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年城中村經驗拍電影，《路過未來》里農民工二代的殘酷青春

35歲的李睿珺在北京生活了15年，但他還是不會京片子，一張口帶著挺濃的鄉音，「前後鼻音不分」，他調侃自己。李睿珺是甘肅高台人，十年導演生涯，每一部作品都和故鄉有關。過去他關心留守家鄉的老人和兒童，5月17日上映的《路過未來》關注那些離開家鄉在外打工的年輕人。

李睿珺的電影幾乎都入圍了國際A類電影節，《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入圍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入圍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去年《路過未來》入圍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是唯一入圍的華語劇情長片。

李睿珺是近年備受業界關注的青年導演，但私底下很難將他和導演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他穿著樸素，談吐親和，沒有藝術家慣常的派頭，走在人群中隨時被淹沒。他也總在拍這個時代最容易被忽略的大多數。

1000萬成本的《路過未來》，是李睿珺迄今最「貴」的電影。它仍然是一部純粹的藝術片，沒有什麼商業的企圖心。幸而投資人給了他最大的創作自由，從演員的選擇再到拍攝、剪輯都沒有施加干涉。李睿珺得以固執地拍自己想拍的故事，拍自己關心的人群。主演楊子珊和尹昉也褪去明星的光彩，素麵朝天。

李睿珺理解觀眾對於娛樂的需要：「電影有夢的部分，可能很多人不願意重溫自己的生活，觸碰生活的痛處，所以選擇逃避的方式。」《路過未來》也和夢有關，它講述夢的破碎，有時會戳痛人心。

「如果百分之六十的導演都在拍《路過未來》這樣的電影，也許我可能會去拍《復仇者聯盟》這樣的電影。」李睿珺覺得，英雄與傳奇固然值得被講述，但大多數人還是普通人：「中國有兩億八千萬農民工，五萬塊電影銀幕，卻很少看到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情感。是誰把他們屏蔽在銀幕之外？這裡存在著某種不公平，我們應該去正視我們這個時代受傷的人，那些不如意的人，而不是一味的誇耀和讚美。」

外來者的身份與精神焦慮

李睿珺的家鄉在甘肅高台縣沙漠邊上的一個村莊。幾年前回老家過年的時候，他看到年輕時外出打工的長輩們紛紛返鄉。他們年歲漸長，體力不如從前，曾經的農民，想留在村裡卻始終無法融入其中。作為打工者，城市又拋棄了他們，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精神世界都處於異常尷尬的境地。

李睿珺注意到，中國農民工群體基數龐大，有類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數，於是寫了《路過未來》，描摹他們的精神狀態和生存環境，「以前農民不能隨意進入城市，去城市打工必須得有用工單位的介紹信，否則會以盲流的身份遣送回去。改革開放之後，城市需要大量的人力參與建設，因此他們有了農民工的身份，某種程度上是勞動者身份的轉變和合法化。」

影片主人公耀婷的父母是第一代農民工，由於疾病纏身被工廠辭退，無力承擔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只能選擇回到家鄉。賴以生存的土地流轉為他人所控制，農活也不如其他人幹得利索，無奈之下只得又重新回到城市，在建築工地高空作業打零工以維持生計。作為第一代農民工子女，耀婷和新民拿著甘肅戶口，在深圳出生，在城市裡沒有享受體面的生活，而故鄉又遙遠而陌生。隨著製造業凋敝，在工廠打工的耀婷面臨失業，新民則遊走於灰色地帶賺快錢混飯吃，他們竭盡全力為未來打拚，卻如逆水行舟，眼睜睜地看著不斷倒退的人生無能為力。

李睿珺選擇深圳作為拍攝地點，是覺得中國再沒有比它更適合講述這個故事的城市。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狂飆突進發展為國際大都市，它是製造業的重鎮，是世界工廠，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外來人口造就的新興的移民城市。

可是在他的鏡頭裡，深圳的輪廓始終模糊，你很難判斷他們身處的城市，大多數場景是冰冷的工廠車間、幾個人蝸居的集體宿舍、城中村逼仄狹窄的過道，偶爾掠過繁華的都市街景，和其他城市似乎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每個城市都越來越相似。」李睿珺指著窗外：「比如此刻我在上海，從這兒望出去，我沒有覺得我離開了北京，或者我可能還在深圳。只有你在馬路上看到指示牌上寫著上海的字樣，它提醒著你身處另一個環境，每個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鋼筋水泥都市森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越來越相像。」

直到電影的結尾處，深圳才一點點露出真容，耀婷透過窄窄的窗看到了巨大的「世界之窗」。這是深圳地標性的主題公園，微縮的埃菲爾鐵塔、凱旋門、金字塔依次排開伸向遠方，與她身處的城中村形成強烈反差，如同荒誕的隱喻。

她和新民站在工地上向外望去，鏡頭緩慢地搖向窗外，先是一片寬闊的海域，綠蔭遮蔽的沙灘，然後是低矮的平房，城中村的小樓，往遠處看是成片的公寓、泛著光的玻璃建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整個城市的圖景徐徐展開。「你可以看到這個城市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從無到有，一個階層一個階層往上走。故事是不是發生在深圳已經不重要了，我們講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城市謀生的人，這樣的人比比皆是，重要的是他們如何在這個城市裡生活，他們能不能留下來。」李睿珺說。

