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薦書060|《格物探原》

原標題：新史學薦書060|《格物探原》

《格物探原》

【英】韋廉臣 著

張洪彬 校注

459頁

南方日報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1

韋廉臣的生平

韋廉臣畫像

本書作者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年12月5日—1890年8月28日），出生於英國蘇格蘭福爾柯克（Falkirk），曾在貿易公司工作，之後進入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學習，完成人文和神學教育後，1855年被英國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至上海傳教，其妻伊莎貝爾·韋廉臣（Iasbelle Williamson）也同樣作為傳教士被倫敦佈道會一起派往中國。隨後，韋廉臣主要在上海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工作，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宣傳基督教神學，並編譯了《植物學》一書，於1858年由墨海書館出版，該書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植物學著作」。

1858年，韋廉臣因病返回英國休假治療。1863年又被蘇格蘭聖經會（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派往中國傳教，他先在浙江活動，因蘇格蘭聖經會在山東煙台，隨後前往煙台並長期在那裡活動。在此期間，他與妻子一同遊歷了北京、遼寧、黑龍江、蒙古等地，考察風土人情並散發《聖經》，並曾到中朝邊境發售《聖經》及其他基督教材料。韋廉臣著有英文兩卷本的《中國北方遊記》一書，其妻著有英文《中國古老的大道》一書，記錄了他們的遊歷。1869年，韋廉臣的弟弟、同是倫敦佈道會傳教士的James Williamson，在天津附近被殺害。當年，韋廉臣返回英國休假。1871年，因為他關於中國的著述，韋廉臣被格拉斯哥大學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871至1883年間，他作為蘇格蘭聖經會的代理人常駐煙台，並與蘇格蘭長老會保持密切聯繫。

1874年8月，煙台長老會傳教士開會，倡議在華的長老會傳教士建立更為廣泛、密切的聯繫，韋廉臣與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1835—1912）被推舉為籌備委員。經過幾年的聯絡和籌備，1877年5月10—24日，第一次來華傳教士大會（the Conference of Missionaries）在上海成功舉辦。在韋廉臣的建議下，會議成立的文字工作委員會（Committee on Literature）提議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學校教科書委員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稱為益智書會，主要替當時各教會學校編輯出版學校教科書。第一屆（1877—1885年）委員會主席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韋廉臣被選為6名委員之一，並在1878年接替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擔任秘書，直至1890年去世。

1883年，因為健康原因，韋廉臣再次返回蘇格蘭休假。1884年12月，他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發起成立了中國圖書和聖經協會（the Book and TractSociety for China）。該協會提供了一大筆資金，以供在上海購置印刷設備，促進基督教書籍的傳播。1886年，韋廉臣返回中國，在上海開設印刷廠。同年，妻子伊莎貝爾去世。1887年11月，韋廉臣聯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等人在上海成立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譯為「在中國人中間傳布基督教及一般知識的學會」），會址在虹口熙華德路（今長治路），以公司形式運營。會員全為在華西人，除傳教士之外，尚有供職於外交界、金融界等行業的人士。韋廉臣出任同文書會首任總幹事，為實際負責人。1890年韋廉臣去世後，慕維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人先後接任同文書會總幹事。1892年2月，同文書會中文名改為廣學會，英文名稱保持不變。同文書會出版了大量書刊，是晚清知識分子接受新知識的重要渠道。1890年8月28日（光緒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韋廉臣因病去世，享年61歲，葬於煙台毓璜頂外國人公墓。其墓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被毀，現已不存。

2

《格物探原》與晚清的自然神學

就目前所知，除了前述以英文出版的《中國北方遊記》之外，韋廉臣的著作主要為中文作品。從形式上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發表於各期刊的文章，一類為輯譯的專著；若從內容上看，其中文著作主要涉及宗教教義與科學知識，而且大部分作品同時包含了宗教教義與科學知識，最重要的作品《植物學》和《格物探原》均是如此。實際上，宗教教義與自然科學知識的混溶，在晚清傳教士著述中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格物探原》 清光緒六年（1880）木活字印本

