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波浩渺中的黃龍嘴——宣城南漪湖水鄉漁村百年史記

原標題：煙波浩渺中的黃龍嘴——宣城南漪湖水鄉漁村百年史記

黃 龍 嘴 記

清 ? 許振鵬

予世居宣邑之北，地偏而民朴。左界郎川，右有千山並峙，滾、岱為最。後望雲山，古洞空洞窅冥，郡志之所詳焉。前去里許，即漪湖。湖之濱有峰挺然突出者，則里人所謂黃龍嘴是也。

余常攜二三同志登眺其上，春則歸鴻白鷺，點綴綠浦之中；夏有林蔭可風，媲美北窗之涼颸；秋則蓼花紅、蘆花白，錯然如綉；冬則水落石出，長河如帶，循環於左右。至於群山拱秀，若遠若近，千帆並揚，或往或來。浮雲眠于波上，明霞薄於林皋，牧笛朝吹，漁歌晚唱，雜以山鳥爭鳴，此則四時之景皆同也。

其以龍稱者何歟？或曰水涸，則石骨嶙峋，下抵河腹，若龍之倦而投淵也。或曰：水漲則波濤澈射，林谷震動，若龍之吟而欲飛也。或曰：朝煙幕霧之際，狂風瀑雨之傾，若雲之從龍，而鱗爪俱動也。

然遊人罕至，傳記無聞，吾因是有感焉。史遷有言「岩穴之人，非附青雲之士，不能聲施後世」。人固如斯，山亦然乎？倘是山不生曠野，得依城市，遊人往來不絕，安知不與敬亭、疊嶂爭名宛上耶？然名雖不彰，其景自若。度怪世之好山水者，徒任耳而不任目也。於是乎有記。

1、先祖最後駐足的地方

300多年前，宣城北鄉的望族許振鵬寫下的這篇《黃龍嘴記》，是我現今能查閱到的描寫南漪湖黃龍嘴最美的文字。那時的黃龍嘴四季分明，風景迤邐，美不勝收。而許氏在此文中，借山水抒發胸臆，可以看出，當年的黃龍嘴還是比較偏遠，且基本上還是人跡罕至。而文中所提「攜二三同志登眺其上」，那個登眺的地方，我估計是老漁業公社黃龍嘴大隊部的原址，那棵鬱鬱蔥蔥的老槐樹，是游弋在湖區各類船隻辨別方向的地標性識別物。

生活在內陸的我曾對大海沒有概念，豐水期達32萬畝的宣城南漪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海，而我所有的關於這個煙波浩渺水域的印象基本停留在我6歲以前的記憶。那些記憶有些恍惚，有時是陽光燦爛下的明媚湖灘，有時是狂風驟雨下的飄零小舟；多少回夢裡，我時而走在南漪湖邊拾著漲水漂來的柴禾，有時我會被起伏的風浪驚醒。總之，南漪湖是我一生難以割捨，揮之不去的夢裡水鄉。

2015年的清明節，我的父母一起回到宣城南漪湖邊、我母親娘家的祖墳地，和舅舅、姨娘們一起給百年前漂泊至此祖先們立碑且拜祭。那個背山，面對璀璨如明珠般南漪湖的墳地是我母系家族先人們最後漂泊駐足的地方。那裡靜卧的有我母親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還有我的大舅以及其他旁系親人。我的血管也流淌著他們的血液。

初春的湖風帶著絲絲涼意，吹拂著山林呼呼作響，也吹亂了我的那些長輩們的頭髮。這些60、70歲的老人們是一群皖西宿松縣漁船上的後裔。在百年前，他們的祖先憑著一葉扁舟，沿著長江漂流而下，在姑溪河右折，經水陽江，穿梭在密織的江河湖汊，來到宣城南漪湖畔，或織網打魚，或圍湖種田，開始在這裡繁衍生息——老人們把這段經歷稱為「下江南」。關於百年前的這一路曲折，我從老人們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慢慢把它串聯起來，結合一些史料，終於形成一段讓我無法釋懷的我母系家族的百年艱辛。

