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適齋治學回顧
同適齋治學回顧
作者其人
任訪秋（1909-2000），原名維焜，字仿樵，筆名訪秋，河南南召人；著名中國文學史家、教育家。曾任河南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河南省政協副主席等職。任先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學問淹博，精進不息。早年治學深受錢玄同、胡適影響，將書齋命名為「同適齋」；文革結束後，年逾古稀而學術熱情煥發，乃以「不舍」名齋，治學益發勤謹。
1929年夏，我在河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後，沒有去南方參觀，就與同班徐緒昌去北平，準備考大學。到北平後住在沙灘一個小公寓里，作考試的準備。我報考了三個大學，最後被北師大錄取。我上了國文系，系主任倒是我一向欽佩的錢玄同先生。他給一年級開的課是「國音沿革」，實際就是中國語言的發展史。到了二年級，他又為國文系開了兩門課，即「經學史」與「說文研究」。這些課我全部聽過並作了詳細的課堂筆記。
錢先生是晚清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太炎先生在學術上，是繼承並發展了皖派戴 (震)、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父子)治學的精神與方法，特別值得令人尊敬的是他力排滿清，成為企圖恢復漢民族河山的革命志士，魯迅先生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
當我聽了錢先生一段課後，真是「茅塞頓開」，眼界為之一擴。他往往用簡明的語言，對清代一些著名學者的學術成就與獨特的造詣給以概括與闡述；用對比的方法，對同一時代的學者在治學的專長上進行比較，還從縱的方面，也就是從時代的發展上進行比較，如將清儒與漢儒以及宋明儒者對問題的看法進行比較。在講經學史時，他的闡發極其宏博而又精闢。他談到清代樸學大師的「實事求是」，與無徵不信，以及獨立思考的精神，弟子在學術問題上倘有新的發現，證明老師說法的錯誤時，可以直言不諱地對老師的說法進行糾正。錢先生打破了古人固守「家法」、「師說」的門戶之見，而能夠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給古代學者以公允的評價。如在經學上，以往主張古文者攻擊今文學家言為謬說，對漢代古文大師劉歆所提倡的經典信奉不疑。章氏推祟劉歆達於極點，至刻一圖章，文為「劉嵌私淑弟子」。但今文學家則竭力攻擊劉歆，認為劉所提倡的經典都經過他的篡亂和修改，康有為寫了《新學偽經考》，說劉歆所提倡的經學是給王莽篡漢作輿論準備。因王莽國號為「新」，所以稱劉歆所提倡的經學為「新學」。錢先生曾受業於太炎，故熟聞古文經學家之說；後來錢先生又問學於今文經學家崔適，並從崔處借閱了與崔氏同調的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還讀了崔氏的《史記探原》，遂不篤信古文經學。五四以後，由於西方科學方法的影響，錢先生徹底打破了經學家們的門戶之見，而把經學看作歷史資料，從歷史角度考證其真偽，藉以說明古史的真相。我在30年代聽了錢先生的課後，對他這種科學態度深為佩服。
另外是胡適。我在一師時，即讀過他的《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白話文學史》等著作。我到北師大時，胡在北大任教，曾講授《中古思想史》，我為聽他的課，每周去馬神廟北大二院禮堂聽一次他的講授。我覺得從錢、胡二人那裡，學得了治學的方法與態度。為表示對他們的崇信，把我的僅有兩三平米的書齋命名為「同適齋」，並請我的摯友羅君夢冊加以書寫，貼在書房的門上方。
1930年，我還在大學一年級時，偶然領到一份桐城姚岳選編的《論文名著集略》，從唐宋八家，歷明代的歸震川，清初的侯方域、魏禧、汪堯峰，直到方、姚、梅曾亮、曾國藩，最後為吳汝綸，共十八家。我當時以他所選的名家為線索，翻閱了各家的文集，並用原書與鉛印的講義進行對校。根據我當時粗淺的文學理論水平，對這些古文家的文論進行了分析、比較與評價，寫了約4萬言的論文《古文家的文論》，發表於北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這可以說是我進大學後寫的一篇比較用力的學術論文。今天看來，雖然比較粗淺，但對古文作家的創作與批評等方面的論點與主張，還是條分縷析，能夠實事求是說明其然，並企圖探討其所以然的。
到了二年級，我就參加了《國學叢刊》的編輯工作，並主編了第1卷第3期。在本期發表了我的篇幅較長的考訂與評論的論文，有《袁中郎師友考》、《袁中郎評傳》等。另外《邊塞詩人吳漢槎評傳》則發表於北平《新晨報》副刊。
1932年，我考進了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入學以後，我選定的研究題目為《元白研究》，導師為沈尹默先生。當時研究所在北大三院，由於制度不健全，也不上課，僅靠研究生與導師自己聯繫。我僅同沈先生通了幾次信，不久他就擔任了河北省教育廳廳長的職務，到天津去了，從此以後再沒有聯繫。
1933年我大學畢業，到洛陽河南省立第四師範任教。到了1935年，忽然接到北京大學研究院的通知，說研究所已改為研究院，原來的研究生須到校進修，否則就要除名。我於是只得到校學習，住在北大三院丁巳樓。學校對我們還算優待，每人一間房子，沒有什麼干擾。這時我的論文題目已改為「袁中郎研究」，指導教師為周作人，因為他一向是表彰晚明公安派小品文的。那時，八道灣周宅我去了不知多少次，嚮導師借書，並提出問題請教。豈明(周作人的筆名)老人對青年一向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沒有學者名流的架子。到了1936年暑假前，論文完成，經過評審委員會審閱通過，准予參加答辯。當時答辯委員會系五人組成，主任委員胡適，副主任委員周作人、羅常培，並請校外專家二人，均系清華大學教授，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平伯。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我的答辯獲全票通過。
畢業論文《袁中郎研究》內容共分兩大部分：一、年譜，二、文學。發表時，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論述，下編年譜。該文對中郎思想及淵源作了縱的探索，研究了他與李贄的關係以及與王學當中泰州學派的關係，然後對中郎思想作了微觀的剖析。
