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佛堂「曇曜塔銘」考證分析

（一）萬佛堂石窟概述

萬佛堂石窟位於遼寧省義縣縣城西北九公里的福山南麓，分東西兩區。西區九窟為北魏軍事平東將軍營州刺史元景為孝文帝祈福而鑿，第五窟前壁有一幀摩崖造窟題記，因其書刻於大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故沿稱「太和碑」，亦稱「元景碑」（參見本書34頁）。東區為北魏慰喻契丹使員外散騎常侍昌黎韓貞，同前建德郡丞沃黎戌軍主呂安辰等七十四人集體鑿建的私窟，第五窟南窗內壁上方為一幀摩崖造窟題記，因其書刻於大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故稱「景明碑」，也有稱「韓貞碑」。

萬佛堂石窟，在古昌黎與棘城之地，已存在1500多年，早期除兩幀摩崖造窟題記外，無其他任何文字資料傳留。史書文字記載最早見於明朝《遼東志》、《全遼志》，清朝《欽定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然其記載都非常簡略。到二十世紀，引起我國近代學者重視的，不是他的佛教內涵和雕像藝術，而是兩幀造窟題記的書法價值。1921年遼西文人周養庵訪得元景題記後，一次拓出30長碑拓，流傳當時上層社會，最早稱道它書法價值的是近代大家康有為盛讚其為：「元魏諸碑之極品」，梁啟超於1925年為其作跋曰：「其書由八分蛻入今楷，痕迹盡化而神理固在，天骨開張，光芒閃溢，神龜正光」。元景造像題記碑由此而蜚聲海內外。後來經日本多位學者調查考證，肯定了萬佛堂石窟的學術價值。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歷史學家、考古專家閻文儒、曹汛、溫玉成、劉建華等人，對萬佛堂石窟的研究達到了精深的程度，現代戲劇學家王景芬於1999年為邑人王澗泓《魏碑研究》重刊元景造像題記跋中寫道：「縱觀拓中存字，確非凡品，余從書經年，曾遍覽可尋之北碑之拓，幾遍世推之張猛龍、張玄亦難與之相頡頏也。其碑似當為北碑之冠首，其書刻非但為魏碑絕品,且間有以行作楷，可見北碑無行之論實謬矣！」，「鑿窟刊佛盛舉，蓋由北朝首開先河，且恢弘至極，摩崖造像記刻,亦為魏楷楷法之一大景觀，天下窟群皆以莫高、雲岡、龍門為最，其間摩崖記刻謹龍門尚存，然二千餘品中，可與元景相媲美者，亦寥寥而矣。」此外石窟及題記對考證我國北部邊疆史、地方民族史、昌黎建置改革史、契丹女貞史都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鑒於上述原因，國務院於1988年1月13日，公布批准義縣萬佛堂石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9年正值紀念義縣萬佛堂石窟建造1500周年之際，在其後山上修建了漢白玉「曇曜法師紀念塔」一座，並勒石銘刻記事碑鑲嵌於南側下方（見附件1），簡稱「曇曜塔銘」，現照錄如下：

建造曇曜法師紀念塔記事

據史記載佛教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廿間（公元496年）傳入廣興（錦州）等地時任營州（朝陽）刺史元景被誣陷叛逆孝文帝反而加封其平東將軍元景感恩多次到靈岩寺（雲岡石窟）拜佛祈佑孝文帝去病增福結識石窟設計開鑿者曇曜於太和廿年（公元496年）春赴遼西遍查八百里山川先後在龍山福山黑風山閭山鑿刻佛像數尊最後於太和廿三年選定河城（義縣）北滬河（大凌河）之左福山之陽的山崖上肇建石窟寺名為岫岩寺曇曜法師於公元五百年在河城圓寂弟子道悅承師志助無景十年鑿成九窟大小佛像一萬三千尊萬佛堂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年歷史，乃東北佛教聖地，中華文化瑰寶。值佛歷二五四三年四月初八與佛節日萬佛堂朝聖法會之際，法緣殊盛千載難逢為追尋佛教東傳足跡瞻禮佛教祖庭建造石窟開鑿創史人曇曜大師紀念塔一座以祭先師。