而站在祖先們選擇的這塊墓地，東望閃耀在陽光下的黃龍嘴村，那裡早已不是許氏描述的芳草萋萋的地方，這是郎川河入南漪湖口的天然避風港。這座小小的村莊歷經清末、民國、人民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如今，受到政府漁民上岸的各項優惠政策的支持，小小的黃龍嘴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裡已發展成為宣城南漪湖北岸邊頗具漁鄉特色的「漁家樂」旅遊勝地，每年各個時期都吸引著無數來自蘇浙滬等地遊客慕名而來，特有的歸鴻白鷺、林蔭涼颸、蓼紅蘆白、牧笛朝吹、漁歌晚唱等特有的湖光濕地風景，使遊人們無不流連忘返。

我在這裡要描述的就是南漪湖九嘴十三彎之一的黃龍嘴——這座漁村的百年歷史。

2、先祖漂泊的歷史背景

其實，說起宣城人的近代史，還是要描述宣城人近一百六十年的歷史。這就必須要上溯到那場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地處皖南的寧國府（宣城），既是拱衛天京的前哨，也是物資供應的後方，因此，太平軍與清軍對宣城的爭奪極為激烈。1853年11月和1854年8月，太平軍自水路攻東壩，大部隊經金寶圩至固城湖北，狸橋西北部的水陽東一帶由於組織了民團抵抗，即遭燒殺。1856年5月，太平軍佔領宣城後與清軍在硤石發生激戰，清軍大敗，屍體順江而下，因長江漲水，又自新河庄倒向東漂向了南漪湖，一千多屍體埋了二十座墳。佔領東壩的太平軍於1861年自水路到狸橋境內的南漪湖北岸農村，這裡的廝殺十分慘烈，這一期間此地原著百姓深受其害。此處的地名諸如：亳里、三寶里、東皋、皇嘉庄等地均慘遭殺戮，十室九空。

以上我提到的地方即我的先祖將要來到的地方。

1864年，一場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的浩劫終於結束，歷史上富饒之地的宣城一帶則70%上的人被滅絕，而黃龍嘴一帶則更為凄涼，甚至90%以上失去生命。這時候，清末政府需要大量移民至此。

從散落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到，此地與兩湖、江、浙及皖西一帶憑藉四通八達的水道，一直有著商貿往來，各地互派商賈異地而居也是早有先例。而一場橫禍過來，很多本地居民也相繼逃往上述地段，投親靠友，待戰事結束，此地休養生息，百廢待興，大家拖家帶口遷居此地也是情理當中。清末的國家機器運轉，恐怕遠不足以與現代國家相比擬，當時清政府能做到的也僅是減免田賦、發放農貸。所以，這種移民政策似乎並不能吸引更多的人。

自同治四年（1865年）起，到光緒五年（1879年）的十三年，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皖北、皖西及浙江、江蘇等地遷來移民達數十萬人，這些外籍人口占當時宣城總人口的70%以上（這是歷史上所說的「同光中興」）。但我無法從我先人的口碑中，印證這些史料。

從他們的描述，和我反覆推算，我覺得我母親這一系的確切遷入時間應該是在清末民初。這也是我從我的母親、姨娘、舅舅們那裡多次確認，才得以串接起一段悲壯而辛酸的漂泊史，這段歷史正好接近百年。

3、黃龍嘴的早期變遷

我母親的曾祖輩世代既往居住在安慶宿松的江面上，族人大多以捕魚為生。在民國肇始之時，像當時諸如武漢三鎮、九江、安慶這樣的大城市也是中國時局最為動蕩的區域。不知是基於何種原因，也許是因為經受了上一代人的勸說與蠱惑（同光年間的那批移民），我的母系先祖們開始了他們的悲愴的「下江南」的遷徙。關於這段「下江南」各種故事，我想，大多數宣城客籍家族有著這樣一段艱辛家史——它不同於同時代美洲移民田園牧歌式的西進運動；也不同於我朝建立後各種運動式遷徙（如舉國體制下的農墾、軍墾、大型水電建設）。那是積困積難的我的先祖們為了最低的生存需求，拖家帶口開始他們下一個漂泊的驛站。

