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作家阿來：十年過去了，沒有一本寫汶川地震的書讓我感動

13年前，頂著《塵埃落定》的盛名，阿來出版長篇小說《空山》，意境曠遠的書名常讓人想起王維那句「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近期，《空山》再版，作家阿來捨棄原來的書名，取了一個新的名字：《機村史詩》。他介紹，機村的「機」是一個藏語詞的對音，是藏語里一種叫嘉絨語的方言里的詞，意為「種子」，或是「根子」。「鄉村是我的根子。鄉村是很多中國人的根子。鄉村也是整個中國的根子。因為土地和糧食在那裡，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裡。雖然今天人們正大規模遷移到城市，但土地與糧食依然在那裡。」

但在確定寫作這個「根子」之前，阿來幾經猶疑，甚至數次壓抑自己的寫作衝動，「起碼壓抑了七八次，最後才寫完，因為我害怕。」一方面，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曾聽聞前輩講述過村落里各種各樣的故事，但真正要把這些故事整合進一本小說，披上少數民族的外衣，要求他有大量閱讀積累，「甚至需要讀社會學的書。」但如果退縮一步，「寫的不是我們村，寫成中國很多山村普遍的命運，不光是藏族鄉村的命運，也可能是別的中國鄉村，甚至是偏遠的鄉村共同的命運，如果能夠寫出這樣的東西，可能就不只是我們村的故事。」

這一困境直到他讀到一句話：

什麼樣的作品是好東西，是能夠超越個體的痛苦，當它書寫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能把個體的痛苦變成為希望付出的掙扎，與人類別的民族、別的個人所經歷過的類似經驗連接起來。

阿來開始他的寫作，隨後出版《空山》。小說選取一座藏族村莊自1950年代直至1990年代間發生的六則故事。新版《機村史詩》中，將原來的「大部頭」分為六冊相對獨立又彼此相銜的小長篇，並融合六則與新社會相適應或不相適應的人物故事，建構一幅立體式的藏族鄉村圖景。

這樣的敘事結構，在宣傳話語中，一度被稱之「花瓣式結構」，阿來如何看待這一標籤？當代鄉土小說的寫作又該有怎樣的新面向？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際，以此為題展開的作品又有什麼成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就這些問題專訪了阿來。

作家阿來

澎湃新聞：您在《機村史詩》的「後記」里提及，您放棄了傳統長河小說的寫法，因為這些年，政治、經濟衝擊使得鄉村中沒有一個人、一種人或一個家族可以像長河小說中那樣始終處於舞台中心。在這個視角下，您怎麼看當代的鄉村長河小說？

阿來：我不反對別人依然延續這個寫法，但這個路子用在我的小說中會有問題。這五六十年的現實使得村莊里每一代的風潮淘汰得很厲害，過去是政治，現在是經濟，但是傳統的鄉村長河小說需要村莊長期處在某種不變的環境中，才有可能那樣去寫。我自己想改變，一方面是藝術家對自己藝術創新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寫作對象的使然，我倒想寫一部長河小說，去講五十年間一個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但沒有這種可能。我看到別人也有採用過這種圍繞鄉村，但不會只扣住一個人或家族的寫法，但更多是在西方小說中會看到。

澎湃新聞：這樣的寫法會讓小說看起來比較破碎，出版社用一個很美的標籤來宣傳，叫「花瓣式結構」，您怎麼看這個標籤？

阿來：我們現在討論農村時，經常會用「破碎」這個詞。破碎當然是因為政治、經濟重心在往城市轉移。過去我們不斷把鄉村舊的結構粉碎，今天我們想修復，但依然沒想好在鄉村裡重建一個什麼樣的鄉村。小說在寫迅速變轉的村莊，每個時代，每隔十多年，就會有人站在村莊的浪潮上，成為預示鄉村變遷方向的新人物。但是到下一個時代，這個人離開浪潮中心，但他沒有退出村莊，而是以次要角色出現在其他部分里。所謂「花瓣式結構」，其實不存在這樣一種單獨的小說形式。比起「花瓣式結構」，我的小說結構更像是一個青花瓷盤，它摔碎了，我們把碎片裝在鏡框里，它就像拼貼畫，大大小小，它會另有美感，而且我們不試圖把這些裂痕拼貼起來，假裝它是一個完整的青花瓷盤。

澎湃新聞：一口氣寫幾十年的風譎雲詭，可以說是「著墨大時代」，似乎您這一輩的作家都有這個特點，但後繼者寥寥，您怎麼看？

阿來：今天我們的社會，不敢正視歷史，只在逃避，所以文學寫作和閱讀都集中在武俠、言情、穿越、魔幻，如果一代代人都是這樣，那會無藥可救。過去的社會，年輕人會反抗，到了中年變油膩，年紀大了開始妥協，今天我們的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妥協。「80後」、「90後」作家現在呈現的寫作，固然有社會土壤的問題，但也有個人不自覺的成分。就像我們常說今天的社會浮躁，就算如此，社會上仍然有很多好的東西，好東西你沒汲取，只吸收了浮躁。二三十年後，有一天「80後」、「90後」會開始面對真實問題，他們也會像我們這一代一樣去關注「大時代」，但在到達那個時間之前，應該要有所準備。

