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史談之貴族小史

說到中國特色，其中一個就是「貴族早夭」，在各國貴族獨領風騷之際，中國似乎早早把貴族打入歷史冷宮？但是，這個看法其實是錯的，中國的貴族不但沒有「早夭」而且還一直存在，還過得非常滋潤，只不過其面貌與他國大不同而已。

各國歷史上最早的貴族都是宗教貴族，源於氏族社會中的「結盟儀式」的氏族宗教。這種儀式非常重要，是原始人群間約為群外婚形成對偶氏族聯盟的歷史性大儀式，開啟了氏族社會的歷史並發展為氏族宗教。

所以當原始社會解體後，掌控氏族宗教的這些人搖身一變為祭司階層，由於壟斷了少的可憐的知識文化，而成為主宰國家的宗教貴族。中國其實也不例外，只不過它與後起的軍事貴族合二為一。

軍事貴族源自青銅時代，一隊拿著青銅武器的軍隊非常輕鬆擊敗一大群拿著石器的部落，是國家形成的重要推動力。但在大部分情況，軍事貴族和宗教貴族是不同氏族或階層的，從而衍生為神權和王權二元對立。

中國宗教的特色在於崇拜祖先高於崇拜神，是民族高同質的表現，據現代人類基因圖譜，中國人的黃種人的父系基因高達八成以上。所以中國人不需要一個神來凝聚不同血緣的氏族，祭司一個共同的祖先就足以凝聚人心了。

沒有超越所有人的神的存在，那麼宗教貴族也難以單獨存在，軍事和宗教貴族合一是很自然的。但先周貴族以宗教為主是蠻明顯的，王既是君王更是大巫，「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的禹，「翦其發，磿其手，以身為犧牲」的成湯，乃至尚鬼的商，成千上萬的甲骨文都是為占卜所用。哪怕後世祭天，也是由皇帝祭祀，仍負大巫職責。

但周代商後，宗教就開始讓位於軍事了，雖然還信「天命」，但這個天命已經由道德替換了，夏商滅亡，是亡於無德。又由於周乃西部小國，要吞併大國商的領土，不得不創新出一種封建制度，來逐步蠶食東方。周王封諸侯，諸侯再封大夫，以士為兵，庶民耕私田，奴隸耕公田，從而形成明顯的封建等級制下的軍事貴族。

西周的封建制、軍事貴族跟古代西方、阿拉伯、印度和日本極像，可偏偏歷史跟中國開了個玩笑，之後的春秋戰國改變了一切，古代中國出現了古代世界唯一的中央集權和大一統的局面，而各國要出現次等情形則要等到近代以後。

此種局面，除了上述的民族同質性高外，還有三個因素至關重要，一個是適逢鐵器出現，農業技術進步產生了自耕農和商人這兩大新階級，推動所有制從西周的土地國有制轉變為土地私有制；一個是匈奴的外部危險，使得新生的政權不得不集權於帝、全力對外；還一個是儒教的形成，尊君的意識形態有助於鞏固集權體制。

戰國末期已經出現全民皆兵，而不僅於士，軍事貴族的特權被剝奪了，而當國家一統，封建勢力不斷縮小，權力集中於皇帝、百官和郡縣系統。「庶民皆黔首」，軍事貴族被皇族外戚和功臣勛貴獨享而大大縮窄了，但貴族就此消失了嗎，消失於慘烈的秦統一戰爭、楚漢戰爭和漢初七國之亂嗎？

當然不是，舊的矛盾結束，新的矛盾的又產生，上面說了，為了維護統治，尊君且行仁政的儒教成為意識形態，而掌管儒教的世家大族轉化而來的門閥貴族應運而生。這些人世代為官，是民眾的「道德楷模」，逐步掌控了推舉官員的大權，即所謂「察舉制」、「九品中正制」，最終在魏晉南北朝成為凌駕於皇權的力量。

門閥貴族有宗教貴族回潮的味道，最初的儒者是西周「卜祝宗史」階層淪落民間，以教生喪嫁娶之禮儀為生。畢竟古代知識還是掌控在祭祀手中，這些人經諸子百家創新學說，搖身一變成為新意識形態的創造者和維護者。

暴力和重典只能治亂世，而和平時代的統治只能倚靠儒教，何況暴秦速亡的歷史教訓就在眼前。兩漢是儒教抬頭、確立的時代，但還不是主宰的時代，三國、西晉末的紛亂才給了儒教各大世家大族以壯大機會。但門閥在南朝迅速腐化，在南朝末，已有被寒門取代的趨勢，而在北朝，五胡亂華的亂局，最終產生了關隴軍事貴族。

隋唐再一統的時候，中央集權再上一層樓，科舉制橫空而出，此制的意圖很明顯，廢除門閥貴族和關隴貴族把持的官員壟斷，改為皇權依照科舉任用官員。既擴大的考生範圍，增加了社會民主，又選拔了更有能力的官員，提高政府管理，且考中的進士又是天子門生，集中、維護了皇權。

所以初期的科舉制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創新，但也就此終結了門閥貴族和關隴貴族的歷史，隨著時間流逝，新任的官員都出自進士，非得第而不得任官的官僚貴族就逐步形成了，中國後世以來的「官本位」文化正是源自於此。

權力需要制衡，是因為人性之惡需要制衡，哪怕是滿口仁義道德的士大夫，他們依舊有人性惡，當他們大權獨攬，他們的腐敗如南朝的門閥們，也非常快。這種制衡的天然就是上述的軍事貴族，歷朝各代的皇族外戚、功臣勛貴等武將軍人。在宋之前，雙方還算制衡，軍事貴族甚至還佔優勢。

官僚貴族與原有門閥貴族的差別在於其相對弱化的家族性，有一定的階級性，但依舊未能完全擺脫中國古代宗法制的桎梏。而皇權對暴力的壟斷、皇權與儒教的共生關係使得，皇權的強大也必定意味儒教的強大，強大到過分的地步。

這種過分在宋朝以降表現得很明顯，就是揚文抑武，皇權開始走向其矛盾的反面，也正是古代中國衰落的開始，卻也是近代中國的過渡。軍事貴族的武將軍人地位不斷壓低，進士級第的官僚貴族失去制衡得接管一切。儘管這是五代十國軍閥混戰的大反彈，卻使得古代中國軍事實力歷史性地衰退，而最終被異族奴役，滿蒙的軍事貴族又喧囂一時。

儘管這種「揚文抑武」已有近代化的要求，宋明理學也發展出更近代的限君權、反專制、民本等思想，但由於滿蒙和皇權的破壞，商品經濟難以持續發展出近代工商業。官僚貴族卻蛻變為專制皇權的得利助手，已與儒教最初的行仁政的教義背道而馳了，而只剩忠君的軀殼。

總之，宗教貴族、軍事貴族、門閥貴族和官僚貴族是古代中國貴族的四個階段，後兩者是古代中國的特色。當然最終，所有的貴族都要在平權的現代社會全部消失，成為真正平等的公民，這是世界各國的共性和現代社會的真正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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