我無法揣度當時的情景：漁民的生活是漂泊的，船漂到哪裡，他們的家就在哪裡，黃龍嘴也只是我先輩們漂泊眾多港灣之一。我的先祖們來到黃龍嘴這個天然的避風港。這裡處於郎川河入南漪湖的一個湖汊。這幫當年號稱「漁民十三幫」的宿松籍的漁民憑藉各種血緣親情、地域關係糾合在一起，平日里在南漪湖裡撒網打漁，打漁歸來，則橫舟於黃龍嘴港灣。休漁時，則在岸邊，修葺漁船，補網、曬網，過著與世無爭的漁家生活。從民國初年一直到抗日戰爭。

八年抗戰期間，這裡各種政治、軍事勢力交錯。張鼎丞、粟裕的新四軍二支隊首腦機關就在離此地不遠的狸橋鎮。而此地也是聯繫江浙各地新四軍的一個交通樞紐。一直游弋在蘆葦盪中的敵後抗日漁民游擊隊也在這裡成立。大約在1942年至1944年，新四軍在此成立了一個湖中鄉，屬新四軍宣當辦事處崑山區領導。日本鬼子投降後，約在1947年~1948年，國民黨在此成立了一個漁業工會理事會，理事長名叫宋德宏，並設有武裝的水上警衛隊，隊長叫劉德超。

在這個動蕩的年代，我的舅舅、姨娘們相繼出生。也就有了他們給我的口口相傳的關於南漪湖漁民的故事以及黃龍嘴的歷史沿革。

4、建國後黃龍嘴的歷史沿革

解放初，黃龍嘴屬於南湖派出所管理，該派出所除湖區和沿湖專業、副業漁民外，還管理著沿湖和新河庄及郎溪東夏、畢橋的船民。1949年，成立了四個漁民協會：武村灣為第一漁民協會；許家嘴為第二漁民協會；昝家台為第三漁民協會；南姥嘴為第四漁民協會。黃龍嘴即屬於第三漁民協會。

1952年，宣城成立了湖泊鄉。1954年，湖泊鄉上升為南湖區。建區時又增加了一個漁民協會，即郎溪縣夾河口為第五漁民協會。黃龍嘴所在的第三漁民協會即屬於湖泊鄉。

1955年，由油榨、沈村、新河、南漪湖等四個小區合併為油榨一個大區，此時原南漪湖區仍改為湖泊鄉，是為宣城縣油榨區湖泊鄉。

1956年，合作化期間，撤銷漁民協會，改並成三個高級漁業合作社。即：新聯高級社（在武村灣，主任李時茂，會計廖玉珊）；金山高級社（在大金山，主任陳同德，會計彭秀良）；和平高級社（在昝家台，主任程建三，會計吳家啟）。其中黃龍嘴所在地的和平高級社即有7個生產小隊，即掛鉤一隊、掛鉤二隊、罾網隊、竹箔隊、扒網隊、魚鷹隊（散布在郎溪東夏陳家嘴）、農業隊（在央山有十幾畝田），據說還有專業的打野鴨子的狩獵隊。這一時期的管理可謂五花八門。

1958年，上級十分重視發展湖泊漁業，蕪湖地委報經省委批准，成立國營蕪湖專區南漪湖水產養殖場，相等於縣級單位的漁業管理機構（因為南漪湖地跨宣城、郎溪兩縣，應為縣級。否則難以領導沿湖各鄉）便撤銷了湖泊鄉。總場設黨委會，內設辦公室、人秘、水產、湖管三個科。下設南姥嘴、大金山、新河庄、武村灣、新溝嘴、茅草溝、黃龍嘴七個作業區和紐扣廠、畜牧場、石灰廠、陶器廠、鮮魚加工廠等五個廠（場）。