袁中郎的文學論在當時是反覆古主義的，為了闡明中郎文學論的革新本質，不能不對明代兩次復古運動，即何李與王李的復古主義進行追溯與論述，這樣對中郎文論的革新意義，才能有較深刻的理解和評價。其次，對中郎文學革新的理論與主張，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並對當時附和中郎的作者的見解，作了概括的評述，從而說明所謂公安作為當時文壇的一個流派的聲勢與影響。通過這部論文，可以看到從明代何李開始，直到五四，中國文學論中的革新與復古兩派在鬥爭中發展的線索。
論文完成後，交給導師審閱。導師審閱後又交給院組織的答辯委員會各位委員審閱。在委員中以羅常培教授看得最為仔細，他把論文中的引文和原文進行了校對。有不符處，都用楷書寫成小長方字塊貼在論文的上端。不久論文答辯比較順利地通過了。與我同時畢業的學文學的黃天朋(轂仙，四川人)的論文題目是《韓愈傳》，學歷史的有張鴻翔、盛代儒，他們的導師是清史專家孟森(心史)教授。答辯結束後，我們幾名畢業生邀請了校長蔣夢麟及其夫人陶曾觳女士，文學研究所所長鬍適，導師周作人、孟森及研究所秘書盧逮曾等，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吃了一頓飯，並攝影留念。
研究院畢業後，我沒有考慮在北平找工作，又回到洛陽任教了。
1940年2月，由友人介紹，接到河南大學文史系的聘書，職稱為講師。接到聘書後，考慮到河大在嵩縣潭頭，那裡的情況還不清楚，同在洛師任音樂教員的堂兄冠五商量後，決定利用寒假先把眷屬送回家鄉，過春節後，我一個人到河大去。於是攜帶妻兒，和堂兄一起，從盧氏縣澗北村出發(1938年河南省立洛陽師範遷到盧氏縣澗北村)，旱路跋涉，回家鄉去。
春節後，我把妻兒留在家鄉梁溝，隻身同一僕人去嵩縣潭頭河大。當時河大文學院院長為嵇文甫先生，文史系主任是張邃青先生，二位都是我在第一師範讀書時的老師。我到那裡後，受到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系裡讓我開了兩門課，一是中國文學史，二是古代散文選。文學史，我在洛師已教了幾年，並寫有講義。「散文選」所選篇子，大都是魏晉人的作品，如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陸機《文賦》、鮑照《蕪城賦》之類。文學史沒印講義，由學生記筆記。因為這門課很長時間沒人講授，我真可說是「承乏」。上了一段課，同學們反映還算不壞，因而也算站穩了腳跟。
1941年，按照大學文學系課程的規定，文史系設有「中國現代文學及習作」的科目，但一直沒有開過，於是文甫師就同我商量，可否由我來開，我同意了。為了開好這門課，我不能不作充分地準備。我經常到上神廟河大圖書館，去翻檢五四時期和20年代及30年代現代文學方面的期刊與作家們的論文和創作。河大在抗戰爆發後不斷地搬家，圖書也隨之搬家，幸而過去的期刊及大部分現代文學方面的書籍還保存了下來。而比較重要的期刊，如五四時期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以及20年代初幾個文學團體的刊物，如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文學周刊》，創造社的《創造季刊》、《創造周報》，以及語絲社的《語絲》、新月社的《新月》，30年代的《現代》和左聯的刊物《文學月報》，以及民族主義派的《矛盾月刊》等刊物，大半都找到了。我根據這些期刊，及後來趙家璧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及一些作家的詩文集，開始了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工作。
河南大學潭頭辦學舊址
《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在教學中陸續寫成。1943年，友人李靜之兄在南陽辦起了《前鋒報》，他給我寫信，讓我給他的報紙寫文章。最初是向該報的副刊投稿，大抵是結合專業，屬於論古典文學方面的，有不少評論作家和作品的。有些後來收入到我的《中國文學史散論》一書中。我家在南召農村，離南陽約100餘華里，平時可以朝發夕至，那幾年的寒暑假，我回到家後，靜之常約我到報社，為他撰稿，並編印中學國文教科書。由於印刷上的方便，報社先印行了我寫的《子產》。前兩年我對該書作了修改，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改名《子產評傳》。《子產》的印行，引起了我對文學史出版的興趣，當我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卷定稿後，又商請靜之兄予以印行，這部書於1944年5月出版，印數2000冊，是出版較早的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卷是根據自己搜集的資料，根據自己當時對文學的認識與理解，對五四文化革命(包括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和20年代前期中國文學的發展，作了具體的分析與闡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下卷未能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在河南大學中文系擔任了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繼續講授現代文學史課。1956年，我出了《中國現代文學論稿》一書，有關資料都是以原來所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下卷為基礎的。所不同的是，由於學習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用新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對五四後30多年的中國現代文學，作了重新的審視與評價。在認識上，比原來的較為深刻全面了。這部書本來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確定出版，由於1957年我被錯劃為右派而未能實現。但河南大學函授處發行了5000冊，已流布全國各地，為當時從事現代文學教學工作的同志所參考。
（摘自任訪秋《五十年治學回顧》，
標題為編者所加）
本期統籌：張錦華
校對：002
編輯： 范林華 韓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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