錦州市佛教全體同修

釋本如撰文

凌海馬頌書丹韓東刻石

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廿二日

此「曇曜塔銘」，通篇都與義縣萬佛堂石窟兩幀國寶魏碑題記有關（見附件2）。很多寫法有違中華民族對撰寫碑銘方誌等歷史文獻，歷來應遵守的存真務實，可觀公正之原則。故筆者針對上述：「建造曇曜法師紀念塔記事」原文，分十個問題考證分析，闡述對義縣萬佛堂石窟新修曇曜塔銘文之拙見。

1、對「佛教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傳入廣興（錦州）等地」一語看法。

從時間上看，曇曜於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春，起程赴遼西之日，不能定為佛教傳入廣興之時，曇曜到達營州之年（無考）也不能成為佛教傳入廣興的時間。

從地名上看，萬佛堂石窟所在地，不論叫「河城」、棘城，連城、昌黎、樂浪、樂良都是屬於營州（今遼寧朝陽），而錦州當時不論叫廣興、徒河、賓徒、永樂、永洛，亦屬於營州，所以，佛教傳入義縣萬佛堂就是傳入營州，傳入營州就包括錦州，但絕不能用傳入廣興等地代替傳入營州。因為營州領轄六郡，上述義縣、錦州的各種地名，分別屬於這六郡所領轄的縣名。（見《魏書·地形志》營州條）

自古以來，中國宗教界與史學界，對於佛教傳入北方的時間，皆以義縣萬佛堂石窟西區第五窟東南窟壁上的「元景造像題記」所標時間為準確時間，即佛教於「大魏太和二十三年歲次已卯（公園499年）四月丙午朔八日癸丑……」傳入塞北營州。根本沒有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傳入廣興一說。

2、元景沒有參加太子恂的叛逆謀反，元景沒有誠請曇曜來塞外遼西造窟。

「曇曜塔銘」寫：元景被誣陷叛逆孝文帝，反而被加封平東將軍，元景感恩多次到靈岩寺（雲岡石窟）……結識曇曜，並被收為佛門弟子，誠請曇曜到遼西建造石窟。

據當代考古專家劉建華在《義縣萬佛堂石窟》一書中寫到：元景，史書無傳。其名僅見於以下兩處記載：（1）.《魏書?廣陵王羽傳》太和十八年（公元496年）九月，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2）《魏書·高祖記》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經比干之墓，孝文帝親作弔文，刻在石碑上，其碑陰載有：「隨從官員中大夫臣河南郡元景」。

據歷史學家閻文儒（義縣籍）曹迅考證，元景為北魏皇族拓跋氏（後改漢姓元）的宗室，元景是明元皇帝拓跋嗣的曾孫，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的族叔祖。元景任營州刺史的時間只能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到太和廿三年五月之間，元景於萬佛堂石窟西區完工後就調任徐州刺史。

元景在北魏孝文帝執政期間，確曾因上述原因犯過點錯誤，受到點處分。但沒有參與公元496年太子元恂的叛逆謀反（見《魏書·孝文五王列傳第十》），更何況「將軍」與「刺史」兩官銜在北魏朝廷，同為三品，故不屬於加封，再有在史書中除如上兩處記載元景行蹤外，再也找不到元景在任營州刺史期間到大同雲岡五窟，去誠請國師曇曜，北上邊疆，更何況曇曜當時正值，耗36年力修鑿雲岡靈岩五窟完工之時（太和20年）已過古稀之年，絕不會於當年春馬上動身陪同元景到千里之外塞北遼西，又選址建造石窟，所以這段話有失存真務實。

3、曇曜沒有到過遼西，更沒有圓寂在義縣

「曇曜塔銘」是精雕細刻在墨色大理石上的金石文字，其中有：「公元496年春，曇曜到遼西遍查八百里山川……公元500年在河城（義縣）圓寂」，其他資料還有「曇曜與弟子韓貞感情篤厚。」