1959年，蕪湖地委決定：將國營蕪湖專區南漪湖水產養殖場下放給宣城、郎溪兩縣，改為國營宣郎南漪湖水產養殖場。屬宣城縣領導。此間，在1960年，經宣城縣委批准：（一）將1952年建場的國營宣城縣水陽水產養殖場併入宣郎南漪湖水產養殖場而改為水陽作業區；（二）南漪湖專業漁民轉為國家工人，18歲以上者都定級拿固定工資。漁民突然轉為國家職工，無不歡天喜地，紛紛敲鑼打鼓，開會慶祝。可是好景不長，1962年又值國家實施下放政策，即1958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國家幹部和工人一律下放。無疑，1960年轉為國家工人的南漪湖專業漁民仍然回到了原來的身份。這一時期，黃龍嘴的許多成年漁民當了幾年短暫的國家漁業工人。

1962年，宣城和郎溪兩縣分家而成為兩縣各一個的國營南漪湖水產養殖場。宣城縣仍繼承現狀，改名為國營宣城縣南漪湖水產養殖場。郎溪縣以郎溪範圍的茅草溝作業區為基礎成立國營郎溪縣南漪湖水產養殖場。場址設在郎溪縣東夏的百車口，即原郎溪縣禽蛋廠。

1964年，宣城縣又決定，將國營宣城縣南漪湖水產養殖場一份為二，即：（一）一個縣直國營單位：以水陽作業區為基礎，更名為國營宣城縣水產養殖場（場址設水陽）；（二）、一個縣直集體單位：宣城縣南湖漁業社生產合作社（「三權」歸縣），社址設馬山埠；繼承原南漪湖專業漁民的領導和管理工作。下轄新河、金山、武村、黃龍四個漁業大隊。而黃龍大隊的大隊部就是本文開篇提到的那個老槐樹下一個大草屋。

1972年，宣城縣委決定：將南漪湖漁業生產合作社改為「宣城縣南湖漁業人民公社」，並調入一些國家幹部，同時，將內河水陽江之水陽漁業捕撈隊劃歸南漁公社，此時的南漁公社即有了五個漁業大隊。社址設在黃家墩。那個時候，黃龍嘴漁業大隊下面下轄罾網隊、竹箔隊、掛鉤隊三個生產小隊。黃龍嘴的漁民有什麼事，就會到黃家墩的南漁公社討個公道。不久，公社又鬧起了革委會，委員會裡必須有一位來自一線漁民的成員，我那多次在我筆下出現的人物——大字不識一個的二姨夫正好符合條件，成了短暫的國家幹部。此後，約在1982年，全國取消人民人民公社名稱改稱鄉人民政府。於是，便有了宣城縣南漁鄉人民政府。

不幸的是，在建立南漁公社的同時，將歷來享受國家供應而吃商品糧的專業漁民改為「漁農」，與「菜農」、「林農」等相同，雖然吃商品糧，但身份被徹底改變而成為農民了，即由純非農業戶口而成為農業戶口了。在此期間，國家政策要求將專業漁民逐步實行「陸上定居」，讓漁民告別居住在船上漂泊湖河沒有固定居所的漂泊生活，以漁業大隊為單位劃定陸上地址建房，這就是現在湖邊各個陸上漁村了。但這個漁民上岸工程前前後後鬧了近四十年，才在最近接近尾聲。

約在1989~1991年期間，在機構改革時，宣州市將南漁鄉撤銷，所屬各漁業大隊按所在地並歸哥屬地農村鄉鎮。即：水陽漁業大隊劃歸水陽鎮；新河漁業大隊劃歸新河鄉；金山漁業大隊劃歸南湖鄉；武村漁業大隊劃歸沈村鄉；黃龍漁業大隊劃歸昝村鄉。經歷再次的撤鄉並鎮以後，黃龍嘴則成為宣城市宣州區狸橋鎮山湖行政村下的黃龍嘴漁業組——一個中國現下行政機構中最小的基層單位。

5、弔詭的漁民身份

中國人千百年來的農耕社會，造就了中國農民的最大願望就是有幾畝薄田養家糊口，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在與家族長輩和平輩們探討我們祖先漂泊此地的最初目的時，我們得出以下共識：

