期的水患災害,嚴重影響巴蜀的生存與發展。

約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開始修建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巴蜀之地也從此成為秦國穩定的大後方與糧倉,為秦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元年),秦王(呂不韋主政)採納韓國水工鄭國的建議,由鄭國主持興修大型灌溉渠。但這其實是韓國的「疲秦之計」,藉此耗損秦國的人力物力,削弱秦國。

在施工的過程中,陰謀敗露,秦王嬴政大怒,要殺鄭國。然而鄭國的一番話成功打動了秦王嬴政,並由他繼續主持這項工程,「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

《史記·河渠書》中這樣說道:「渠成,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鄭國渠建成後15年,都江堰建成後30年,秦攻滅6國,一統天下。

維繫封建王朝命脈的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公元前486年。春秋末期,吳王夫差打敗越國和楚國後,準備北伐齊國爭霸中原。於是,在江蘇揚州附近開鑿了一條引長江水入淮的運河(稱邗溝),將軍事力量往北方投放。

隋唐大運河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京杭大運河迎來了大規模的開鑿和擴建。隨著通濟渠、永濟渠的先後開通,到公元610年,以長安、洛陽為軸心,以北京和杭州為終點,全長2000多公里的南北大運河體系基本形成。

元明清大運河

到元朝時,忽必烈定都北京,原來的運河線路由於黃河改道、汴河壅塞等原因,已難以滿足漕運的要求。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大運河棄「弓」走「弦」,「人」字形運河裁彎取直,不再繞道洛陽。

明清時期,在元朝大運河的基礎上繼續修修補補,疏浚河道。這就是現今我們所見到的京杭大運河。

就像前面所說,京杭大運河的前身(邗溝)一開始是用于軍事上的,隋煬帝時期開鑿和擴建也有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征高句麗)。但往後,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先後出現,軍事上的目的逐漸減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目的則不斷加強。

在中國古代很長的時期內,中國的經濟重心是在北方。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局勢開始發生深刻的改變。北方由於戰亂,大量人口南移,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而南方則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速發展。到唐宋時期,南方已一躍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

但無論是唐宋(長安、開封)還是元明清(北京),中國的政治中心都是在北方,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國家不僅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統治和管理,更需要來自南方的經濟供應。

例如,在唐高宗以後,關中地區的出產已不足供養長安城,中唐以後更是「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大唐帝國的繁榮已嚴重依賴南方的輸血。

再往後,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王朝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王朝的正常運轉,維繫著王朝的命脈。

清明上河圖

京杭大運河除運輸糧食之外,南方沿途的物產,如茶葉、絲織品等也不斷經運河北上,北方沿途的物產,如棉花等也不斷經運河南下,南北方的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

京杭大運河蘇州段

在運河兩岸,興起了數十座商業城鎮,蘇州、揚州等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息息相關。

晚唐詩人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二首·其二》中這樣評價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毛主席也曾說過,隋煬帝一輩子挨罵,但大運河這件事他做對了。

誰曾想到,在很大程度上是導致隋朝滅亡的大運河,在後世不僅得到了高度的認可,也為歷代王朝創造一個個歷史高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今仍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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