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甫仁迫降過周恩來的座機嗎

原標題：譚甫仁迫降過周恩來的座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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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大案--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譚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人暗殺。案件發生 不久，兇手就被發現，案情已基本清楚。因為案情重大，而且發生在「文革」期間，直到19 78年才結案。案子結束後，案情未向群眾公布。社會上對案情有許多猜測。80年代以後，一些報刊書籍也加入到流言傳播之中，說譚甫仁是林彪線上的人；林彪企圖暗害周總理，命令 譚把周總理的座機打下來，譚沒有打飛機，而是將飛機迫降下來，林彪害怕事情暴露，便派人把譚殺了。此說法流傳很廣，許多人至今仍被蒙蔽。我們都是年逾古稀之人，懷著對黨、 對歷史負責和給後人留下可靠依據史料的責任感，寫成此文。

譚甫仁被害案件真相

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時左右，譚甫仁和夫人王里岩在昆明軍區大院內的寓所里被槍殺 。上午7時，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周興在電話上向周恩來報告了情況，周總理當即作出三條指示：1.要組織搶救；2.案子很可能是內部的人乾的，要抓緊時間破案，重點是軍區機關內部；3.成立專案組，由你直接負責，公安部派人協助。昆明軍區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成立了專案組，開展偵破工作。新華社於12月23日發布一條400多字的消息，《人民日報》、《雲南日報》和全國其他各大報都刊登了消息。《人民日報》的消息如下：

新華社昆明二十三日電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部隊政治委員、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譚甫仁同志，於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按：應為十七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終年六十歲。

譚甫仁同志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五月參加中國共產黨。歷任連政治委員、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員、縱隊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省軍區政治委員、武漢部隊第二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治委員等職務。

譚甫仁同志一貫忠於毛主席，忠於黨，跟隨毛主席幹革命，幾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黨對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

……

經過專案組和軍區機關群眾的努力，兇手終於被查到，案情逐漸被查明。兇手名叫王自正，原名王志正，祖籍在河南省內黃縣老解放區。1947年國民黨軍隊佔領內黃，王自正的一個堂兄是反革命地主武裝還鄉團的頭目，為了進行階級報復，他帶人槍殺了一個我黨農村基層幹部。王志正參與了這次行動。後來，國民黨反動派撤退，王志正也逃跑了。1948年河南省大部分地區解放，王志正改名王自正，混入人民解放軍。他編造歷史，偽裝積極，騙取領導信任，由戰士提升為幹部，調到雲南省軍區法院、昆明軍區法院工作，後來併入昆明軍區保衛部。他原來是保衛部的秘書，負責保管文件、印章及部里的日常雜務，主要工作是管理保密室。

1970年4月，王自正剛被提升為文山軍分區保衛科科長，尚未到職，因為歷史問題暴露，被隔離審查。在被審查期間，他對參與殺害我基層幹部一事供認不諱，但是對當時他本人是否帶了槍，是否開了槍，一會兒承認，一會兒又推翻，組織上也沒有掌握這方面的事 實和證據，審查了7個月，無法定案。王自正對前途感到絕望，產生了階級報復思想。他利用隔離審查地點警衛工作的漏洞和保衛部保密室在他被隔離審查後沒有更換密碼鎖號碼的疏忽，逃出隔離地點，潛入保衛部保密室，盜取兩支59式軍用手槍。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他越牆進入譚甫仁住宅，槍殺了譚甫仁夫婦，作案後又潛回住地。經過發動群眾提線索，發現王自正有重大嫌疑。就在專案組派人去取他的指紋鞋印的時候，王開槍打傷工作人員，然後開槍自殺。專案組根據現場留下的指紋、鞋印、彈頭彈殼，以及王自正留下的筆記，確認王就是殺害譚甫仁夫婦的兇手。在進一步調查案件的過程中，軍區保衛部部長景儒林認識到自己責任重大，因為兇犯王自正原來是保衛部的人，王的歷史問題是他負責審查的，槍是從保衛部偷出去的，譚甫仁的警衛工作是保衛部負責的。他深感內疚，自縊身亡。

