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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時空】薦書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邊疆歷史文化》

原標題:【邊疆時空】薦書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邊疆歷史文化》



叢 書 名:「一帶一路」上的中國邊疆歷史文化


叢書主編:於逢春


本 卷 名:大河黑龍江


本卷主編:於逢春 田恃偉 平林


主編簡介


於逢春,遼寧東港人,教育學博士。現任浙江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環東海與邊疆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叢書主編自薦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邊疆歷史文化

總序


「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立項叢書——《一帶一路上的中國邊疆歷史文化》(120卷本)(以下簡稱《絲路上邊疆文化》)就要陸續出版並和廣大讀者見面了。本叢書是將基礎性研究成果以通俗化與大眾化方式呈現給讀者的嘗試之作,希冀把以往藏在深閨、主要供行內專業人士查閱的深奧之作,予以簡約化和再創作,用普通讀者容易接受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或許是一個階段性的試錯作品,即便如此,這也是各位作者長時間辛勤積累、積極努力的結晶,也是中國邊疆學界眾多專家學者通力協作的共同成果。


一、叢書編輯緣起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已近40年,憑藉著國人較長時段的艱苦奮鬥, 藉助於國際產業分工調整大勢,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得到了充分釋放,國家也一步一步地恢復強國地位。中國的快速復興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國際政治態勢的變化,也催生了中國周邊情勢的變動。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社會在相當長時期內實施的出口導向型增長、傳統成本優勢、拼資源與環境、土地財政等發展模式,雖然是經濟發展初期難以逾越的階段,並在短時期內顯示出驕人成效,但伴隨著經濟社會向高層級發展,其隱含的資產泡沫化、環境污染、高庫存與超產能、低收入群體較大、階層趨向固化等問題也愈益凸現。相關問題投射到原本脆弱且耐受力較差的邊疆地區,便會引發出盛世邊疆的各種不虞事件。


上述國際及周邊形勢變化,國內特別是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顯露出的問題,除了需要我們通過自身努力尋求破解之道之外,還要求中國「走出去」,向世界尋求解決之法,在國際舞台上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回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支持與厚愛。這是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走出去」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大國擔當的表現,更是中國回報國際社會較長時段多方支持的契機。當然,要順利地「走出去」,自然應在搞好邊疆治理議題的同時,理順周邊關係、承擔起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應該說,能推動中國「走出去」的抓手固然很多,但就其深遠影響力和可預期效力而言,莫過於「一帶一路」建設構想。該構想旨在加強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相互依存關係、推動沿線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進而助推沿線各國間實現文化多元、政治自主、經濟互補、社會可持續進步的發展目標。

那麼,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建設構想的發起者,除了對該構想提供經濟支持、倡導政治互信之外,在歷史經驗與精神文明方面能夠提供哪些支撐呢?念及此,我們將目光投射到了陸海絲綢之路本身,希冀從中尋求各種歷史文化資源。經過初步探究,我們發現古老而又年輕的海陸絲綢之路上曾孕育過豐厚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而絲綢之路中國段的歷史文化更是堪稱豐富多彩、底蘊深厚。這些歷史經驗與文化資源。這些歷史經驗與文化資源,對解決中國「走出去」所衍生的問題,對沖淡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地方保護主義及民族主義,對化解中國邊疆及周邊問題,對沿線各國在新時期實現友好合作,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有鑒於此,我們開始策劃、編纂與出版這套《絲路上邊疆文化》叢書。希冀從先人那裡汲取歷史經驗,從學術層面解讀一些緊要的邊疆及周邊問題。


二、絲綢之路蘊含的精神文明


一般認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始於前漢張騫「鑿空西域」之際。但不可否認的是,張騫通西域的目的主要是基於軍事戰略考量,並非著眼於物質貿易與文化傳播。張騫「發現」的西域之路是以今中國新疆-中亞諸國為中心、由多條路線構成的向歐亞大陸乃至北非輻射的貿易之路,從西漢至19世紀中期,該絲路的核心地帶,漢籍始終稱之為「西域道」「沙漬道」「蔥山道」等。該路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並加以再建構,進而被廣泛採用,始於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於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一書。李氏在該書中首次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 年間中國與中亞兩河(阿姆河與錫爾河)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要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並且在地圖上進行了標註。30多年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Herrmann)在其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將「絲綢之路」的路線與區域予以進一步界定:古代中國經由中亞駛向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該界定甫一問世,便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現代考古學與歷史研究證明,早在張騫鑿空「絲綢之路」之前,早在作為紡織品與衣物原料的「絲綢」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的遠古時代,聯結古代中國與中西亞及歐非兩洲的東西方商路就已經被開通。其中,比較有名的有「草原之路」「青金之路」「玉石之路」與「蜀布之路」等,此諸路便是張騫所鑿空的「絲綢之路」的前身或有機構成部分。