長期以來，因為受制於科學與宗教二元對立的思想預設，許多人認定科學越發達，宗教就會越衰弱，乃至衰亡。但是，讓人困惑的是，如果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如此緊張，乃至於是非此即彼的話，那麼志在傳教的晚清傳教士為什麼要在中國傳播科學知識？惟有超越宗教與科學的二元對立框架，才能就此問題做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熊月之在論及《格物探原》時，曾以「宗教為體，科學為用」來概括其中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但體/用的表述仍稍顯模糊，有待更為準確的概括。筆者以為，要準確把握晚清傳教士著述中宗教與科學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要抓住「自然神學」這一概念，並追溯其思想來源。自然神學，儘管有人認為它甚至可以追溯至耶穌誕生之前，但它主要還是作為基督教神學的一個分支來理解的。自然神學認為人在接受上帝的啟示之前，亦可通過觀察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加以理性推理，了解到上帝及其品性、旨意。有學者更簡明扼要地指出，自然神學就是「從世界的秩序和美中推測上帝的存在和智慧的實踐」。需要強調的是，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與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歷史上是有明顯區別的概念，自然宗教「通常用來指把自然本身視為神聖的泛神論學說」，而自然神學則正好相反，「起初（現代通常仍是如此）是用來指通過基於觀察到的自然事實來論證上帝存在的做法」。因此自然神學是基督教神學的一支，而自然宗教往往是指對基督教構成挑戰的泛神論（pantheism）。

受益於牛頓的機械論宇宙觀，自然神學在17至19世紀的歐洲思想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使得基督教無須與自然科學為敵，可以與時俱進地更新其宇宙觀念；另一方面，在當時它也可以讓科學顯得嚴肅、重要，且能緩解與傳統道德觀念、宗教權威之間的緊張。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1743—1805）的自然神學著作在18世紀後半期和19世紀極為流行，是自然神學鼎盛時期的代表。其著作原創性不強，但清晰通曉，在舉證方面注重選取時人熟悉的例證（比如代表著當時頂尖科技的鐘錶、輪船等），因而流傳極廣，影響甚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時代潮流。其代表作《自然神學》初版於1802年，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中有無數個版本，僅在英國就有50多個版本。在面世後的數十年中，它不僅是基督教培養牧師的必讀書，在一般的大學教育中也是基本讀物。有學者認為該書是英文自然神學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為一個時代的人設定了標準，塑造了至少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觀念。

李善蘭 韋廉臣合編《植物學》

日本學者八耳俊文曾論及，威廉·佩里的自然神學在晚清傳教士中影響甚大，丁韙良《天道溯原》、韋廉臣《植物學》、韋廉臣分期刊載於《六合叢談》的《真道實證》、韋廉臣《格物探原》等文獻均滲透著自然神學的精神。孫邦華先生也曾簡要論及晚清傳教士的自然神學。王文兵《丁韙良與中國》一書有較大篇幅涉及丁韙良的自然神學思想，其中著重介紹了丁韙良《天道溯原》一書的自然神學思想及其影響。晚清傳教士如何處理宗教與科學的關係，論列最詳的是胡衛清教授所著《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一書。劉華傑教授在一篇考察韋廉臣《植物學》的自然神學思想的論文中，提出了相當有啟發意義的看法。他批評我們今天往往以後設的科學觀念去理解歷史上的科學觀念，因而許多科學史研究總是力圖打撈歷史文獻中的「科學價值」「科學含金量」，而同時力「去偽存真」，對其中的宗教、「迷信」的內容，視而不見。他指出：「傳教士從來都有自己的目的，這一點無須多說。我們不能因為今天人們喜愛科學，在他們的活動和作品中就只看到科學，不能因為不喜歡宗教而想從其中簡單地把它分離出去。」他提出，類似於《植物學》這樣的歷史文獻的定位，與其說是自然科學著作，不如說是「科學-自然神學」作品。實際上，「在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之前，在西方國家，自然科學與自然神學結合在一起是正常狀態，分離反而是反常」。

