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要有這「三招」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國際形勢正發生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到，「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論述道：「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如何理解這個「大變局」，決定著我們對當今世界發展與中國改革的客觀認識，也會直接影響我們對日常生活的全面理解。

3月7日，從西安新築車站開往德國漢堡的X8001次中歐班列發車。該班列滿載中國製造的汽車配件、食品原料、傢具電器、日用百貨等產品駛往歐洲。（李一博 攝）

多維透析世界發展變局

人類演進的歷史大變局不僅是某一方面的單點超越，更是在單點突破基礎上引起的系統轉變。了解目前國際形勢從未有過之變局，必須從某些角度出發，透析全局演進的整體邏輯。

從全球化領銜者的角度看，當下正處於500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領銜全球化的地位正在讓位於東方。16世紀西歐國家開創「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化的動力均來自於西方。無論是對外殖民、黑奴貿易、金本位或美元霸權，西方領銜全球的總體局面長期沒有發生變化，變的只是西方體系內不同的國家而已。然而，21世紀以來，中國、印度、東盟等東方文明逐漸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主要動力，扛起了貿易自由化的全球大旗，連續十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份額的貢獻都在50%左右，領銜世界的潛力在未來還會進一步爆發。多項權威研究報告都認為，2050年全球前四大經濟體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印度與日本。東方文明在500年後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

盛行於15世紀的卡拉維爾帆船，在大航海時代常被用作遠洋航行。（維基百科）

從技術革命動能的角度看，當下正處於400年未有之大變局，智能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顛覆人類運行邏輯與國家治理規律。17世紀以來，物理科學革命的發生，使人類逐漸進入機械化社會。技術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後出現的汽車、電力、飛機、網路使人類變得更快、更強、更能跨越物理空間進行聽說讀寫。然而，21世紀初興起的基因、納米、超材料、雲計算、萬物互聯、數字貨幣、機器人服務、可穿戴設備、數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開始解放人類的大腦思維與神經指令。誠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書中所說，人類開始不必事事「親自」思考、不必「親自」發號施令時，生活習慣、金融運行、經濟規則、社會治理、全球互動的慣性隨之也將出現顛覆式的革命。國家如何在智能化社會的建構、數字化革命的推行等進程中發揮正向作用，既為技術革命不可阻擋之方向而應勢利導，又為防範技術產生的不確定性而維持社會穩定，中國正在做出積極嘗試。

從國內製度發展的角度看，當下正處於300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現行的政治體制出現了衰敗甚至崩塌的跡象。「歷史終結論」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反思道，源於18世紀前後的社會契約與現代責任制前提下的「多數決」（democracy）制度出現了生物演化式的衰敗。在美國，建國初期設計的政黨制衡體系變成了現在的相互否決制，甚至還出現了「家族制的復辟」。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民主第三波」國家出現了集體性的政治固化、經濟停滯、社會失序現象。福山的反思折射了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重新選擇。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國《紐約時報》）

在各國制度新一輪設計上，公民權利、政黨責任、社會法治、國家治理之間的平衡關係需要更深入的考量，這遠比300多年前英國光榮革命以來基於個人選票基礎上的政治設計更為複雜、更有難度。歷史尚未終結，新的世界歷史剛剛開始。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環顧歐美各國，普遍存在著對國內政治體制的集體性困惑與焦慮。國家發展道路到底該怎麼走，中國正在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努力。

從學科理論範式的角度看，當下正處於200年未有之大變局，目前在全球普及的學科範式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缺陷與短板。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逐步形成了現代知識分工與學科劃分體系，所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幾大學科的嚴格劃分，在現代大學的院系體系中變得越分越細，導致知識分子在解釋世界時形成了濃烈「西方化」色彩。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對此進行過深刻的「否思」。源於西方實踐的社會科學理論越來越難以解釋非西方社會的全新現象，而後者的含義、範疇、活躍度均遠超前者。這種「學朮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識大融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16年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件的頻繁出現，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準確性、適用性更是頻繁受到質疑。中國等大量新興國家開創了新的發展實踐，人類社會演進呼喚新的理論範式與思想創新。

從全球權力重心的角度看，當下正處於100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領導力繼20世紀初之後再次出現洲際式轉移。一戰後，全球權力重心從歐洲西移至北美，現在，隨著亞洲崛起，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這包括亞洲國家的市場活躍度、創新研發投入、工業製造規模、電子商務普及度、移動支付普惠性、基礎設施便捷化，甚至還包括時尚、旅遊、電影、小說等消費文化行業，亞洲的全球號召力與軟實力越來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見絀，以至於出現了集體性的西方焦慮。正如新加坡著名學者馬凱碩在其著作《新亞洲半球》中所說：歐美國家在自由貿易、全球變暖、核武器擴散、中東、伊朗等問題上，都已捉襟見肘，世界師法亞洲之長的時刻到了。

雖然亞洲尚未做好擁有全球領導權的準備，但亞洲尤其是中國堅持合作共贏精神，使越來越多人相信全球新領導力量的重心轉移至亞洲是高概率事件。而過去十年，中國在多數行業出現對西方的「彎道超車」並呈現越來越多行業的「換軌領跑」趨勢，展現出中國將引領全球的制度性活力。

5月10日，2018全球人工智慧產品應用博覽會在江蘇省蘇州市開幕，1000多種人工智慧新產品集中亮相。圖為博覽會上一名小朋友被一款兒童陪伴機器人所吸引。（王建康 攝）

