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璉、鄭驥：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石———讀張湧泉教授《敦煌寫本文獻學》

原標題：伏俊璉、鄭驥：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石———讀張湧泉教授《敦煌寫本文獻學》

30年前，我讀研究生時，先師郭晉稀教授給我們講授「讀書指導」課，「讀書求例」是他反覆講授的方法。他經常講述太老師楊樹達先生和曾運乾先生的讀書法，尤其強調曾先生的治學方法。他說曾先生之所以在《尚書》和《廣韻》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就是他求得了《尚書》的「文法」之例和《廣韻》的「科學」之例。1988年，我正按照郭師的教導讀《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俞樾、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和《古書句讀釋例》（楊樹達），這些大師之作，雖部頭不大，但面對古書中的奧言隱詞和各家的不同說法，尋其大例，若提領而振裘，挈綱而舉網，疑句難文渙然冰釋。也就是這一年吧，我讀到了張湧泉先生的論文《敦煌變文校讀釋例》（分上下篇發表），這篇文章系統總結了敦煌變文校讀中的一些規律，使人舉一反三，我覺得是和俞樾等大師《古書疑義舉例》同類的著作，給我的啟發很大。從此，我比較留心張先生的論著，像《漢語俗字研究》和《敦煌俗字研究》等著作以及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文史》等刊物的論文，我認真讀過一部分，也慢慢體悟張湧泉先生「求其例」的治學方法。

2013年，我受命評審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敦煌寫本文獻學》，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於是把原稿通讀一遍，寫下一些讀書筆記，給研究生授課時經常引用。現在，這本大著作為《敦煌講座書系》中的一種，由甘肅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出版社先送我一本，不久我又得到了張湧泉先生的題贈本。再次通讀了一遍，真像古人說的一樣：由不得掩卷而驚嘆者久矣！此書結構宏偉，內容豐富，體系嚴謹，創建了手寫紙本文獻學完整的理論體系，是當之無愧的「作」的著作。

宋代之前，中國的書籍主要以抄寫的方式保存流傳。就其載體來說，今所見最早者為甲骨文，其後金石、絹帛、竹木，或相交替使用。《墨子·兼愛》就說過：「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甲骨作為占卜所用，並不是重要典籍的載體，所以墨子並未提及。而金石作為載體，其主要意義在於「紀念碑」性質，以期傳之不朽。所以，如果說甲骨文、金石文字的主要功能在於溝通人神的話，簡帛文字和紙本文字則是世俗文化的載體。因此，可以把中國古代文獻分為寫本文獻和刻本文獻兩大類，而寫本文獻又可分為簡帛文獻和手寫紙本文獻兩類。寫本文獻記載中華文明的時間最少也在兩千年之久（殷商時期就已「有典有冊」），其中從東漢到晚唐五代，是繼簡帛之後手寫紙本文獻流傳的時期。宋代以後，隨著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刻本文獻成為傳世文獻的主體，手寫紙本文獻逐漸讓位於刻本文獻。我國傳世的古書，宋代以後大多是以刻本的面貌呈現的，由於簡帛和手寫紙本文獻保存下來的極少，因而有關古書的學問也多以刻本為中心生髮展開，中國文獻學自然以刻本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第一部文獻學著作，是浙江籍學者鄭鶴聲（1901-1989）、鄭鶴春（1892-1957）弟兄的《中國文獻學概要》，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建立了了中國文獻學學科的基本體制。之後，張舜微《中國文獻學》（1982）、吳楓《中國文獻學》（1982）、王欣夫《文獻學講義》（1986）、張君炎《中國文學文獻學》（1986）等相繼問世。迄今為止，以「文獻學」命名的著作無慮數十種。這些著作中支撐「文獻學」的基本材料，主要是宋元以來的刻本。現代文獻學主要以刻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缺失寫本文獻（簡帛文獻和手寫紙本文獻）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著作也有寫本文獻的專章，但在其觀念中，則以刻本文獻的標準評判寫本文獻，對其特殊性關注較少。