曇曜其人，據《魏書·釋老志》、《續高僧傳》（唐?道宣撰）、《中國人名大辭典》1585頁、《中國歷史大辭典·魏晉南北朝卷》436頁、《雲岡石窟大事記》綜合節錄於下：

曇曜是我國歷史上，南北朝時代北魏國的高僧，生卒年代皆無載。曇曜是一位攝行堅貞、學識淵博、精通佛典、嚴守戒律、操行端正的和尚，其品德和學識受到人們的尊敬。有關曇曜一生主要經歷，有史載者列後：

①少年出家，曇曜受北涼（國名）太傅張潭師禮。②公元439年（太延五年）太武帝拓跋燾滅北涼後曇曜被掠至平城（今山西大同）。③公元446年（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拓跋燾滅佛時曇曜逃往中山（今河北定州）。④公元453年（興安二年）文成帝拓拔睿恢復佛教後，召高僧曇曜自中山赴京都平城，並拜曇曜為國師。⑤公元460年（和平元年）文成帝拓拔睿受任曇曜為沙門統（全國佛教最高僧官名）。曇曜主持設計建造京西五周山靈岩五窟（雲岡石窟動工）。⑥公元462年（和平三年）曇曜翻譯出兩部佛經（付法藏傳、凈土經）。⑦公元469年（皇興三年）獻文帝拓跋弘採納曇曜建議，設僧祗戶、佛圖戶以養僧眾。⑧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元宏時，雲岡靈岩五窟全部完工。

此外，史書再無有關曇曜高僧之行蹤及圓寂何時何地的記載。

因此，要考究曇曜的準確年齡，只能依據上述記載的經歷去估計，有三種可能：

①如果按曇曜從師於北京張太傅、修習禪業成名，被掠於平城的公元439年，估計曇曜年齡為20歲（15歲）去考慮，則於453年任國師時為34歲，460任沙門統時為41歲（36歲），曇曜在雲岡石窟完工時應為75歲（70歲）。②如果依多種史料記載：「曇曜當了30多年沙門統」一語去考慮，從受人沙門統的460年開始，按34年估計，則曇曜活動年代最晚應到公元494年，其時年齡亦為75歲。而此後曇曜是否在世，史書無載，無法確定。③如果按曇曜於公元496年（太和二十年）受元景之約曾赴塞北遼西，即曇曜仍然健在去估計，則曇曜走完從京都平城（山西大同）到達塞北營州（遼寧朝陽），又遍查八百里山川講經、選址、造窟。於公元500年（景明元年）圓寂時，應為81歲。

然而，曇曜已為耄耋的年齡，在圓寂的前一年，跋涉近二千里的路程，圓寂後又未修佛塔，這些都有失中國人及佛教常理，令人難以信服。

根據以上考證分析，主要是義縣萬佛堂石窟兩幀摩崖魏碑題記上，沒有曇曜曾來塞北遼西的點滴記載。其次是各種史書無載曇曜的生卒年份，無載曇曜到過遼西義縣（河城），無載曇曜圓寂何地。可見，北魏高僧曇曜根本沒有到過塞北遼西，更沒有圓寂在義縣。

關於曇曜收韓貞為弟子一事，從時間上看兩人跟本沒有謀面的可能，一是曇曜已於公元500年圓寂，韓貞鑿窟是公元502年的事，怎麼能曇曜死後兩年還能收韓貞為弟子；二是韓貞是做為北魏朝廷派出的臨時性慰喻契丹民族的使臣，決不能提前兩年來到故鄉昌黎與曇曜拜師學徒。至於曇曜與韓貞感情問題，既然沒有交往共事的可能，何談感情？況且倘若真的感情篤厚，使臣韓貞為何不在公元502年，同前建德郡丞沃黎戍軍主呂安辰等七十四人集體鑿建的私窟景明碑上，留下師傅、國家級僧官沙門統曇曜的兩字大名呢？