譚甫仁、王里岩夫婦在延安的合影照

專案工作拖了八年，工作人員幾經調整，沒有查出其他情況。1978年專案組為昆明軍區黨委和雲南省委起草了結案報告，主要內容是：殺害譚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兇手是王自正；本案的性質屬階級報復，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個人作案。景儒林的自殺，是他自感責任重大、「沒臉見人」而採取的極端行動，與本案無涉；由於兇手自殺以及事過境遷，某些與本案有關的細節已無法查清，沒有必要再查了；鑒於本案已破，偵破工作完成，從現在起，專案組的工作宣告全部結束，予以撤銷。結案報告經昆明軍區黨委和雲南省委批准後，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華國鋒、葉劍英、紀登奎等中央領導圈閱了報告，圈閱件退還給昆明軍區。偵破工作正式結束。

謠言的出籠和傳播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南方一家雜誌刊登了一篇文學題材的文章《司令部的槍聲》，描寫林彪集團命令某大軍區的司令員用導彈攻擊一架民航飛機（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的座機），這個司令員沒有用導彈打飛機，而是把飛機迫降下來。林彪集團為了殺人滅口，派人把這個司令員暗殺。雖然文章沒有明指昆明軍區，沒有寫出政治委員的身份和譚甫仁的名字，但是非常明顯，就是影射譚甫仁的。這是「譚甫仁迫降周總理座機」始作俑者。

隨後，其他報刊相繼刊登文章，而且明確寫有譚甫仁的名字。《西湖》雜誌1988年第5 期刊登了《「文革」中震驚全國的譚甫仁被刺案經過》，大意是：譚甫仁是林彪在雲南的代理人。譚甫仁在被刺前五天，接到一個從北京打來的絕密電話，當天他到了飛機場。這時有一架從東北方向飛來的民航飛機，經過昆明飛向越南。譚甫仁本來要發射導彈擊落這架民航機，臨時改變主意，指揮三架噴氣式戰鬥機起飛將其迫降。民航機降落後，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是周恩來總理。林彪怕事情泄露，所以殺人滅口。譚甫仁是被軍區「保衛部一科科長汪之真」刺殺的。汪之真曾經當過還鄉團的中隊長，並有血債。「保衛部長金樹立」抓住汪之真的這個把柄，指使汪之真刺殺了譚甫仁。案子發生後，汪之真和金樹立先後自殺身亡。案子到最後不了了之。這篇文章被《吉林日報》編輯部編的《〈文摘旬刊〉精選本》第四集轉載。雖然通篇都是無稽的謠言，但是造謠者顯然知道有關昆明軍區和此案的一些細節。例如：保衛部長「金樹立」是景儒林的諧音，兇手「汪之真」是王自正的諧音，「汪之真」參加過還鄉團，等等。如果不了解昆明軍區的情況，這樣的謊言是編不出來的。

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演義》一書。此書作者張濤之，是張濤的筆名。該書第七十九回的標題是「藍天行刺迫降總理座機，黑夜動武暗殺政委夫婦」。內容要點是：譚甫仁是林彪的老部下，他由林彪推薦，從工程兵調到昆明軍區。1970年12月，秘書交給譚甫仁一份機密電報，電報命令他：「此月某日，將有架從緬甸飛來的民航機，該機經過昆明時，務必擊毀之。」譚甫仁不敢無緣無故地打民航飛機，但密令又不能不執行，於是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將飛機迫降。到了指定日期的前一天，譚甫仁拿起電話，要通了昆明軍區空軍司令部：「我是譚甫仁。我命令，你們立刻準備好幾架戰鬥機，聽候調用。」第二天，譚甫仁進入作戰室。空軍作戰室向他報告：「發現一大型目標，是民航機，正由緬甸方向飛來，接近昆明。」譚甫仁立刻命令：「戰鬥機起飛，包圍民航機，使其在昆明機場迫降。」譚甫仁率一大幫軍人到機場等候。飛機降落後，譚甫仁坐車帶兵疾馳到飛機跟前，準備逮捕從飛機上走下來的人。結果走出來的是周總理。總理嚴厲質問譚甫仁：「你為什麼要迫降我的座機？是誰指使你這樣乾的？」譚甫仁回答：「我不知道是總理的飛機，我該死！」總理命令他：「你不要解釋了，立刻向中央寫出報告，交代清楚。現在你把跑道和航道讓開，我要馬上起飛。」