清代末葉，敦煌藏經洞被打開，人們從中發現了大批唐代前後的手寫紙本文獻，震動了國際學術界。民國以後，又有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眾多手寫紙本文獻陸續公諸於世，手寫紙本文獻的數量一下充盈起來。於是，逐漸形成了敦煌學、吐魯番學、徽學等一批與手寫紙本文獻相關的學問，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學術文化的歷史。但人們在興奮忙亂之餘，還來不及對寫本文獻的風格、特點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仍習慣於用刻本的特點去看待寫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閡和誤解。

隨著對寫本文獻整理研究的逐步加深，學者發現，寫本與刻本相比，有較大的特殊性。台灣林聰明先生有《敦煌文書學》（1991年）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解詁指例》（2001年）兩部著作，重點是研究寫本文獻的外部特徵，前者主要描述敦煌文書的形態、裝潢與印信、抄寫符號、題記、文書的割裂、文書的來源等，後者則主要則對這些外部特徵進行功能分析。徐俊先生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一書的前言中，也特別講到敦煌詩歌寫本的性質和特質，一是區別於「刻本時代」的典型「寫本時代」文獻的特徵，二是區別於「經典文獻」的以「民間文本」為主的特徵。在國外，戴密微、藤枝晃、戴仁等學者也曾關注敦煌寫本的抄寫特徵。但是，以前的敦煌學家更多地關注寫本的物質形態，對敦煌寫本的語言和抄寫特例還沒來得及給予足夠的重視。

張湧泉先生從近代漢字學入手研讀敦煌文獻，他對敦煌寫本的認識從文字入手，由此進入句子、段落、篇章。比如他的名著《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就對敦煌俗字的性質、類型、研究意義、認識俗字的方法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同時把敦煌寫本中的俗字與傳世字書、碑刻等文獻中的俗字相參證，上探其源，下明其變，力圖勾勒出每一個俗字的來龍去脈。文字是構成文獻的最基本單位，由於張先生對敦煌俗字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因此研讀敦煌寫本文獻就慧眼獨具，入木三分。他認為，古書一經刊刻，內容、格式即被逐漸定型化。而寫本文獻出於一個個單獨的個體，千人千面，本無定式；即便是那些前人傳下來的古書，人們在傳抄過程中，也往往會根據當時抄書的慣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從而使古書的形制、字體、內容、用詞、用字、抄寫格式等都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變化，都會帶上時代和抄者個人的烙印。所以寫本文獻的形式和內容富有不同於刻本的特色，有必要從「版本學」分化出一門獨立的「寫本學」進行專門的研究。張先生認為，敦煌寫本上起魏晉六朝，下訖北宋初年，正好反映了手寫紙本文獻從興起、發展乃至逐漸被刻本取代的完整序列，是研究中國古代「寫本學」最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敦煌寫本文獻學》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的學理和精深研究的基礎之上。全書以六萬多件敦煌寫本暨吐魯番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在深入調查研讀的基礎上，把敦煌寫本的諸多語言特點和書寫特例作為著重考察的對象，進行系統全面的歸納和總結，創建了敦煌寫本文獻學的完整理論體系，為敦煌寫本乃至所有古代手寫紙本文獻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指導和可以具體操作的校讀範例，使敦煌文獻的校勘整理從無章無序上升到有章有序的高度，將極大地提高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水平。

全書共分四編二十章，第一編為緒論編，在對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的成績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指出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對寫本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中的地位作了闡述，指出創建寫本文獻學的重要性，並對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作了簡要的梳理和歸納；第二編為語言編，對敦煌文獻的字體、語言、文字、異文等語言文字現象作了全面的介紹，指出敦煌寫本篆隸楷行草並存，異體俗字盈紙滿目，異本異文豐富多彩，通俗文學作品、社會經濟文書、疑偽經等寫本有大量「字面普通而義別」的方俗語詞，它們既為語言研究提供了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也為敦煌文獻的整理設立了一道道障礙，掃除這些障礙是敦煌寫本整理研究的最基礎的工作；第三編為抄例編，對敦煌寫本中的正誤方法、補脫方法、卜煞符、鉤乙符、重文符、省代符、標識符等符號系統及抄寫體例作了全面的歸納，並通過列舉大量實例，指出了解這些殊異於刻本的書寫特例，是敦煌寫本整理研究的重要一環；第四編為校理編，從綴合、定名、斷代、辨偽、校勘五個基本環節入手，指出由於種種原因，以往的敦煌文獻整理，多是挖寶式的，缺少整體的關照和把握，現在隨著資料條件的改善，應該讓位於全方位的系統全面的整理，努力推出一批高質量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作為「寫本文獻學」的開創之作，起點很高。首先，由於對敦煌文獻等寫本文獻有系統全面的了解，所以，在作者看來，手寫紙本文獻既有縱向的時序，又有橫向可互補的內容，是一有機整體。尤其是敦煌寫本因其內容涵蓋廣、時間跨度大，正好縱貫寫本從興起到被刻本取代這一歷史時期，價值和影響超過其他幾種。因此，亟待建立的敦煌寫本文獻學無疑是「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石」。這就清晰地體現了本書以敦煌寫本為基點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高遠立意。