1、當時的國家機器並不如現在完善且強悍。我們的先祖選擇遷徙本地，最根本原因還是基於生存——最終還是為了填飽肚子。我們從很多客籍家族的口碑可以看到，百年前遷徙到此的基本不存在富豪一方的鄉紳。基本是以三五個家庭成員為單位，徒步或乘船輾轉到宣城一帶。政府行為基本只是政策的一些鼓勵。

2、百年前，中國廣大農村尚存的宗族勢力是維繫當時基層政權的一個基礎。宣城一帶的這一宗族勢力在與太平天國的鬥爭表現了強大的生命力。在遭到太平軍的破壞後，這一勢力在本地區的生產恢復，道德重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這又是一把雙刃劍。本土鄉紳勢力在百廢待興之際，佔據本土優勢，搶佔沃土良田，與客籍爭地、斗訟之事也是屢屢發生。這也是宣城成為清末中華大地上幾大教案發生地之一的重要原因，史稱「寧國教案」，也叫「皖南教案」。我們可以想像，客籍是因為窮才遷徙到這裡。而客籍裡面除了一部分沒有土地的流民，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當時剛剛出現的教民（19世紀末的中國教民大多是些無依無靠的赤貧階層，也正是這些人才容易被吸納入教，也正是這樣一批人才容易被鼓動參與皖南經濟重建，而各種教會勢力也是在這個時候乘虛而入），他們不僅在身份融入上受到歧視，在宗教信仰上更受到排斥。土著與客籍之爭，教民與非教民之爭，貧富之爭，宗祠之爭，摻雜在當時的宣城鄉野。

3、而我的祖輩，當年漂泊到宣城南漪湖流域後，天性懦弱、與世無爭的他們，當然無力與本地土著抗爭，也不可能與遵從叢林法則的各種客籍勢力爭鬥，陸地上基本沒有他們的生存空間，他們只能憑藉自己的一技之能，下湖打漁，聊以為生。

但我的祖先絕對沒有想到，他們當年的這個無奈選擇，卻無意中保護了他們的後人，使他們免遭中華大地上的又一場天災人禍。

宿松籍漁民，在南漪湖的專業漁民中還是很少的一部分，黃龍嘴的這支基本以宿松籍為基礎的漁民隊伍在解放前基本是維繫在以湖北人為主的漁業工會的組織下，遵守一些鄉約行規。倒也相安無事。據老人們說，日本人佔據時代、汪偽時代以及光復後的幾年，南漪湖湖面上一直有各種小快艇橫衝直撞，代表各種官方勢力的水上警察也對這一水域進行了管理。鬆散的國家職能和鄉約行規對當時的漁民進行了有限的管理與自治。

解放後，漁民們的身份可謂是滑天下之大稽。年輕的共和國對這批為數不多的水上居民可謂費盡心思，但國家機器得以強化，國家權威滲透到每一個基層組織和家庭。

最初，漁民組成互助組，組成漁業協會。經過歷次改革，把本來以家庭為單位的漁業勞作變成集體勞作。很快，各種祖輩們置辦、流傳下來的勞動工具變成了集體財產。國家威信似乎也在這裡得到體現——千百年被蔑稱為「漁花子」的漁民居然有一天突然被稱為「國家工人」，只要是有勞動能力的漁民，居然都可以按時間拿到工資。這些靠天、靠湖吃飯的漁民做夢沒想到會過上這樣的好日子。

每當長輩們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無不調侃當時的情景：國家準備有效地治理南漪湖，也想改變千百年各種漁船上的陋習，比如，他們想凈化水資源，不允許漁民將自己的排泄物拋到到湖裡，防止各種傳染疾病發生；他們專門準備一條拉糞的船，隨漁民轉徙。看官們可以想像，那些沒有多少衛生意識的漁民，和本來就有惰性的民眾會費這個神？那條著名的「臭船」也一時間成為笑談。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那些拿工資的漁民。本來需要起早摸黑，下網放鉤的他們突然吃起了國家的大鍋飯，再也不要起早了，反正到時候就能拿到工資，所以，大家都比賽誰起得更晚。如此以往，湖裡面的魚倒是很豐富，就是沒人去打。於是，拿工資的漁民好景不長，必須打漁上交水產部門，憑魚票（一種白條）決定你的收入（相當於企業里計件工資）。這種集體生活又經歷了若干年。

