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患者海外求醫：赴美還是赴日？

醫療水平的差距，造就了海外就醫市場的中長期剛需，然而，高昂的醫療費用可能會把大多數新興的中產階級擋在門外，中介機構開始積極尋找或培養新的醫療需求。

（資料圖）

《財經》記者 賀濤 辛穎/文 王小/編輯

回想起一年前的人生至暗時刻，年屆60歲的張鴻如今已能坦然面對，並相信自己當時做了對的決定。

2017年6月3日，家住江蘇無錫的張鴻被查出左肺下葉有近5厘米的腫瘤在生長。人生的時鐘彷彿一下被撥快了，他來不及恐懼，迅速發動資源尋找出路。

他妻子的表哥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麻省總醫院工作，那裡是全球肺癌治療的領先機構，在交流中，表哥邀請他到美國就醫；一個朋友建議他去日本，朋友在2016年發現肺癌，已是晚期，被國內醫院判定已經不宜手術，朋友的女兒聯繫去日本就醫，目前看治療效果很好。

「美國太遠了」，擔心路途勞頓和時差影響病情，張鴻決定去日本，這一決定也得到表哥的認同，日本醫療水平也挺好。

20天後，張鴻在妻子陪同下趕赴日本。在中國，與張鴻有相同選擇的人越來越多。日本駐華大使館提供給《財經》記者的數據顯示，2016年簽發給中國人的醫療簽證數量為1149件，相比2015年增長38%。

官方記錄只是冰山一角，一般來說，像癌症這樣的重症患者才會辦理手續較多的醫療簽證，從而獲得最多可達三年的有效期，而且每次的停留時間最長可達半年，親屬或其他陪同者也可以獲得該類簽證。更多到日本就醫的中國人持旅遊簽證，最多可達90天的允許停留時間足夠覆蓋就醫過程。

有業內人士判斷，日本可能會成為國人海外就醫的最大目的地國。

誰在推動赴日就醫？

通過國內中介機構，張鴻預約到順天堂大學肺癌專家鈴木健司接診。從入住，經過一些檢查，到接受左肺切除手術，也就四天。讓張鴻妻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整個手術過程，出血量不到50毫升，不用輸血。手術很順利，六天後，張鴻出院了。

當初支撐張鴻選擇赴日就醫的首要理由，是日本腫瘤治療的較高水平。2018年1月30日，醫學雜誌《柳葉刀》分析2000年－2014年間，全球71個國家和地區、18種主要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變化趨勢，結果顯示，日本在食道、胃、肝臟、肺、乳房、子宮頸等癌症方面的生存率居全球前列；從整體癌症看，日本和美國的五年生存率分別為57.4%和64.0%，日本的數據略低於美國，卻比中國的36.0%高出一大截。

五年生存率是評價腫瘤治療效果的重要指標，是指某種腫瘤經過各種綜合治療後，患者生存五年以上的比例。一般來說，腫瘤治療後五年內不複發，複發的可能就很小。

張鴻所罹患的肺癌，日本的數據確有優勢。日本的五年生存率是32.9%；美國和中國分別是21.2%、19.8%。

當然，國內醫學界會有不同看法。「癌症患者到國外看病真是一個很大的誤區。」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院士赫捷近日在腫瘤防控院士高峰論壇上表示，我國醫生的外科手術水平很多方案是高於發達國家的，原因在於我國醫生臨床經驗更為豐富。

我國腫瘤患者生存期短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腫瘤患者中相當一部分人發現時已處於中晚期，許多患者已經出現了腫瘤的轉移。

不過，除了癌症生存率數據，還有其他可供對比的醫療數據。2017年5月，《柳葉刀》對19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醫療服務可及性和質量進行排名，結果顯示，日本的醫療質量排名第11位。

那些排在日本之前的國家，人口數量從幾萬到幾十萬、幾百萬不等，人口最多的西班牙也不到5000萬人。日本擁有1.27億人口。通常來說，一個國家人口越多，面向全民提供可及的、高質量的醫療保健服務也就更困難，在此排行榜中，同為人口大國的美國居第35位；中國居第60位。