其次，敦煌學長期被不少圈外學者視為「碎片之學」——多是補正性質的瑣碎之功、餖飣之作，還面臨著材料發掘殆盡的困局。究其內部原因，無疑是部分學者劃地為牢，將路子越走越窄所致。所以近若干年來，敦煌學界對學科的發展憂慮者不少，一些學者呼籲「要超出個案研究的整體性思考」、「要加強敦煌學學科理論建設」、「敦煌學要回歸各學科」。《敦煌寫本文獻學》非就敦煌談敦煌，而是回歸整個寫本文獻發展史乃至古書發展演變史，重估中古敦煌寫本於中華學術文化傳承之意義，促使敦煌學的路越走越寬。所以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能從學術史高度著眼。比如第15章對敦煌寫本雙行小注齊整化的系統研究，揭示了經典註疏體例的確立方式，有助於還原儒、釋等中華文明最主要思想文化資源的經典文本及其闡釋系統在中古寫本中得以逐步確立，並最終在刻本時代成為「定本」的歷史過程，反映了作者為東晉至五代700年間的學術文化尋找依託的用心。

再次，本書雖是新著，但實為作者經營近30年的成果。張湧泉先生是敦煌語言文字研究權威，又有多年主持大規模敦煌寫本校理的豐富實踐經驗，面對分卷、符號、字詞不定，文多疏誤、叢脞雜蕪且卷帙浩繁的敦煌寫本，最能從中挖掘第一手材料並予以精準辨析。這一點，海量的例證和數百幅精美配圖（特別是大量綴合圖片）便是明證。同時，憑著對敦煌材料的熟稔，作者往往能將學界已有成果進一步擴充並使之系統化。如敦煌寫本中數以百計的各色符號，前人只依今例統稱為「標點符號」並予以簡單介紹。本書卻用數章篇幅，佐以大量例證和彩圖，對其作出系統梳理、有效分類和科學定名。「校理編」中，作者於綴合、定名、斷代、辨偽等敦煌寫本基本校理環節，均有新見。如第十六章對已有的綴合研究成果做了總結，指出前人對如何具體做綴合工作「往往語焉不詳，沒有現成的條例」，因此在學術界首次提出了綴合敦煌寫本的程式：大致分類匯聚、排比內容相近或相鄰的寫本、比較抄寫特點體例及正背面內容等，並結合玄應《一切經音義》等寫本殘片的綴合實例予以說明。

近人黃季剛說：「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因簡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雖字不能遍識，義不能遍曉，亦得謂之學。不得其理與法，雖字書羅胸，亦不得名學。」本書立意高遠，結構宏偉，論述全面，富有創見，正屬於季剛先生所謂「有系統條理」、「明其理而得其法」而可以名「學」的力作。

當然，由於敦煌寫本數量浩博，作者以一人之力，很難做到周遍和窮盡。另外，正如同作者所說，除敦煌寫本外，手寫紙本文獻還有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本書所論主要限於敦煌寫本及吐魯番文書，假如能拓而展之，撰寫一部更為系統全面的「手寫紙本文獻學」，那是很有必要的。根據作者在幾次國際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他已在進行這些方面資料的準備，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作者推出更為全面系統的「手寫紙本文獻學」。

《敦煌寫本文獻學》是張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堅守寫本研究領域的豐厚回報，在構建敦煌乃至整個手寫紙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本書又是一部發凡起例的開創之作，它在敦煌學界和中國古典文獻學界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應當給予充分的估價。

作者：伏俊璉、鄭驥

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14 （11）：152-154

編排：錢瑩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