澎湃新聞：您不太喜歡武俠、魔幻這樣的類型文學，但您曾經是《科幻世界》的主編？

阿來：你看現在的中國文學，哪幾個是科幻？其實都是魔幻。科幻我是贊成的，但我們沒有科學的層面在，隨便有個神話傳說就編個魔幻故事出來。科幻小說多難，想像的內容要符合科學，作者寫作之前也要懂科學。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迴避難度，寫作和閱讀的人都在迴避。早期寫科幻的人，都想去學阿西莫夫，後來發現太難學，但是魔幻小說好學，去學學香港寫魔幻的作者就可以。外國文學裡也有《魔戒》、《權力的遊戲》這些魔幻作品，但不妨礙他們文學的主流，不是外國文學裡唯一的東西。我們說多樣化，但一定是有主流的，不要把多樣化當成逃避。

世界上最有意義的類型文學可能就是科幻，它至少在傳播科學，像武俠，我認為是中國文化糟粕的一部分。武俠講究義氣，按古人的話，社會沒有法律治理時才求諸義，我願意為你死，你願意為我死，但我倆結成兄弟時就把別人當成敵人。武俠小說大多是反社會的，這跟我們今天講一個人要成為遵守法律的現代公民是背道而馳的。像《水滸傳》里「替天行道」是很空洞的，宋江醉酒題反詩被官府抓捕，要行刑的時候，李逵來了，中國人愛看殺頭，都圍著法場，李逵進不去，開始砍人，里三層外三層砍過去，出來的時候出不來，再從裡面砍出來。普通百姓的生命在這裡都不重要，說「替天行道」，但在具體的事情上，就是草菅人命。

美國有一位專門講科幻的教授認為，我們很多文學有局限，就像我們寫鄉土故事，也容易局限在國家和民族層面，但是只有科幻文學是站在地球人角度來面對世界，我們去探索太空，是代表了整個人類不是哪個具體的國家和民族。

近日，阿來來到北京，與文學評論家李敬澤、施戰軍對談《機村史詩》

澎湃新聞：汶川大地震發生十年了，作為川籍作家，您覺得我們還能做什麼？

阿來：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我也參加過很多，那時候我們都在災區，挖人什麼的都干過。我覺得人內心的傷痕，最後只能交給時間，讓他們重建生活。有時候我們各種各樣志願者、志願組織，自己本身也不專業，有過度干預、影響災民的做法，反倒妨礙災民從災民心態中解脫出來。政府只能派軍隊救你出來，沒法蓋房子的時候為你蓋，最後這些事，只能靠自己，要自己面對。我覺得既然十年了，除了極個別的，比如癱瘓、截肢或者造成精神性疾病，大多數問題還得讓大家自己面對。我擔心的是過度，我們很多事就是一陣風，大家不管的時候都不管，一旦管起來，大家關心的時候全部都撲上去，有點過剩。

澎湃新聞：您有考慮把汶川大地震里的故事寫進作品嗎？

阿來：我會寫這一段故事，原來我反對寫，因為我覺得當時那些要去寫的，一是有點投機心理，二是有災民心態，我最近想法有轉變。原來我反對，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寫，但中國由古至今發生了多少災難和戰爭，我們有寫過一部值得讓人記憶的作品嗎？我們國家多災多難，卻從來沒有一部災難性的，真正被大家承認的東西。地震發生那時候，我就反對，尤其地震後第一年、第二年，我們四川災區好多作家都說「我們要寫地震」！我說，估計你們寫不出，你們都有災民心態，你們就覺得只要我寫了，人家一定會歡迎，人家一定會照顧我，災民心態就是希望被人照顧。你們這麼急切地想寫這件事，但是災難本來不是英雄事迹，是自然的破壞力，這個你能不能寫出來。這時候寫出的東西經常一寫就一把鼻涕一把淚，旁邊還加二胡伴奏。但是，不論是在災難中死去的、殘損的或是倖存的，你應該要寫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領會不出這個東西，要麼就寫得哭天哭地，要麼就寫得好人好事，這個寫不出什麼來。果然，十年過去了，我沒見到過一本寫汶川地震讓我感動的書。我現在想寫，本來我想早點動手，但是人家會覺得我在扣十年這個點，我想先把這個點躲過，等大家忘記這件事，逐漸不說的時候，我寫出來。我快一點的話，明年就能寫好，但我一定會避開「5.12」紀念日，不然我也成災民心態了，我覺得這種心態是我們對文學的力量太沒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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