日本自身的新葯研發能力，雖次於美國和歐洲，但其對藥品採取了開放包容的態度，吸引大批國際葯企將創新葯和仿製藥引入日本市場。如此一來，日本新葯上市時間與歐美差距不大，滯後期在數月之間；也不乏同步上市甚至優先上市的新葯，如全球首個PD-1藥物Opdivo，就在2014年7月於日本率先獲得批准，五個月後，才在美國獲批上市。

新里程美家國際醫療總經理郭亮分析，美國的醫療科技優勢明顯，但日本在很多醫療領域非常接近美國，且在部分亞洲人高發病種上還有優勢。

最新的治療方法和藥物大多在美國率先使用，然而，去美國看病開銷太大，前往醫治重大疾病的中國患者，動輒需要負擔上百萬元，且地理距離遙遠，身體虛弱的重症患者需面對旅途勞頓和時差的挑戰。而整體醫療水平與其接近的日本，醫療費用比美國便宜很多，距離又近。

出國看病服務機構厚朴方舟的創始人王剛注意到，前往日本的中國患者的病種漸趨多樣化，雖然癌症仍占第一位，但佔比不到一半，心臟病、丙肝、腦神經外科患者數量都在快速上升，艾滋病、癲癇、疑難病症患者也在增多。

為吸引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富裕階層，2011年，日本推出醫療簽證服務，增加國外患者赴日本的次數，延長在日本的停留時間。日本將醫療旅遊業納入「新經濟增長戰略」。

日本駐華使館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醫療簽證簽發數量1307件，其中1149件簽發給中國人，佔到87.9%。業內人士認為，這一數字只部分反映出重症患者赴日就醫的情況，去日本看病的中國人中，百分之六七十都可能走旅遊簽證。

醫療旅遊與海外遊客的增長是正相關的。2017年，赴日的海外遊客已經達到2869萬人次。日本駐華使館一等書記官大熊雅昭，日常負責簽證相關業務，他告訴《財經》記者，「以中國為中心，因醫療目的而訪問日本的外國人在迅速增加。」

日本醫療費用為何低？

近鄰日本，有些先進的治療方法的價格甚至比中國還低。王剛舉例稱，日本質子重離子項目一個療程在17萬元起，上海質子中心的價格是28萬－35萬元。日本的醫療費用為何這麼低？

這與日本醫療採用公共醫療保險體系分不開。在日本，醫療保險範圍內，所有的醫療服務和藥品的價格皆由政府定。在公共醫療保險範圍之外的，如醫美項目，需全額自付，由醫院自主定價。

日本充分動員政府力量與葯企談判價格，降價效果明顯。例如，一種治療丙肝的藥物，服藥12周，基本治癒丙肝，在美國全部療程下來，費用在70萬－80萬元；這種葯在日本一開始價格也很高，但到第二年採購時，政府就把報價攔腰砍一半。

美日之間醫療服務費用差距大，是因為日本和美國醫療保險體系不同。日本是在公共醫療保險下提供統一的醫療服務，政府對醫療價格的影響力強；而公共醫療保險在美國，只是保一部分，另外有非常靈活的商業保險來保障醫療服務，由於醫療服務主要由民間提供，價格也就由民間自主設定，想要享用高質量的服務，價格自然就高。

沒有日本公共醫療保險的外國患者就醫，需要全額自付，有時，還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加成。日本經濟產業省規定，日本醫院在接待國際患者時，醫療費用可以上浮，最高能收3倍的價格。理由是為了接收國際患者，日本醫療機構需要對自身進行完善，這樣會增加成本。