在晚清諸多的自然神學作品中，《格物探原》恐怕是篇幅最長、最具系統性的一種。其寫作時間也甚長。早在1857年，即首次來華的第三年，韋廉臣就以《真道實證》為題發表了部分章節。韋廉臣1855年到達中國後在上海墨海書館工作。主持墨海書館工作的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主編了一份月刊《六合叢談》，該刊出版發行時間為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共出版15期。該刊第2號開始連載韋廉臣的《真道實證》。茲列各章標題如下：《上帝必有》（第1卷第2號）、《萬物之根是上帝非太極》（第1卷第3號）、《上帝莫測》（第1卷第4號）、《上帝自然而有無生死無始終》（第1卷第5號）、《上帝唯一不能有二》（第1卷第5號）、《上帝無不在》（第1卷第7號）、《上帝無不知》（第1卷第7號）、《上帝乃神》（第1卷第8號）、《上帝萬物惟上帝是主》（第1卷第8號）、《論性》（第1卷第9號）、《論性》（第1卷第10號）、《靈魂說》（第1卷第11號）。對比《真道實證》與《格物探原》，可以發現《真道實證》各章節後來被完全整合進《格物探原》了，可以說後者是前者的擴充。此外，在《六合叢談》各期英文目錄中，「真道實證」對應的英文標題正是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學）。總之，據此可以認定，《格物探原》的寫作最晚始自1857年。

自1872年起，《教會新報》開始連載《格物探原》第一、二卷。1874年，《教會新報》更名《萬國公報》後，繼續連載該書第三卷。據劉廣定先生考證，《格物探原》的第一個單行本出版於1876年（光緒二年），為上海美華書局的三卷本，前兩卷依照威廉·佩里和布里奇沃特系列論著寫成，第三卷據M′Cosh的The Methodo fthe Divine Government一書寫成。此外，1877年《萬國公報》報道，日本天皇特許刻印《格物探原》一書。次年，日本出版了五卷中文本，該書附有日本學者中村正直（1832—1891）、山內賁所撰兩篇序言。而本次整理時，所據版本為1880年六卷本，繁體豎排，扉頁印有「光緒六年歲在庚辰活字板印」字樣，未註明出版機構，但疑為墨海書館出版，因1889年復刊後的《萬國公報》刊登《墨海書局各書價目》，第一種即是「《格物探原》，六本，洋九角」。

自然神學的思想貫穿全書始終。該書「凡例」中第一段中就說到「今所著書，正如小兒對客指點堂室陳設，使知主人之榮耀耳」，已經很清晰地點出了全書的寫作思路，正是典型的自然神學進路。再如全書第一段中，作者自陳「欲人知世間凡物內，各有意義存焉，有意義，必有無量無限之主宰，創造之，措置之，則上帝是也」。世間萬物各有意義，意即各有其目的，這也正是自然神學中包含的一個要素——目的論證明。緊接著，作者用的輪船類比也是自然神學中典型的例子。其論證步驟如下：首先，輪船各構件各有其功能（目的）；其次，各構件之間構成完美的適配關係（秩序），且精美異常（美）；第三，一艘顯然具有目的和秩序的輪船，必然有設計者和製造者，且其設計者和創造者定然有很高的智慧和能力；第四，把這種邏輯平移到世界與造物主的關係上：我們所處的世界，各種事物也各有其功能（目的），事物之間構成良好的適配關係（各極宜人），世界必然由造物主創造而成，且其造物主必定具有極高智能，對世人充滿仁愛。該書包含的天文學、地理學、博物學、解剖學、物理學、化學等知識，在當時的西方也代表著相當前沿的科學知識，對於晚清國人來說更足以當作了解科學新知的上佳途徑，因此自然神學著作，在晚清有相當多的讀者，有的純然是為了其中的科學知識而去，有的則更多為了其神學論證。基督教自然神學中，宇宙是絕對的被創造物，並不具備原初的自我生成能力，其存在勢必需要被追溯到一個外在的造物主。這樣的宇宙，與牛頓範式的機械宇宙觀是甚為相似的，宗教與科學在自然神學中能夠較好地整合在一起。這種格局，將隨著達爾文主義的興起，而發生巨大的變化。