變局非定局仍存變數

「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表明，未來已來。但變局意味著舊力量與新力量不斷加劇的博弈，也意味著尚未形成定局的變數。在這個進程中，中國人代表著各個層面上的新興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氣與智慧、更強大的耐心與定力，透析新機遇，確立大戰略，主動迎接正在到來的巨大變局，力保在變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損。畢竟，「前所未有之大變局」遠比我們想像得複雜。

變局往往不代表定局。很多時候，變化只是一種進行時的狀態，未必就是最終的結果，甚至還有可能會出現逆轉。比如，冷戰結束以後，整個西方世界都被空前的樂觀主義情緒所籠罩，堅信「歷史已終結」，資本主義模式已獲得永久的勝利，任何國家發展道路都將統合到西方設立的模式中來。過度驕傲的西方人當時肯定沒想到，短短20多年後，「歷史終結論」基本已宣告破產，新興經濟體發展迅猛，西方世界頹勢明顯，歐美各國內部利益爭鬥、理念分化也變得難以調和。由此可見，中國崛起遇到了「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重大的戰略機遇期，但切不可以為，時局的變化會輕易地、必然地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機遇也會稍縱即逝。

資料圖片：冷戰時期，從美國航母起飛的F-14（下）和蘇聯Tu-95轟炸機（上）對峙，是冷戰經典畫面。（維基百科）

變局常常會帶來變數。多數情況下，變局若遇上「黑天鵝」事件，便會產生新的不確定性，甚至產生更大的衝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慘重，戰後全球反戰情緒高漲，協調國際合作與減少衝突的國際聯盟成立，簽署了《非戰公約》，人們一度以為一戰是「停止所有戰爭的戰爭」，世界永久和平的重大變局將至。人們未曾想到，一戰結束僅10多年，襲卷全球的1929年金融大危機爆發，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勢力上台，傷亡更慘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多數在變局起初獲益的國家最終都成了二戰的受難國。可見，知曉變局易，掌控變局難，要讓變局順著有利於自己方向發展就更難了。中國當下已洞悉到了重大變局正在發生，但隱藏在變局中的風險、危機、衝突可能性更需要去琢磨、把握與防範。

變局有時需漫長時間。通常情況下，變局從發生到尾聲需經歷相當長的過程，即使在朝夕發生的更替，其醞釀與後繼效應也會超過人們的預期。互聯網產生於1969年，但在半世紀後才在全球普及；蘇東巨變發生在1990年前後，但對世界與所在國的影響足足延續了數十年；9·11事件僅指2001年飛機撞擊美國幾幢大樓的瞬間，但引發的美國反恐戰爭、國內安全政策以及全球格局的變化卻一直延續到現在；2011年西亞北非變局一度被稱為「阿拉伯之春」，但目前看來，也可能是「阿拉伯之冬」。可見，面對「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仍需要有強大的戰略耐心、政策毅力與理念敏感，深知世界的轉化肯定無法在短期內能完成，避免盲目樂觀，保持頭腦清醒。

2001年9月12日，《參考消息》關於9·11事件的報道截圖。

當前，我國正處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如何把握「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並在變局中走好、走遠，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防範誤解誤判與誤行

2018年以來，國際形勢波詭雲譎，以中美貿易分歧、美國退出伊核協議為主要特徵的大國摩擦消極趨勢，與朝核衝突轉圜、各國經濟復甦為主要標誌的區域發展積極跡象同時並存，「前所未有之大變局」與「未曾料到之新時局」同時擺在中國面前，加上在國內面臨著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中國必須持續要有先招、高招與長招。

第一，在先招上，中國須在國際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在國內實現「中國製造2025」計划上保持戰略定力，全力為未來布好局。近年來，「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製造2025」均遇到了來自美國特朗普政府及部分西方勢力的阻礙，這恰恰印證了中國這兩項內外政策的國際影響力與前瞻性。對此，中國應有步驟、有計劃地針對歐美相關力量的批判、刁難、攻擊進行深入研判，準備更細緻的預案與更全面的應對之策。

第二，在高招上，中國須在當前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堅戰中拿出切實可行措施，取得重大效果，顯現中國體制優勢。須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全面擺脫貧困、在短期內實現污染治理，是過去500年所有崛起大國都未曾做到的偉大成就。當前中國仍處於發展中階段，若能順利完成三大攻堅戰，本身就意味著開創了前所未有之史詩般的國家發展紀錄。在這方面，「中國式高招」極度考驗中國人的智慧。

第三，在長招上，中國須在「西頹東盛」與「智能革命」大趨勢下切忌驕傲自滿，而是保持謙虛謹慎，以坦誠求真之態剖析中外優劣勢，知己知彼，查漏補缺，興利除弊。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內治理面臨重大難題，全球影響力仍有待提升。在「將強未強」的關鍵時刻，中國仍然需要不斷地向世界學習，尤其是向全球強國美國、日本學習。一個謙虛的中國，是在大變局順利前行的重要姿態。

總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是黨中央結合歷史和現實、貫通國際和國內、聯繫理論和實際的一次重大理論與戰略判斷。對「大變局」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對「大變局」的把握與應對應防止誤解、誤判、誤行，而應顯現中國志懷高遠，以及在新時代下的政策執行力與戰略遠見。對大變局應對成功，中華民族才能最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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