羽野嘉朗分析，如果針對海外患者完全重新制定價格，工作量會非常大，也很困難。所以，目前的做法是參考公共醫療保險下的醫療服務價格，以此為基礎進行一定的加成。

據春雨國際CEO熊娟觀察，目前不是所有日本醫院都對海外患者有加價；那些頂級醫院的醫療資源很緊張，通常會有費用加成，「也就是1.5倍到2倍」。

不過，盛諾一家創始人蔡強告訴《財經》記者，如果中國人到日本最頂級的醫院就醫，並按照3倍的加成價格收費，其醫療費用跟美國不相上下。

多位受訪業內人士則認為，即便是執行2倍或3倍的價格，中國患者到日本醫院就醫，依然會比到美國同級別醫院就醫便宜。

對於重症患者而言，如有意向到海外看病，比較高效的做法是，當發現罹患癌症時，儘快進行一次多學科會診，讓國內專家和國外專家通過遠程會診方式，議定出一個客觀的方案，再根據預算，選擇適合就醫的國家。

挑選病人

當下國內整體醫療水平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差距，造就了海外就醫市場的中長期剛需。「只要經濟實力允許，患者會想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熊娟說。

海外就醫花銷大，即便是去日本，很多國內患者也難以承受。於是，行業內眾多的中介服務公司都圍著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轉。有中介公司對前往美國就醫的重症患者進行畫像，發現大多是來自二三線城市的私企老闆，一位從事海外醫療中介服務的業內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他們有經濟實力，但「信息比較閉塞」，需要中介的服務。

比照這個用戶畫像，一家業內頭部企業曾在寧波和溫州成立分公司，因為那裡有錢的老闆多。然而，實際業績一般，兩個分公司不得不關張。「還是地方太小了，眼界太局限了，人們有病後，首先想到去上海看，根本想不到去國外看病。」上述業內人士評價。

實際上，美國的頂尖醫院都設有國際部，很早就開始接待國外患者，擁有完善的對應機制和豐富的經驗。這些國際部都會配備中文翻譯，提供醫學翻譯服務。但，「去美國就醫在中國推廣這麼多年，現在量也沒做起來。」王剛說。

既然此路狹窄，部分海外醫療服務機構在幾年前就逐漸開發日本、德國，以及台灣地區的醫療資源。不過，還有一些現實難題橫亘。

如日本，開放醫療市場時間不長，很多醫院並沒有做好接收中國患者的準備，大多數醫院都沒有配備醫學翻譯，還有住宿、出行、醫院預約等繁瑣事務需自行安排，對於語言不通的中國患者來說，這個挑戰極大。如此一來，重症患者到日本治療需要翻譯及赴日就醫中介服務機構來協調。

在日本，產業經濟省負責推廣醫療旅遊戰略；但醫院歸厚生勞動省管理。蔡強分析稱，主管部門的錯位，造成頂尖醫院接待本國患者已經很忙，對接收國際患者並不很積極。

日本醫院挑病人的情況，也讓不少中介服務機構感到困擾。熊娟的經驗是，日本醫院對中國患者的病例篩選非常嚴格，其接受度比美國醫院低得多，很多癌症晚期患者是不接收的，「日本基本上五個病例推過去，能夠接收兩個」。

日本醫生希望接收癌症早期的國際患者，如果患者在國內已經接受了手術治療，日方不太願意接收。因為第一臨床路徑很關鍵，如果沒有選擇適宜的治療方案，到第二、第三臨床路徑才開始改變方案，往往對患者的病情幫助不大。

對此，羽野嘉朗表示，如果海外的患者需要到日本接受診療，為了讓他們在日本有一個安心就診的過程，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進行整體服務上的完善。

海外醫療中介機構還在發現或者培養新的醫療需求。熊娟就認為，未來到日本做擇期手術，會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點。比如關節置換、痔瘡等手術，日本做的非常精細，可以做到隨治隨走。這種小手術價格不貴，一台幾萬元，且恢復周期短，做完手術還能順帶遊覽日本。

隨著海外就醫市場的下沉，一些有醫療特色的國家也逐漸成為國人新的醫療目的地。如有「世界子宮」之稱的泰國，很多歐洲人都去那裡接受生殖醫療服務，帶火了泰國的醫療旅遊。現在，去泰國做試管嬰兒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

3月18日，張鴻夫妻在完成第二次複查後，從日本回國。複查結果讓張鴻高興，所有指標都很正常。

（本文首刊於2018年5月7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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