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只是開始 馬蒂斯的人生怎能缺失色彩

在摩洛哥成為網紅目的地之前，馬蒂斯就把它畫在了畫中，即使回到法國也念念不忘。

在地球對面的藝術中心紐約，佳士得拍賣行的佩吉及大衛?洛克菲勒夫婦（Peggy and David Rockefeller）珍藏系列拍賣，剛剛落下帷幕。

畢加索最貴，莫奈、馬蒂斯的作品都刷新了拍賣紀錄。

帕勃羅·畢加索，《拿著花籃的女孩》，1905。圖片由佳士得提供

最引人注意的前三件作品是：畢加索的《拿著花籃的女孩》，成交價1.15億美元；莫奈的《綻放的睡蓮》，成交價8468萬美元；以及亨利．馬蒂斯的《側卧的宮娥與玉蘭花》，成交價8075萬美元。

這成了有史以來成交總額最高的單一珍藏拍賣。所有拍品全部成交，總額高達832,573,469美元，摺合人民幣約53億元。

克勞德·莫奈，《綻放的睡蓮》，約1914-17。圖片由佳士得提供

畢加索的《拿著花籃的女孩》創下了他「玫瑰時期」系列作品的拍賣紀錄，（點擊回顧畢加索玫瑰時期），而馬蒂斯這幅《側卧的宮娥女與玉蘭花》被視為私人珍藏中最偉大的馬蒂斯作品，畫中集合了馬蒂斯創作生涯中最愛的幾樣元素：鮮花、掛毯、宮娥、水果等。

馬蒂斯《側卧的宮娥女與玉蘭花》，Hudson Pines莊園起居室

一說到馬蒂斯，人們可能就會聯想到「野獸派」；而說到「野獸派」，人們可能又要被「野獸」這個詞的表面所迷惑——是畫中人物都張牙舞爪、透露著野性么？並沒有那麼簡單。與其說它是一個多獨立的藝術派別，不如說它是一種追求革新的藝術思潮。

野獸派首先強調色彩，它的色彩比後印象派的梵高、高更等人更狂野，更自由。

music | 1910

dance | 1910

1905年巴黎秋季沙龍上，炫目的色彩佔了主流，其中只有一件拘謹的雕塑作品，有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雕塑家多納太羅的風格。評論家Louis Vauxcelles看到後脫口而出：「多納太羅被野獸包圍了！（Donatelloparmi les fauves!）」

就是這樣一個戲謔的稱謂，被雜誌引用後迅速走紅，成了「野獸派」 Fauvism 的淵源。

1906年自畫像

沙龍上馬蒂斯的兩幅畫：《開著的窗戶》和《戴帽的女人》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為什麼窗外的風景如此奔放，用色如此雜亂、鮮艷、相互撞擊？為什麼好端端一張女人臉被塗得五顏六色，說那是花瓶上的一束花也不為過吧？

Open Window, Collioure | 1905

Woman with a Hat | 1905

因為他的作品，批評界把野獸派「一代宗師」的帽子扣在馬蒂斯頭上，但馬蒂斯說，「野獸派是一個短暫的時期。當時我們幾個畫家一致認為，必須發揮每一個色彩的作用，一個也不能落！」

Interior with Young Girl Reading | 1905–06

The Joy of Life| 1905–06

的確，在明白了色彩的意義之後，這個群體的畫家紛紛拋棄了野獸主義轉而探索符合自己個性的藝術道路。馬蒂斯也開始改變野獸時期過為狂暴的畫風，創造出一種較為寧靜莊重的風格。

「野獸派」是一道稍縱即逝的炫目光線，它用色彩帶來錯愕，進一步打開了人們的眼。但馬蒂斯要離開了，他要走得更遠。除了相信色彩，他還相信原始，相信稚拙。

紅色的和諧 | 1908

Still Life on a Blue Table | 1947

對他來說，不論是非洲藝術、伊斯蘭藝術、東亞藝術還是南亞藝術，相較於歐洲古典藝術都是更加原始的。這種所謂的原始力量在他看來極貼近於自然，激發他創造出異於西方古典繪畫風格的現代感風格，更加簡潔，也更富於表現力。