4、道悅和尚沒有在義縣鑿成九窟，沒有被義縣官民留下

道悅和尚史書無傳，其名僅見於《魏書·卷二十二廢太子恂》有載……「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太子恂「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于禁中」，奔代即投遞叛國，「手刃道悅于禁中」是說刀殺道悅於帝王居住的地方，而三年後道悅被曇曜收為弟子來到塞北遼西，是否就是這位刀下鬼的道悅無從查考。而「曇曜塔銘」寫有：「弟子道悅承師志助元景十年鑿成九窟」，刺史即使有另一位道悅和尚這句話也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承師志」尚可，因為公元500年時曇曜已圓寂，道悅才能繼承師傅意志，而「助元景」三字講不通，因為在公元500年元景已調任徐州刺史，道悅身在義縣怎麼能到千里之外的徐州去幫助元景？且元景已不再開鑿石窟，不需幫助。「十年」一詞亦不存在，萬佛堂石窟不論是西區的元景碑，還是東區的韓貞碑上都只有完工之日而無開工之時，沒有記載施工十年。再看「鑿成九窟」一語，九窟者只能代表西區石窟，可是公元500年（景明元年）西區九窟已完工，道悅和尚只能去東區鑿窟承師志，而東區只鑿七窟，怎麼又多鑿兩窟？

至於說：道悅和尚在石窟雕鑿全部全工後，被義縣官民留下主持「岫岩寺」，筆者認為：如果這位道悅就是與廢太子恂有關的道悅，河城（義縣）的官民決不會留下他主持「岫岩寺」；如果是另一名道悅，則這位建窟題記上留下隻言片語的遺字。這都說明義縣萬佛堂石窟的雕鑿與道悅和尚無關。

5、關於雕塑大小佛像數量問題

「曇曜塔銘」寫：鑿成大小佛像13000尊，其他幾種志書資料與原始出台《萬佛堂肇建歷史》寫法均一致，即寫：西區曇曜雕塑佛像13000尊，東區道悅雕塑佛像3000尊，總共雕塑16000尊，今天萬佛堂石窟尚有佛像430尊，令人不解的是：雖然窟數沒有減少，而佛像數卻僅為原數的三十七分之一，一千五百年來，誰也沒有發現任何史書或碑銘有任何關於萬佛堂石窟原有佛像數量的點滴記載，所以，令人在「曇曜塔銘」上寫，當初有佛像13000尊的數量，第一是說法不統一，第二是這一數字編造得過於懸殊。「萬佛堂」三字，只能是一個形容數量很多的名詞，絕不是真實記錄的數量詞。因此，這幾種雕塑佛像數字均不可信。

6、關於幾個歷史地名問題

義縣不叫河城。東晉成帝咸康年間，十六國的前燕將昌黎郡之治所，由義縣遷至龍城（今朝陽），撤昌黎郡後，義縣曾置帶方郡，樂浪郡（樂良）、連城治、燕郡，偏偏沒有置過「河城」一名，查1931年版《義縣誌》、萬佛堂石窟兩幀北魏石刻題記、《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辭海》中，均無「河城」就是義縣的標註或釋文。

大凌河不叫北滬河。《中國歷史地圖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等史料都有大凌河曾叫白浪河、白狼水、大靈河，大凌河營州以東至入海口標為渝水，從來沒叫過北滬河。

萬佛堂石窟不叫岫岩寺。窟與寺是兩個概念，曇曜在遍查營州八百里山川後，選定義縣之福山造窟時，肯定沒有寺廟，曇曜高僧怎能名不符其實的將石窟取名叫岫岩寺？當年北魏兩幀造窟題記上，沒有一個字與「岫岩寺」三字有關，查當今我國學術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第168頁有「萬佛堂石窟」一名，卻找不到「岫岩寺」之名。萬佛堂石窟於一千五百年前建成後，除兩幀魏碑題記外，無任何書面文字傳留。史書中也沒有曾叫岫岩寺的記述。

7、關於石窟開鑿者問題

義縣萬佛堂石窟西區九窟乃北魏營州刺史元景為孝文帝元宏祈福所鑿，有太和碑銘文為證，而「曇曜塔銘」卻攜程「石窟開鑿創始人曇曜」；東區七窟為慰喻契丹使昌黎韓貞與前建德郡丞君主呂安辰等74人集資所鑿私窟，也有景明碑銘文為憑，而「曇曜塔銘」則寫「道悅承師志」鑿成。由於曇曜、道悅在修鑿西區官窟與東區私窟時都沒有施捨分文銀兩，難怪兩區造像題記中未見兩位大名，這都說明石窟的設計開鑿與曇曜、道悅根本無關。