關於「草原之路」,早在張騫之前的六千年就已經初步開通。譬如,今遼寧西北部與內蒙古東南部的興隆窪文化時代的石雕女神像與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同類作品有相通之處與親緣關係;距今四千年前的歐亞大陸北部草原地帶分布著一條東西綿延萬餘里的細石器文化帶;公元前20世紀,形成於葉尼塞河上游與中游流域的青銅文化,沿著草原之路向東西延伸;公元前9世紀前後,掌握了騎馬技術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和斯基泰人(Scyhians)先後成為游牧民族的先驅,它們沿著歐亞草原東西馳騁,以黃金飾品與器皿製作及使用為顯著標志的黃金文明得以東西傳播。至此,作為大「絲綢之路」有機構成部分的「草原絲綢之路」臻於完備。同時,經過數千年不間斷地交流,到了匈奴興起之前,從大興安嶺山脈西麓到黑海北岸、伏爾加河流域的廣袤草原地帶擁有了共同的文化因素。


至於以青金石為大宗貿易貨物的「青金之路」,實際上就是後來的中亞-西亞絲路西段,該路早在張騫之前的4000年已經開通。青金石,又稱天青石,是一種不透明的藍色半寶石,雖然產地不少,但產自今阿富汗的最受青睞。大約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產自今阿富汗東北角巴達赫尚省的青金石便分數路向外輸送。其中,主要的一路為西路,由今巴達赫尚省一路向西,經伊朗高原到達兩河流域北部地區;另一路為南路,由今巴達赫尚省向南翻越興都庫什山,沿印度河南下至阿拉伯海,由此沿海岸西上進入波斯灣,然後藉助于海路北上兩河流域南部地區。由水陸兩路運來的青金石在此消費一部分後,餘下則由此繼續向西,或銷往地中海地區,或銷往今北非地區。


就「玉石之路」而言,以和田石為大宗貿易商品的「西玉東輸」之路早在張騫之前的2000多年就已經開通,此路乃後來的陸絲東段。中國玉文化至少肇始於8000年前,經過數千年的漫長浸潤,大約距今4000年時,玉文化已覆蓋今日中國域內的中部與東部。在此之前,各地所使用的玉石大都為本地玉;茲後,因和田玉的發現,西玉開始東輸,「玉石之路」開通,各地有權有勢者便不再使用本地玉,只用和田玉。根據葉舒憲先生等研究,4000多年前的「玉石之路」共有三條,以今日南疆與昆崙山為中心,分別是北線——玉石之路草原道、中線——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南線——玉石之路青海道。


另外,溝通今川-滇-緬與印度等南亞地區的商路開拓也很早,遠遠早於張騫「鑿空西域」之際。當時從巴蜀之地將邛竹杖、蜀布等輸往南亞早已為人們所熟知,故筆者稱之為「蜀布之路」,也是後來的「西南絲綢之路」。


與上面談及的陸上絲綢之路相照應的,還有一條從中國東部沿海出發,分別向東到達日本、向東南到達今菲律賓群島乃至澳洲北部、向南到達今馬拉半島及印尼群島、向西南經過今南海並穿過馬六甲海峽或巽他海峽到達南印度和西亞乃至北非的海上貿易之路,今人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後來因該路所輸出的瓷器為最大宗商品,故又名「瓷器之路」或「陶瓷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肇始時間也很久遠,有學者通過基因檢測技術與體質人類學研究後認為,大約在6000-12000年前遷徙到美洲大陸的蒙古人種移民是通過一種有三角帆的船,順太平洋特定的海流東漂,經過漫長的海上生活,橫渡太平洋,最終到達北美大陸。雖然海上絲綢之路在紀元前的影響力可能不及陸上絲綢之路,但進入秦漢時代以降,伴隨著造船與導航技術發達、帆船運力增強、海船運量增大,以及由此帶來的海運風險較低的影響,海上絲綢之路漸漸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龍頭老大地位。