他要出走，他想要探索一條更純真的色彩裝飾之路。這時，馬蒂斯把目光投向了摩洛哥。

這個小國位於非洲最北部的邊緣，也是伊斯蘭世界最西部的延伸。他夢寐以求的是去面對這樣一個所在：「非洲那帶有原始性的強烈和來自東方的顯赫色彩一起被置於南方的燦爛陽光之下。」

1912年，恰是摩洛哥淪為法國保護國的那一年，馬蒂斯和夫人一起抵達摩洛哥港口城市丹吉爾，踏上了這片他嚮往已久的國土。

可惜，天公不作美，他期待的燦爛陽光沒有出現，反倒是一場持續數日的豪雨把他困在法蘭西別墅旅館的房間里。

他等了整整三周，等待放晴——當終於雲開雨霽的時候，真正的色彩在他的眼前爆發了。這次經歷對馬蒂斯而言太過震撼，真正地改變了他的人生。

摩洛哥給他的，不僅是大自然的美，還有一種烙印在小城裡卻最質樸、最貼近人心的藝術。

Window at Tangier | 1912

無論在清真寺，伊斯蘭學校，還是在市場，那裡有一種人皆得以欣賞的藝術——它的美，跟西方世界的古典、文雅截然不同；但這種美，是天然的，明麗的，簡潔的，是作為藝術家絕不能小覷的。

那個時代，西方列強還在爭奪、瓜分殖民地，還在試圖把進步的西方文明灌輸給「原始而落後」的其他文明。置身於摩洛哥的馬蒂斯恰恰有著相反的理念，他認為原始、完整的東方文明有太多值得西方藝術家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尤其能給予現代藝術以新的養料。親眼目睹，即為印證。

由此可見，摩洛哥留給馬蒂斯的，不僅僅是一個彩色的國度和激動人心的風景，同時也是他精神性的體現。

他熱愛摩洛哥掛毯上枝葉的紋路，熱愛淺藍色光滑的瓷磚，熱愛卷著腿的小桌子，和桌上花瓶里小束的鮮花。

這些元素有意無意地闖入他日後的畫里，帶著異域的神秘，帶著東方的氣息。有趣的是，增添了這些元素的畫作卻比馬蒂斯「野獸」時期的作品更為準確、單純。

他的筆觸好像被摩洛哥凈化了，少了很多不安和躁動。他開始省略一切無用的成分，不再追求曾經亦真亦幻的色彩朦朧；他通過肯定輪廓，來使形象更加醒目。

當然，襯景終歸是襯景。主角終歸是女人。馬蒂斯的畫離不開女人。一戰爆發後，馬蒂斯因為身體和年齡的緣故，沒能徵召入伍。

1917年，他獨自搬到法國尼斯，一直待到1954年他去世為止。其中1917年到1930年一般認為是馬蒂斯在尼斯的前期，在這段期間里他畫的主要題材是女性人體，或者是宮娥（Odalisque）。

這些女人，或穿著東方風味的服飾，或各種裸露，或站、或立、或斜卧在馬蒂斯自創的豪華而具有異國風情的室內裝演上。

馬蒂斯宮娥系列

1923年，他畫出了《側卧的宮娥與玉蘭花》。他說，「我在摩洛哥見過她們（宮娥）。因而能在返回法國後，在沒有『腳本』的情況下，把她們令人可信地納入我的畫中。」

還是一樣的色彩碰撞，但漫不經心擺放的事物洗掉了附麗的鉛華。宮娥身上的線條慵懶而舒展，花卉品類的選擇和更加簡潔的筆觸則源自他在遊歷中積澱的樸素的東方審美品位。

那種安詳和恬適，彷彿是馬蒂斯內心的純粹表現——他在對女性美和東方美的刻畫中，憂鬱重重地避世，企望逃脫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投下的陰影，繼而重塑他對精神世界的信仰。

Plum Blossoms，Green Background |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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