但正是國家對漁民的最初的這種寬容，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饑荒時代，由於漁民們吃的是國家供應糧。所以，在那個舉國餓肚子的時代，我們漁船上本來只能果腹的漁民居然逃過了一劫，沒有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現象，冥冥之中真要感謝祖輩們選擇漁民這個行當。而那些當年為搶佔土地而打得頭破血流的岸上農民卻沒有那麼幸運，許多饑民逃到漁船前，紛紛要求給一點吃的。所以，當時的漁民就像辛德勒一樣救了許多人。在那個可怕的年代，毫無尊嚴的饑民開始逃離，而漁船就成了當時較為隱蔽的交通工具，很多岸上的饑民都是通過漁船逃離安徽這個中國的重災區，逃離宣城這個安徽的重災區，一直逃到他們不再餓飯的地方，而漁船就成了他們的「諾亞方舟」。一直到很多年後，我到江浙一帶，遇到當地的一些宣城籍企業家，他們都說，當年漁船上的人是他們的救命恩人。

漁民戶口在舉國貧窮，尚未全面工業化的時代，有它的優越性。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後，它卻成為桎梏漁家子弟踏上岸，走向外面世界的沉重枷鎖。它在就學、就業、招干、參軍轉業方面與真正的城市戶口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也就是這個原因，漁家子弟的就學率並不高，甚至許多70後的女孩子基本還是文盲。

因為到了上世紀80年代，歷史又開始輪迴，農村開始包產到戶，漁民也開始各種改革，各種漁具又成為私人物品，打漁這項工作從集體作業又回歸家庭。勞動力成為漁家生產主要生產力，學不下去的孩子反而很快成為致富高手。應該說，80年代是漁民們擺脫貧困的黃金時代，經過逐年的原始積累，只要是頭腦活絡，肯吃苦耐勞，漁民們基本上過上了祖祖輩輩沒有想到的幸福生活。

6、關於漁民上岸工程

「撐船、打鐵、磨豆腐」——並稱人間職業三大苦。這撐船打漁的排在第一。

漁民靠天吃飯，風雨是他們最大的敵人。60多歲的老母親每每與我說起南漪湖的狂風暴雨，總是心有餘悸。她總是跟我反覆嘮叨她小的時候，一次狂風大作，她居住的小船突然被掀翻，母親被死死地扣在船底。所幸，趕來的鄉民把他們從水裡撈起，才有了我母親，直至若干年後，才有了我在這裡敲打這些文字。

幼小的我也一直對暴風雨有著天然的恐懼。每到暴風雨來臨，我總是驚恐地呆在船艙里，看著長輩們，拚命地將船划到避風的港灣，他們站在船頭或船尾，用力撐著船隻，保持著船的平衡，在風雨里大聲叫喊著。風，鼓起他們單薄的衣裳，雨，肆意敲打著他們猙獰的臉龐——而我每次從船艙里偷望岸上的居民，他們在風雨來臨的時候，則站在自家的門前，像看猴子玩把戲一樣看著漁船上人們在風雨里掙扎，有些不懂事的孩子甚至蹦著、跳著在鼓掌。那時候，我目睹了在自然災害面前，岸上居民與水上居民事實上的不平等。當時，我對上岸是多麼渴望。這一幕幕一直印烙在我腦海里，一生都揮之不去。

「漁民」——在傳統農耕時代就是賤民的字眼。事實上漁民身份的尷尬不僅僅表現在大自然面前的無助。更重要的是在各種政治待遇和福利上的被忽視。一直被民俗學家津津樂道的東部沿海打漁為生的「疍民」，在解放前，甚至不能與岸上居民通婚，在科舉時代，他們的子民甚至不能求學、認字。他們上岸都要受到岸上居民的追打和驅趕。從事漁業生產應該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賤民的標牌——這是國內許多知名學者對戶籍制度的反思與控訴。