3

自然神學與中國天道信仰的對話

作為基督教自然神學的一個文本，《格物探原》一書不乏與中國天道信仰傳統的對話。我們可藉此了解雙方的異同，進而更為準確地把握天道信仰傳統的一些基本特徵。作者開門見山，在「凡例」中就表明了對中國天道信仰的態度和立場：「自《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雲『乾，天也』，世之儒者遂以天為上帝，不知非也。」這正確地指出了中國天道信仰「以天為上帝」的內核。同樣的，以「太極」為「上帝」，他也視為荒謬。他認可的是《詩經》《尚書》中的另一種上帝觀，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稱之上帝」。作者頻頻強調基督教「上帝」與「太極」「道」「理」等的區別。如：

《易》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萬物皆備於斯矣。」中華文人多謬於此說，而以太極為造物之根源。

又如：

五經內每以天之上帝，乃實言上帝也，具明威，有明命，福善禍淫，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畏天命之君子，所以兢兢焉。朱子注《論語》，謂「天即理」也。今之士人，亦往往稱天，乃以虛空之積氣實之。此誤矣。此悖於古經而移於風俗者也，蓋亦未之深思耳。

韋廉臣的推理是：首先，「無者不能生有，虛者不能生實，無心者不能生有心者」，「死者不能生活物，無生命者不能生有生命之物」；然後，根據中國典籍尤其是理學經典，他斷定太極、道、理無生機，無動力，無知覺，無智能，因此不具備生髮萬物的能力；相反，「生天地萬物者，必為有生命，且具大智慧、大能力之主宰也」，而這正是基督教的上帝。實際上，上帝的特性又是可以通過觀察萬物來推斷的：「死物不能生活物，無魂者不能生有魂之物，無知識者不能生有知識之物，無定見者不能生有定見之物，無良心者亦不能生有良心之物。觀此可知，造物者亦必活者，亦必有魂者、有知識者、有定見者、有良心者也。」

正如上文所見，通過被造物的特性來推測造物主的特性，正是自然神學的基本思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韋廉臣認為太極、理、道、天等概念所代表的萬物源頭並無動力、生機，恐並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關於中國的宇宙化生論、宇宙有機論的研究表明，「天」、「道」、「理」、「太極」等表示終極起點的概念，之所以能夠擔當萬物源頭的角色，正是因為認為這個終極起點自身具備動力，從「一」到「多」的萌櫱演變，其動力來自「一」本身，而無須假手一個外在的力量來推動。也正是因為如此，作為萬物源頭的「一」自身就足以承擔「上帝」這一角色。韋廉臣說：

儒教謂「無極生太極」，遂有「生生不已」之說。然使無極如果有心力、果有知能，則無極者必上帝之別名也，無他說也。究之，無極者何所為？心力何所為？知能何為而能生萬物耶？道教則雲「道生萬物」，然則道如果系靈動者，則道亦必上帝之尊稱也，無他說矣。

筆者以為，易學傳統中「天」「道」「理」「太極」「無極」「太一」等概念，只要在指代萬物源頭這一意涵上使用，都內在包含主觀能動性，均同時扮演上帝的角色。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像基督教中那樣超越於宇宙萬物的人格化的上帝。天道信仰傳統中的上帝，毋寧就是作為萬物起點的天（或稱「道」「理」「太極」「無極」「太一」等）。此即韋廉臣不以為然的「以天為上帝」。把天等同於上帝，上帝不是外在超越於宇宙之上的另一種存在，它不是區別於宇宙的一個人格神，上帝和宇宙是同一的，借用西方宗教學的術語，這類似於泛神論（pantheism）意義上的上帝。