說到古代中國先民的航海事業,堪稱輝煌。瀕海的百越人、東夷人早在距今8000年前就開始以原始的舟筏、古老的航海知識,展開了貼近海岸或藉助海流的航海事業。至遲到五六千年前,他們創造了橫渡世界最大的洋——太平洋的壯舉。迨至殷商時代,中國已經出現木帆船。進入西周時期,周武王更是特設了「舟牧」或稱「蒼兕」等專門管理舟船及航運的官吏。到了前漢時代,漢武帝在先秦已有航海事業基礎上,開闢了其帝國境內北起今韓國之漢江入海口,南至今越南之巴江入海口的南北沿海大航線。與此同時,從南海到北印度洋、從黃海到日本海的海上絲綢之路也被開闢了出來。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快速發展,到了公元7世紀以降,唐朝遠洋船隊不但能輕鬆地穿越阿拉伯海與波斯灣,而且能夠從廣州直航紅海與東非海岸。其航程之綿長,航區之廣闊,已遠遠凌駕於擅長航海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等之上。同時,唐代黑水靺鞨人、渤海人分別開闢了多條橫渡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的航線。唐朝還開闢了橫渡黃海、東海抵達日本的海上航線。到了南宋,特別是元朝,不但開闢了北洋漕運航線,而且開闢了離岸遠航、橫斷印度洋直抵西亞與非洲的航線。元世祖忽必烈動輒以艦船數百艘乃至4400艘,載軍數萬或十數萬跨海遠征,彰顯出元帝國巨大的遠洋航行能力與高超的編隊航行技術。


耐人尋味的是,4000多年前,今日中國域內還沒出現被稱為階級對立產物、暴力機器且能被考古學證明了的國家,更無政府存在,各種文字也沒有被創造出來。也就是說,海陸絲路前身的「玉石之路」「草原之路」「青金之路」,以及諸條跨海越洋航線是在沒有國家,更沒有政府在場的情形下被人類自發地創造了出來,這便是「絲綢之路」的魅力所在。說明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合作與協同精神、互聯互通能力、互通有無意願、彼此學習需求、相互理解能力,此乃該路貢獻給人類的精神文明。


三、叢書編輯宗旨與選題範圍


上述可見,海陸絲綢之路也好,海陸絲綢之路所承繼的「草原之路」「玉石之路」「青金之路」「蜀布之路」,以及早期航海之路也罷,生成於其上的中國邊疆歷史文化,不消說,都應在《絲路上邊疆文化》叢書的書寫範疇之內。由於海陸絲綢之路幾乎覆蓋了中國海陸邊疆地區,所以,大凡與古今中國邊疆乃至周邊有關的邊疆歷史與地理、邊疆政治與經濟、邊疆族群與民族、邊疆政權與國家、邊疆社會與文化、邊疆事件與人物等,自然也應在本叢書收羅之列。


基於以上定位,《絲路上邊疆文化》叢書內分陸上邊疆與海上邊疆兩大部分,共計12卷,茲說明如下。


陸上邊疆按今日邊疆省份來劃分,從東到西、由北而南分別為「奉天遼寧卷」「長白吉林卷」「大河黑龍江卷」「大漠內蒙古卷」「隴上甘肅卷」「蒼茫新疆卷」「雪域西藏卷」「彩雲之南卷」「八桂廣西卷」,計9卷。


海上邊疆按「環中國海」海域來劃分,分別為「東北部海域卷」「東部海域卷」「南部海域卷」,計3卷。其中,「東北部海域卷」主要以鄂霍次克海與日本海為中心來書寫。因為鄂霍次克海直至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之前,其西部海域及庫頁島等仍屬於中國,本著歷史主義精神,該海域歷史文化作為歷史敘事來寫,不牽涉現實疆域,不談歸屬問題。至於日本海,與鄂霍次克海一樣,直至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之前,其西部海域仍屬於中國。另外,即使按照現行國際法,中國直至今日仍擁有圖們江出海權,仍是日本海沿岸國之一。所以,日本海自然也是本卷考察與描寫對象之一;「東部海域卷」主要以黃海與東海為中心來撰述,偶爾也會涉及歷史上的日本與朝鮮半島。至於渤海,因系中國內海,不屬於邊疆海域,故不作為書寫對象;「南部海域卷」主要以南海,以及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的爪哇海、蘇拉威西海、班達海、阿拉弗拉海等若干個海域為主要著述對象。


需要格外強調的是,根據事先擬定的編寫宗旨,《絲路上邊疆文化》叢書所描述或所書寫的對象是「中國邊疆」的「歷史文化」。也就是說,本叢書將遵循既定宗旨,只就歷史文化談歷史文化,既不牽涉,也不影射周邊國家的既定或現實領土主權問題,更不對該諸問題訴諸任何帶有傾向性、立場性與主觀性評斷。當然,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初步統一狹義的中原、公元前200年前後匈奴首度統一大漠南北以降,直至1820年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為止,古代中國疆域始終處於變動狀態。進入近代後,中國疆域的變動更加劇烈,至今尚未最終確定。中越兩國於2000年、2009年分別簽訂的海域和陸地邊界勘界議定書,是中國與鄰國最近時期兩次劃分海域與邊界之舉。即便如此,中國與印度、不丹兩國尚未簽訂陸上邊界條約,中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汶萊諸國尚未最終劃定彼此都認同的海域。這使得本叢書內容在有意無意之中都會涉及古代,特別是近代乃至現當代中國疆域的經常盈縮伸退問題。但需要說明的是,基於本叢書設定的書寫對象與撰寫視角,有關中國疆域變動、中國與鄰國邊界或海域劃分等問題,本叢書概不予探討,即使涉及也不設定任何主觀性立場。所以,本叢書的書寫對象即使超出了今日中國疆域,本叢書也只是將這些對象作為歷史文化來書寫,就歷史文化史實來討論歷史文化本身,既不與現當代國家領土主權歸屬問題掛鉤,也不和歷史文化的首發權或所屬問題相牽涉。簡言之,本叢書尊重中國歷屆政府與所有國家簽署且有效的雙邊或多邊條約、尊重現行國際法或邊界條約對周邊國家賦予的現有陸路疆界及其對相關海域的領有權,不介入至今尚有爭議領土與海域所屬問題的討論。


