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丟了寶座原因竟是因為她？

商代末年，國事衰弱。紂王是商王朝的末代君主，他和夏桀一樣，是一個暴虐淫邪的君王。他自持志勇才高，好酒淫逸，擅權專治，排除異己，貴族內部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刑罰酷虐，政治腐敗，連年對外用兵，這些並沒使國穩業實，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和痛苦，使得整個社會動蕩不安。

周文王姬昌之父季歷，是當時顯赫的奴隸主貴族大家族的首領。被商王文丁封為牧師，即商朝在西方的方伯。由於周族勢力的日漸強大，加劇了他們和商王朝的矛盾。商王文丁為了遏制周族勢力，殺了季歷。其子姬昌繼位後，曾出兵伐商，沒有取得勝利，逐變公開反商為臣服事商，周名義上仍然是商的一個屬國，可是暗中卻發展擴大自己的勢力，為滅商作積極準備。姬昌這種策略，被商紂王識破，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因此，把姬昌囚禁牢獄之中，後以真氣以為奉獻給紂王，紂王才釋放了姬昌。

姬昌釋放後，任用熟悉商朝內部情況的賢士呂望，即姜太公為謀臣，以協助自己更加積極作推翻商朝的準備工作。

呂望是一個懂得文韜武略的人。他根據商強周弱的形式，制定圖商謀略，認為要想圖上，先恭順事之，一面引起對方的警惕。然後待羽翼豐滿，把握有利時機，再行征伐。呂望建議文王要推翻殷紂，必須在開始行動之前裝作無所作為的樣子，以免引起對方注意。太公望說：「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擊之。

周文王採納了太公望的建議，在表面上對紂王採取恭順的態度，率叛商的諸侯朝見紂王，並在國都建玉門，築靈台，列侍女，撞鐘擊鼓，假做享樂腐化的樣子，以瞞過紂王。紂王果然對文王放鬆了警惕，並認為「西伯改過易行，吾無憂矣」

文王知道要推翻強大的商朝，必須利用大眾的支持。他為了使紂王直接控制的人民傾斜於自己這面，於被釋放時即以洛西之地獻給紂王，請求廢去炮烙之刑以此收服人心。回國後，又效法古公、季歷的作風，禮賢下士，廣羅人才，加之，紂王荒淫暴虐，許多有才幹的貴族大臣，如太顛、宏天、散易生等，也都相繼投奔周朝，成為文王的得力輔佐。

文王在準備武力征伐的同時，還大力開展政治戰略，擴大自己的影響，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爭取更多的參與國。許多小國紛紛來歸附，諸侯都把文王看作是足以取代商王紂的「受命之君」。

減除商朝羽翼，進逼朝哥，是文王第二步進攻戰略，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消滅與周敵對的方國使沿途暢通，以消除後顧之憂。接著組織軍事力量，東渡黃河，進入河東、河內地區。不久，周軍又進攻紂王經常去田獵的邯，剪除商之右翼，以構成對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脅。當周攻黎、邯獲勝後，文王又與呂望又親自率軍進攻商王朝的腹心大國——崇。一舉攻克崇城，除去周軍東進的一個重要障礙，打開進攻商都——朝歌的進路。

「見善而勿舍，時至而勿疑，去非而勿去」。這是周文王臨死前，對太公呂望、武王姬發所囑咐的話。他要姬發繼承父志，看準時機，毅然去完成滅商大業。

武王姬發繼位後，拜太公呂望為武師，周公姬旦為輔，繼續完成文王未竟大業。使周滅商的大業進入了最後的實現階段。

武王一心一意，慘淡經營、為測看各方國部落對胎髮商紂的態度以及檢閱軍隊作戰準備完成的程度，武王祭祀文王姬昌後，利用文王在諸侯中的崇高威信，表示自己要繼承文王遺志，繼位後的第二年，就載文王令牌於車中，與太公呂望一起，率軍東下，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觀兵於孟津，有八百諸侯前來參加此次會盟。這即是一次外交盟會，又是一次軍事大演習，大檢閱。武王贏得和如此眾多的盟軍，充分說明周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取得了對商的優勢。

紂王對東夷連年作戰，勞師遠征，消耗了國內大量的財力物力，加劇了人民大眾的反抗和鬥爭態勢，軍隊的損失傷亡也很大，並被陷在東夷不能撤回。同時商朝奴隸主貴族內部比乾的被殺，其子被囚為奴，並且許多大臣逃跑或叛投西周，微子見勢不妙也隱居起來。使紂王的專職暴虐陷於自己內外夾擊，眾叛親離的境地。

自武王「觀兵」西歸後，為了更了解商朝的情況，確定發動戰爭的有利時機，不斷派出間諜到朝歌進行刺探收集多方面情報，當紂王更殘酷迫害反對他的貴族時，間諜回報說：「饞膩勝良」。武王認為時機不太成熟。後來又得到「賢者出走矣」的報告，還是認為時機不太成熟。最後，得到「百姓不敢怨誹矣」的報告，武王這才確認紂王已眾叛親離，是討伐紂王的時機，在孟津之誓以後不到兩年的12月，起兵襲擊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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