作為戶籍二元制度下的宣城漁民雖然在饑荒年代逃過一劫，但數千名長期生活在南漪湖的專業漁民由於受漁業生產的季節性限制，以及惡劣氣候制約，實際上，漁民基本還是靠天吃飯，作坊式、簡單化的漁業生產顯然已不適用現代漁業工業化、集約化的發展。科學化發展，規模化養殖也將是南漪湖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以黃龍嘴為例，這個在計劃經濟年代化為三個小隊的漁業生產大隊，在80年代初徹底打破大鍋飯制度。個體經營使重新煥發活力的漁民經歷了他們歷史上黃金十年，即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這十年，漁民們採取一切手段，投資再生產。傳統的小板舢船基本淘汰，機帆船、網箱、簍萡取代了傳統的小鉤、小卡。逐步擺脫貧困的漁民也逐漸開始尋求上岸定居的計劃，這些祖祖輩輩漂泊在南漪湖流域各江河湖汊的漁民不再滿足一家人幾代人蜷縮在船艙里的日子。於是在90年代初，在黃龍嘴西面的一片老窯廠，當時的鄉政府划出一片地，讓祖祖輩輩在水上漂的漁民終於有了自己的宅基地。

90年代中期，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王姓投資者在南漪湖實施大範圍承包養殖技術。但他最終敗走宣城南漪湖，留下諸多遺憾。但他的規模化養殖技術與理念則在南漪湖紮下了根。南漪湖現代意義上的全面開發也起於那個時段。

捕魚畢竟是一個艱苦行業，尤其對年青一代不再具有誘惑力。隨著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國家戶籍制度的不斷鬆綁，漁家子弟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外面的世界也不斷吸引著在風雨里求生存的漁民登岸尋求其他出路。隨著國家保障體系的日臻完善，常年被忽視的南漪湖漁民的各種需求也被政府重視起來。以前，漁民福利屬於三不管的灰色地帶——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城市居民，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低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城市居民低保政策——他們都掛不上。為此，新一屆政府也在這些年再次啟動「漁民上岸工程」，並打算一攬子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其實，關於漁民上岸工程——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國家就在有計劃地推行，著名的「疍民」上岸計劃，上百萬的漁民都在有計劃、有組織地遷居岸上。宣城在這一點上，應該說做的太遲了。從2013年開始，宣城市對湖區船上漁民進行了徹底排查，以市委書記為第一組長的「加快解決以船為家漁民生產生活困難問題工作領導小組」成立，計劃在2015年底，徹底解決漁民上岸問題。

這些年，我們欣喜地看到各種媒體對漁民上岸工程的正面報道。一直在水上漂泊的漁民的確享受到國家政策的扶持。南漪湖北岸的黃龍嘴——這個百年漁村又煥發其光彩奪目的一面，在環南漪湖諸多消逝、凋零的村莊面前，這座小小漁村卻異軍突起，逐漸擴張起來，簇新的樓房鱗次櫛比。眾多的漁船停泊在港灣里，這些漁船不再是漁民居家的地方，而僅僅成為他們維持生活的一種生產工具。

夜晚來臨，在黃龍嘴小小的廣場面前，熟悉的廣場舞曲突然響起來，一群清涼打扮的各種年齡的婦女們已經集中起來，一字排開，跳著她們自創的廣場舞。不管是多麼不協調，有時還略顯滑稽，但追求美，追求時尚，追求健康是每一個女人心底的最基本的渴望，誰也不能阻止她們。這些生長在湖邊的我的親人們，祖祖輩輩，他們一直在抗爭，與自然抗爭，與命運抗爭；他們一直在追趕，追趕富裕的生活，追趕著自由與平等……

歡快的舞曲伴隨著古老郎川河的潺潺流淌，響徹著百年漁村，也一路彌散到微風習習的湖面，還有遠處璀璨的星空……

作者後記：

1、感謝章達鼎先生2013.7《狸橋人文古粹》提供的各種史實資料；

2、感謝程平山先生對相關南漪湖漁民歷史變遷提供的史實資料；

3、由於時間倉促，許多史料難以查詢，不足之處，還請方家指教。

（作者系馬鞍山鋼鐵公司職員，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

童達清製作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