譚甫仁被刺後，當地群眾悲痛萬分，紛紛戴上白花悼念將軍

當天晚上，一個軍人上了譚甫仁住的二樓，將譚甫仁夫婦槍殺。中央對譚甫仁被刺案非常重視，派來了由公安部、總政治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組成的中央調查組來到昆明調查此案。經過調查，兇手是原來譚甫仁的衛隊長，使用的兇器是保衛部的兩支手槍。這個人因為參加過地主武裝還鄉團，被隔離審查。案子發生後，在保衛部長和一個保衛幹事去隔離室看衛隊長時，衛隊長向保衛幹事開了槍，然後逃進廁所自殺。中央調查組組長提出：「我看保衛部有問題，得清查一下。」在中央調查組決定對保衛部長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保衛部長上吊自殺。該書的結論是：「線索被掐斷了。譚甫仁一死，迫降總理座機的案子無從問起。保衛部長一死，譚甫仁被刺一案的案中之案成為千古之謎。」還是這本書的作者張濤之，在1999年6月4日《海南特區法制報》上發表一篇《周總理飛機迫降始末》，重複上述內容。不過有一點說得更加具體，說譚甫仁接到的密電是林立果發來的。《生活文摘報》、《老年文摘報》先後轉載了此文。雖然事情的經過編得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其實都是無中生有的謠言。

事實揭穿謠言

一、

1970年周總理沒有出訪越南和緬甸

根據報紙記載，1970年周恩來沒有訪問過越南和緬甸。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周總理在1970年沒有訪問過任何東南亞國家。我們查了《現代中越關係資料選編》，周總理訪問越南一共有3次，時間分別是：1956年11月18日，1960年5月9日，1971年3 月5日。據《當代緬甸》記載，周總理訪問緬甸一共有6次，時間分別是：1954年6月下旬，1955年4月中旬，1956年12月10日至12日，1960年4月15日至19日，1961年1月上旬，1964年2 月。另據昆明軍區司令部大事記，1970年周總理沒有來過昆明。

此外，據當時的國際形勢而言，周總理秘密訪問越南或緬甸也是不可能的。1970年越南戰爭正在進行，雖然這時越美已經進行和談，美國空軍停止了對越南北方大部分地區的轟炸，但是整個越南仍然處於戰爭的環境中，美國的航空母艦還在越南外海游弋。1970年5月20 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全國掀起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高潮，中美關係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如果1970年12月周總理乘 一架單獨的民航飛機秘密飛往越南，是非常危險的。而且1971年3月5日周總理公開訪問了越南，在此前80天沒有必要進行一次非常危險的秘密訪問。同樣，周總理在這個時候秘密訪問緬甸也沒有可能。1967年6月，緬甸當局排華反華，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抗議，並宣布不再派回駐緬大使。1969年11月，緬甸領導人表示希望恢復中緬友好關係，兩國關係開始鬆動。1970年11月，緬甸新任駐華大使抵達北京。1971年3月，中國新駐緬大使到達仰光就任。在譚甫仁被害案件發生的1970年12月，中緬關係剛開始趨向正常，中國還沒有向緬甸派駐新的大使，在這種背景下，周總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秘密訪問緬甸。

二、

譚甫仁沒有權力指揮駐昆明的作戰飛機執行任務

昆明軍區防區內原來沒有空軍。20世紀60年代初，我軍作戰飛機進駐昆明，並建立了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簡稱「空指」。直到昆明軍區撤銷，並不存在「昆明軍區空軍」這麼一個單位。「空指」直接由軍委空軍指揮，昆明軍區對「空指」沒有作戰指揮關係。除非軍委正式授權，昆明軍區首長沒有權力指揮駐在本防區的作戰飛機執行任務。當時昆明軍區能夠指揮的飛機，只有兩架小型的伊爾－14客機，作為軍區首長下部隊時的交通工具。而所謂「迫降周總理座機」的作者說，有一個「昆明軍區空軍司令部」，譚甫仁拿起電話就可以通過它指揮作戰飛機執行任務，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林立果這時已經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如果他要駐昆明的空軍執行什麼任務，完全可以直接向昆明軍區「空指」下命令，根本無需通過昆明軍區指揮員。通過昆明軍區指揮員，既繞彎子，又達不到目的。「迫降周總理座機」的文章刊登後，原昆明軍區「空指」副政委趙世英說：「我當時就在那裡擔任領導工作，怎麼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三、