每個人生而平等

2016年前後，深圳房價瘋漲，「六平米賣88萬，你不買後面的人隨時擠上來接盤」。耀婷被浪潮推著擠入買房大軍，售樓經理站在毛坯房裡指著窗外介紹，哪裡會建學校，哪裡會設計醫院，可是耀婷什麼也看不見，窗外一無所有，只有霧霾一片。高企的房價，緊張的醫療教育資源、日益惡劣的環境污染，這些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路過未來》都想一一呈現。

耀婷沒有足夠的錢買房，為了能在這座城市落腳，給家人一份安定的生活，她不得不嘗試快速掙錢的方式——試藥，她像小白鼠一樣為那些還未上市的藥品測試藥性，隱瞞了自己肝移植的病史，錢還沒攢夠，身體很快垮了。很多時候，她就像幽靈一般，在命運的霸凌面前無力反抗，不知何去何從。「耀婷們」無法真正與過去告別，但幻想的未來始終沒有到來，無論付出多少的努力，哪怕以健康以生命為代價，他們始終在人生的夾縫中反覆徘徊，並且沒有得到基本的尊嚴。

「他們參與了城市的建設，卻不一定能能享受到相應的待遇。」李睿珺想起去年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城市裡多了一個人，少了一個人沒有人在意，他們真正的命運是什麼，沒有人關心。」他回想起過年空無一人的街道，到了初七初八恢復往日的喧鬧：「你站在天橋上，看到那些車輛亮著燈，像血管里的血液在這個城市裡涌動，你閉上眼睛站在街頭，聽到每個路過的講的方言，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域，如果有一天都他們都回去的話，這個城市就失去了運轉的可能性。」

北漂的李睿珺曾經在一個城中村裡生活了十年，對於影片主人公的遭遇感同身受。作為導演，他經常參加國外電影節，沒有北京戶口的他需要辦暫住證，有了暫住證才能辦護照，而暫住證有效期是一年：「每次去辦暫住證的時候都會提醒你，這兒跟你沒關係，我手裡握著一疊暫住證，每辦一次就會覺得在這個城市又暫住了一年。」他故作輕鬆地聊起坐一趟地鐵被查兩次身份證的經歷：「直接在我腦門兒上蓋個戳算了，有時候你會覺得那是一種冒犯，會有不愉快的心情，但另一方面，這是他們的職責，他們需要維護社會的治安和穩定。」

他也想過回家，可是回去也不容易：「其實中國人是特別戀家的，農民在村子裡種幾畝地，糧價又低，面對今天高昂的生活成本，只能去城市裡找機會，一來一去無形之中又給家庭帶來了負擔。」在李睿珺的故鄉，那些留下來的女人變得越來越男性化：「男人走了，女人得學會駕馭生活，所有的女人騎著男式摩托在街上幹活，剪短髮，她一個人照顧家裡的老人和小孩，她已經忘了自己是女人。」

正因為相似的遭遇、相似的心境，李睿珺緩慢流動的長鏡頭始終平視著它的拍攝對象，冷靜的凝視中有帶著一份溫情，他很少使用快切鏡頭，希望給觀眾留下一份完整的時空，讓他們也能夠感同身受。「它關於離開家鄉去另外一個城市追尋更好生活的人，只不過有的人是農民工，有的是賣水果的小攤小販，有的在跑黑車，有的是快遞員，有的是環衛的阿姨，我作為導演，你作為記者，我們只是職業屬性不同而已，我們沒有誰比誰高，誰比誰低，從來沒有，人和人是平等的。」

《路過未來》像紀錄片一般高度模擬真實的生存環境，同時放大那些從未被認真審視的生活細節，當你看完電影，再次走進人群中的時候，會突然開始注意那些往日被忽視的角落，看到那些同在一個城市打拚的人們，它提煉出每個異鄉人的遭遇和心境，也許你未經歷過耀婷或者是新民的人生，但或多或少都能夠從中看到一些與自己有關的生活碎片，那些頹喪而迷茫的時刻，當然還有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溫暖情感。

在大象點映組織的百城首映禮上海站的現場，一個女孩問李睿珺拍這部電影的目的是什麼，她好像看到了一些希望，但更多的是絕望。李睿珺想了一會兒說：「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追尋到心中的未來，希望每一個人的生活能夠越來越好。」

《路過未來》將通過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放映，它意味著只在1500塊銀幕上放映，放棄了另外四千九百萬塊銀幕。這是李睿珺和出品人江志強第一次見面時就達成的約定，安樂影業總裁江志強是藝術院線聯盟的發起人之一，李睿珺也希望自己的電影能夠在藝術院線放映：「其實今天拍這樣的電影並不值得欽佩，值得欽佩的是在大家都在賺錢的時代，還有投資人願意做這樣的事情，他明知道可能會虧錢，但還是願意去改變這個生態，我覺得這是一種希望，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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