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自欺欺人的盛世

縱觀我國古代數千年的歷史，對「盛世」的吹捧和迷信是一個繞不開去的話題。其實所謂的盛世，並不是那麼值得讓人稱道的。

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阿諛奉承之詞，今天聽起來只是諷刺。

宋高宗像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康熙帝還算比較清醒，知道在康熙一朝殺戳太多，不過是戰亂過後的恢復性生產而已，和盛世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乾隆帝朝服圖。乾隆晚期，清廷自詡盛世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大亂過後必有大治，然後又會有大亂出現。正所謂，「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歷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復」。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著眼前無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只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鴉片戰爭後，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只有徹底擺脫了對「盛世」的吹捧和迷信，中國才能最終走上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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