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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時代中國經濟的不變與變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蹟。當前,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今天,我想談的是,在新時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有哪些不變的基本面,又面臨哪些主要變化。

一、三點不變

第一,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尚未完成,改革永遠在路上。中國的改革,採取的是漸進式雙軌制,即「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干預扭曲,保護補貼原有的大型國有企業,以維護穩定。新人新辦法,激活了一些過去受到抑制、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競爭力強,能創造就業、增加出口的產業。我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放開,就是逐步走過來的。農村改革也是如此,一方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另一方面,土地是集體所有制,並不像一些國家那樣,將土地私有化。

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的好處是,既能夠維持穩定,又有利於調動積極性,發揮我們的優勢,促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從而為我國改革舊有的體制創造了條件,比如,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資本密集,違反我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否則難以生存。我國的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原來很多不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隨著資本積累逐漸成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其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不再必要,為消除雙軌制遺留的各種干預扭曲創造了條件。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種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這是一個目標,諸多要素市場改革尚未到位。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追求的變化,新矛盾和問題還將不斷出現。所以,我認為,改革永遠在路上,改革要不斷深化,這個基本態勢沒有變。

第二,發展是硬道理,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依然巨大。過去40年,我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9.5%。增速之快,持續時間之長,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從未來的增長潛力看,我認為,未來我國經濟維持較高增長的可能性和空間依然較大,可用資源仍然較多,這個基本國情沒變。這是因為,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雖然現在中國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這個差距,代表的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意味著產業和技術水平存在差距,這說明我國收入水平依然較低,也意味著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具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更快的發展。

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高,其技術和產業均處於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能依賴自身發明。中國作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有些產業,如高鐵、家電,已處於世界最前沿,要繼續維持領先,必須自己發明。有些新產業,技術創新速度快、周期短,其研發投入主要是人力資本,而物質和金融資本投入相對少,這在互聯網、手機等行業表現最為明顯。比如,小米手機,雷軍創業之初,僅有100多名員工,一年之內就推出小米手機,100多名員工的人工成本並不高。再如,阿里巴巴,當年孫正義投資僅為300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2億元,資金投入不大,但利用的是高人力資本。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缺少的是物質資本,而人力資本差距很小,因為人力資本包含兩部分,即天賦和後天的教育,有時天賦比後天教育更為重要。現在,在後天教育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大,而在天賦方面,中國人口多、天才多,中國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每年30%的市場增量在中國。因此,對於研發周期短、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的現代產業,中國有條件實現彎道超車,自己研發。

但中國還有大量的產業與世界差距巨大。從2017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覽會可看到,總體而言,中國製造業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比如裝備業,外國一部機器售價可高達500萬美元,而中國類似的機器售價僅為100萬美元,這意味著存在技術差距。我認為,只要充分利用這個差距,我國經濟還有每年8%增長的潛力。這是因為,從歷史數據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GDP是美國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國台灣、1977年的韓國的人均GDP也是美國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國台灣和韓國經濟都維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長。上世紀70年代之前,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代表的、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研發周期短的產業尚未出現,彎道超車機會不多,當前我國比當年的日本、新加坡、我國台灣、韓國等更為有利。在同樣的產業技術水平差距所給予的「後發優勢」的條件下,他們可以實現20年8%-9%的年均增長,從2008年起,我國應該有20年每年增長8%的潛力。

當然,把潛力變為現實,需要很多條件,2008年出現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國際經濟比較疲軟,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經濟增長速度就會受到一定影響。另一個因素是國內的情況,要看供給側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能不能落實到位。但是由於國內的市場大,可迴旋的餘地多,未來10年仍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應該可以實現每年6%或者更高速度的增長。中國現在的經濟總規模佔全世界GDP總量的16%,如果中國經濟每年增長6個百分點,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則為1個百分點。由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在3%左右,這意味著全球經濟每年1/3的增長來自於中國。

第三,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維持好的基礎未變。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還處於中高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向高收入水平前進,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在外部環境中,維持好中美關係是關鍵。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強,充分利用經濟互補性是保持中美關係的重要基石。

可以從收入水平差距看到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現在的收入水平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按市場匯率計算,約為美國的七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對較低。平均勞動生產率低,代表所在的產業一般是技術水平較低、資本密集度較低的產業。而美國收入水平高,代表其附加價值高,代表所在產業的技術和資本比較密集。資本密集包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資資本的密集。因此,中國產品與美國產品在國際上存在直接競爭關係的少。即使,未來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相當,產業處於同一水平,經濟合作的基礎將從現在不同發展程度的產業互補,轉變為同一發展程度的專業分工,如同現在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一樣,貿易仍然是互利雙贏。屆時,中國的市場是美國的四倍,美國那些在國際分工中具有優勢的產業也不能失去中國的大市場,中美合作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雖然中美經濟互補,但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將對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帶來挑戰,中美之間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我們要充分利用中美之間經濟互補性這一有利優條件,維持一個較好的合作關係。

二、三點變化

第一,中等收入人群在國內增加,期望將發生變化,需要趨利避害,深化改革。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追求將發生改變,對生活質量、環境質量、透明度、話語權等的追求越來越多,自主性也逐漸增強。我們的改革必須以人為本,把握中等收入人群需求和人們追求的變化。一方面,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維持經濟穩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社會和政府治理的變革必須提上議程,比如,應建立針對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現在互聯網技術發展迅速,傳播影響力大,若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處理不當,可能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和認同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產人群的增加,人們對政治參與、自由度、話語權的要求逐步提高,需要進行相應的上層建築改革。

第二,世界經濟可能陷入比較長期的疲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要沉著應對。日本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後至今,27年未完全恢復復甦。歐美髮達國家也可能陷入相當長時間的疲軟。歐洲現在失業率較高,經濟增長1%左右。美國其實也未完全恢復,正常狀況下,美國經濟增長約為3%-3.5%,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20年美國的增長率也不足3%。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在危機之後應推行的結構性改革一直未真正落實。雖然從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於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但短期內會降低消費,減少投資,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升高,在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發達國家就很難推動結構性改革。因此,我認為,發達國家可能普遍陷入像日本那樣的長期增長低迷。發達國家低速增長,容易製造外部事件,以轉移國內的注意力,我國面對的外部挑戰將不斷增多。為此,我們要有理有據,但無論採取哪種戰略,都不能以犧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為代價。發達國家增長率慢,除了容易對外製造事端外,國內也容易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狀況。比如,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英國保守黨在選舉中失掉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容易出現各種影響政治和社會穩定的事件。這都與經濟增長率慢,就業狀況不好,生活沒有改善等有關,我們需要有應對預案。

第三,國際治理結構面臨調整。「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主導形成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於制定規則的都是發達國家,很多規則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很公平,但對發展中國家不一定公平。之所以當時美國能主導這樣的國際治理體系,是因為美國在「二戰」以後GDP佔全世界超過50%。現在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治理結構也要隨之發生調整。美國GDP從佔全世界的50%降到現在不到25%,中國現在則佔16%-17%。中國只要可以維持6%以上的年增長速度,在未來10年,不管是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還是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會跟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當我國變成最大經濟體,國際治理結構轉變時,需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如「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有利於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將給世界帶來一套新的、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的發展和國際治理理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帶動「百花齊放春滿園」世界大同時代的到來。(本文為林毅夫老師在2018年5月5日北大國發院投資論壇上的發言,已經演講人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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