另一個需要明確的是,到1820年中國疆域最終底定之際,清朝已成為具有1300多萬平方公里陸疆本部,領有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遼闊海域,另有眾多陸上或海上屬國或屬部,擁有數十個民族的龐大帝國。進入19世紀40年代以降,伴隨著西方列強東漸、俄羅斯南下與東進、日本西來,清帝國直轄領土不但被俄羅斯-蘇聯及西方列強直接瓜分了200多萬平方公里,而且原屬中國直轄領土、面積多達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被蘇聯強制「獨立」。與此同時,清朝數量眾多的屬國和屬部,或自主脫離清廷,或被俄羅斯-蘇聯、英、法、日等列強攫取。伴隨二戰勝利與1960年代亞非拉獨立運動興起,以及1990年代蘇聯解體,這些國家大都相繼獨立。這些國家獨立後在用近代民族主義理論編纂本國歷史、建構本民族譜系過程中,都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與中國在歷史文化問題上或疆域所屬問題上有所瓜葛。無庸置疑,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不是本叢書的著眼點之所在,也不是本叢書撰寫宗旨之所在。即便如此,相關問題也是難以躲避的。為此,我們議定,如果本叢書涉及到中國與周邊國家共有或共通歷史問題時,均本著歷史文化共享、歷史疆域所屬問題擱置爭議的態度來對待。同時,對既有邊界現狀、相關國家實際控制區域等問題,則依循國際法與現有國際秩序,不採取單方面表述方式,而是本著尊重各自表述、雙方表述均予以同時羅列的原則予以解決。


如上所述,海陸絲綢之路所承繼的「草原之路」「玉石之路」「青金之路」「蜀布之路」,以及早期航海之路等,是在國家還沒有誕生、政府遠未登場時代,由人類自發地開拓出來的物質互通有無、文明相互傳播之路。凡此種種,充分說明這是一條和平之路,表明人類天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設計能力,人類天然具有命運共同體意識。實際上,直至16世紀,整個世界的國家疆界意識還不是很強烈,當時的海陸絲綢之路也是不用護照就可以相互通達,互相交流的。應該說,和平共處、文化互通、物質交流、自我管理、命運共同體意識,是海陸絲綢之路的精神與精髓所在,而再發現與再詮釋這些精神與精髓,則是本叢書的編纂宗旨。


四、叢書應進一步修正和提高之處


如前所述,中國疆域的形成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初步統一狹義的中原、公元前200年前後匈奴首度統一大漠南北到1820年由清朝最終奠定,始終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即使經過近代乃至現當代的急遽變更,直至今日仍沒有塵埃落定,仍處於沒有最終且徹底劃定的狀態。正因為如此,「一帶一路」本身與中國疆域的盈縮衍變息息相關,並使得「一帶一路」上的歷史文化還有許多疑難點,個別領域還鮮有人涉足。另外,撰寫《絲路上邊疆文化》叢書需要受過歷史學與地理學,或民族學、宗教學及文化學等學科訓練,這些都是內容較為豐富的學科,非下苦功夫難以掌握。而本叢書的撰寫,既要求作者學養精深,又要求作者知識博廣。應該說,這些要求是一個人一生不斷努力追求的目標,一時間很難達到。所以,在項目確立之際,我們就深切地意識到完成該叢書所要面臨的巨大困難,但「一帶一路」建設戰略的實施是不可能讓我們無限期地等待下去的。在此情形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別無他途。現在,雖然這項任務已經逐次推進,叢書也分批次付梓,但我們仍感到還有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化和不間斷地解決,我們也知曉已納入出版計劃的成果依舊存在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不足乃至謬誤。即便如此,因囿於學力不足,我們也依然無力避免。所以,我們寄希望於廣大讀者,真誠地期待著能藉助廣大讀者,特別是專家讀者的力量來指出我們的不足與錯誤,我們一定會虛心受教,以便於再版時進一步修正和提高。


責編:李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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