現將曇曜主持設計開鑿的雲岡16-20窟主尊大佛與同期由元景主持鑿建的義縣西區第6窟交腳彌勒大佛比較，則明顯可見，在設計理念、造像藝術上都有很大差別，如：（1）高矮尺寸土：雲岡大佛高者16.8米，矮的13.5米，而義縣石窟大佛，最大的僅高3.5米；（2）面部形象上：發、眼、唇、耳、胖瘦皆不同；（3）文字記載上：雲岡五窟無一文字留世，而義縣萬佛堂石窟，有兩幀摩崖造像題記，原文共應有734個漢字，顯示出萬佛堂石窟文化內涵之豐富。可見義縣萬佛堂石窟的設計與開鑿，絕非北魏高僧曇曜及和尚道悅所為。（參見：附件3：雲岡大佛與義縣大佛實照對比）

8、關於石窟完工時間問題

石窟西區元景碑上明確寫出於「大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八日敬造」東區景明碑上明確寫有於「大魏景明三年（502年）五月九日造」。

而「曇曜塔銘」載：曇曜於公元496年赴遼西，499年選定「河城」鑿窟，500年在「河城」圓寂，弟子道悅助元景十年鑿九窟，這就到了公元510年，《萬佛堂肇建歷史》又有516年全部完工之說。這樣關於義縣萬佛堂石窟完工時間竟有四種：499年、502年、510年、516年，明顯可見失實之一斑。

更加不可理解的是：怎麼能窟未成而先定名「岫岩寺」？怎麼能窟未完工，就把造窟題記，先刻在窟壁上？

9、關於昌黎韓貞之族屬問題

韓貞本是漢族屬，其他資料卻說韓貞是曇曜在義縣收的鮮卑貴族弟子。

《魏書·韓麒麟傳》記載：「韓麒麟系昌黎棘城人，自言乃西漢大司馬韓增之後

」，萬佛堂石窟東區景明碑上也有昌黎韓貞的名款，可見韓麒麟與韓貞為同籍、同祖、同族，西漢朝的大司馬必定是漢族，其後人，當朝重臣韓麒麟、韓顯宗父子以及員外散騎常侍韓貞都自然是大漢民族，鮮卑族姓有：慕容、拓跋、禿髮、乞伏、宇文、段、李、元等，而無韓姓，因此說韓貞是鮮卑貴族弟子是不符合歷史史實的。

10、關於開頭與結尾

「曇曜塔銘」開頭依據「據史記載」是一句籠統、含糊的套話，無具體權威史書做依據，等於底氣不足，告人不可輕信。結尾依據：「……瞻禮佛祖祖庭，建造石窟開鑿創始人曇曜大師紀念塔一座」。曇曜是北魏朝廷的最高僧官，古今沒有人稱曇曜為「佛祖」，所以萬佛堂石窟不能叫「佛教祖庭」。「石窟開鑿創始人曇曜」一語，亦不恰當。如果說，真有曇曜法師來塞北遼西開鑿石窟一事，也只能說曇曜是「創始人」，如果非要說是「創史人」，那麼，只能說：創造歷史的人不是曇曜，而是人民。

綜上十項對義縣萬佛堂石窟後山新修之「曇曜法師紀念塔記事」銘文的考證分析，應該得出如下結論：

1、北魏高僧曇曜沒有到過塞北遼西；

2、義縣萬佛堂石窟的修鑿與北魏高僧曇曜、和尚道悅無關；

3、曇曜塔銘違背中國歷史南北朝一段有關歷史史實，與義縣萬佛堂兩幀國寶魏碑題記大相徑庭；

4、義縣萬佛堂石窟千古不朽，北魏兩摩崖碑刻萬世永存。

附件：1、萬佛堂石窟後山曇曜法師紀念塔及銘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