泛神論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然而泛神論這個概念，最早始自托蘭德（John Toland，1670—1722）。Pantheism這個詞由pan和theos構成，pan即all，指萬物之整體；theos即God，上帝。大體上說，泛神論就是把萬物之整體（即宇宙、自然）視為上帝的思想觀念。泛神論認定上帝就是宇宙，「拒絕承認上帝是不同於宇宙的事物」。泛神論作為一種自然宗教，取消了外在於宇宙的造物主存在的必要，故而對基督教構成了挑戰。中國的天道信仰，很接近泛神論，因而更宜被定位為自然宗教，它傾向於取消超越於宇宙的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對基督教來說，這是一種變相的無神論，因而對基督教構成了挑戰。這可以解釋自利瑪竇以來的基督教傳教士為何普遍反對易學和理學中的「以天為上帝」。

基督教傳教士認可的是《詩經》《尚書》中的懲惡揚善的人格化的「上帝」，因此用《詩經》《尚書》中的「上帝」一詞來翻譯基督教的造物主。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詩經》《尚書》中的「上帝」，至多只能被視為是凌駕於人間的管理者，並無創造天地萬物的功勞，不能視為萬物源頭，因此與基督教中集造物主和統治者於一體的上帝仍有不同。至於諸如玉皇大帝、關公、媽祖、祖宗神靈等人格神，並非處於宇宙原初起點，只是天（道、理、太極等相似概念）的派生物，並不居於神譜的頂點，而只能視為天（以及道、理、太極等概念）的下位神，與基督教的上帝就更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基督教對這些神祇持有強烈的排斥態度，視之為「迷信」（與「正信」相對），這也是一神宗教對多神信仰系統的必然態度。

4

幾點說明

1.本書所據為1880年六卷本，其出版機構疑為墨海書館。

2.由於所採用版本圖片質量不佳，此次整理出版，圖片及圖片編號採用了東京十字屋明治十一年（1878年）版中的圖片。兩個版本之間的圖片並無太大區別，惟編號有所不同。

3.原書所引《聖經》為深文理（文言文）委辦譯本。整理時在腳註中註明和合本修訂版相應章節，所依據版本為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的《〈聖經〉——中英對照（和合本修訂版·新國際版）》，2012年6月初版。

4.此次整理工作主要包含繁體轉簡體、標點、腳註。另，由於原文諸多篇章大篇幅不分段，不太符合時下閱讀習慣，整理過程中添加了一些分段，並在腳註中說明。

5.限於整理者水平，恐難免錯謬，請見諒，並歡迎批評指正

本文作者：張洪彬，重慶墊江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後。曾任《學術月刊》編輯，現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系教師。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生於英國蘇格蘭地區，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1855年起來華傳教，主要生活在上海、煙台等地，著有《格物探原》《植物學》《中國北方遊記》等，在晚清知識界甚有影響。

周偉馳、姚達兌 主編：《晚清西學叢書》，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7年12月開始出版。

這套叢書，將選取晚清西學中較重要的一部分進行校注。在「西學」的範圍上，我們不作嚴格的限定，而大致指跟泛稱的「西方」有關的知識和思想。在時間上，我們所說的「晚清」西學著作，大致限定在1807-1911年之間，若有個別作品或作者實在重要，而它延伸至明末清初或民國，也可作靈活的處理。（比如，某些譯者/作者的選集文章發表時代橫跨清民兩個時期。）在地域上，凡是以漢文譯撰的著作都可以選入，而不管它們是在南洋、港澳或大陸產生的。在作者方面，不管是西方人還是中國人，是直接翻譯還是借鑒後獨創，都可以選入。由於是立足於廣州和廣東，我們會略微有一點側重廣東的西學傳統。

《晚清西學叢書》第一輯

《大同學》 姚達兌校注（已出）

《格物探原》張洪彬校注（已出）

《聯邦志略》李彬校注（已出）

《心靈學》趙璐校注（將出）

《治心免病法》龔昊、烏媛校注（將出）

《辜蘇歷程》陳思行校注（將出）

《列國變通興盛記》王雨校注（將出）

第二輯

《中東戰紀本末》

《普法戰紀》

- End -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