譚甫仁是林彪在雲南的「代理人」嗎？

譚甫仁來昆明以前，是解放軍工程兵政委、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公室主任。他是怎樣到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而後到雲南工作的呢？王克學從1966年3月起擔任譚甫仁的秘書，了解事情的全過程。他說，1967年7月，謝富治、王力在武漢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七·二0」事件，事後中央將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等集中到北京辦學習班。譚甫仁原來是武漢軍區政委，對那裡的基本情況熟悉，被中央選中在學習班任領導工作。譚甫仁在處理武漢問題中，實事求是，辦事公道，依當時的標準來看，效果是好的。學習班結束後，中央推廣它的經驗，把譚甫仁留下擔任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公室主任。1968年初，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了個雲南班，把雲南軍內外的主要領導人和兩派的代表人物集中到北京學習，解決雲南兩派聯合的問題。1968年6月，中央決定派譚甫仁主持雲南工作。

1969年初，昆明軍區有兩位領導從軍委辦事組邱會作那裡得到「交底」：譚甫仁是哪個司令部的還不太清楚。對譚甫仁要提高警惕，不能跟得太緊。接著，由林彪死黨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把譚甫仁在具體工作上的兩個得力助手調走，對譚施加壓力。譚甫仁明白是誰在整他，但是沒有辦法。

所謂譚甫仁是「林彪在雲南的代理人」，他來昆明是「林彪推薦」的說法，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雲南在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鬥爭中，沒有人提出過這方面的問題或線索。

四、

在偵破譚甫仁被害案件中，沒有發現過任何「譚甫仁迫降周總理座機」的事實或線索

譚甫仁被害案件偵破工作進行了八年。先後直接領導和直接參与辦案的人員，有大軍區級幹部3人，省級幹部1人，軍級幹部6人，廳級幹部2人，軍隊師團級幹部和地方處科級幹部四五十人，還有公安部派來的處長和工作人員。雖然這些人對譚甫仁在雲南工作的看法和辦案的指導思想可能有差異，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都是黨長期培養、久經考驗的幹部，在涉及陰謀暗害周總理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專案組的人員絕不可能對黨隱瞞真相。假若譚 甫仁「迫降周總理座機」真有其事，他一個人也是干不出來的，按照製造作品者的說法，這件事牽涉到昆明軍區機要局的工作人員（軍內的電報要經過他們）、昆明軍區司令部作戰指 揮部門的人員、「昆明軍區空軍」的首長、「昆明軍區空軍司令部」作戰指揮部門的人員、航空兵部隊的首長和作戰指揮部門的人員、戰鬥機駕駛員、地勤保障人員，還有譚甫仁的秘書、司機和跟隨他的「一大幫軍人」，等等。在全黨全民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鬥爭中，難道這些人都是譚甫仁的「同夥」，不向中央報告和揭露嗎？作品中說譚甫仁遇害是在「迫降周總理座機」的當天或五天之後，如果真有其事，當時周總理不可能作出前面提到的三條指示，新華社不可能在譚被害後的第六天發布給譚應有的正面評價的消息。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正是查清這件事的最好機會，這時昆明軍區和雲南省委絕對不敢隨便作出譚甫仁被害案件是個人作案的結論，並解散專案組，中央也不會同意。

五、

黨對譚甫仁的評價沒有變化

20世紀80年代初，軍委決定公開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給我軍中將以上的高級將領每人寫一篇小傳，加上照片，收入書中。出書以前，雲南省某單位派一位負責同志去北京，向軍委提出意見，反對把譚甫仁的小傳收入書中。他列舉出譚甫仁的5個問題：1、在雲南搞「劃線站隊」，傷害了許多幹部群眾；2、準備興建「紅太陽廣場」，拆了工人文化宮；3、在滇池搞「圍海造田」，破壞了昆明的環境；4、在雲南不執行統戰政策；5、中央對譚甫仁沒有作結論。軍委當時的一位領導人親自接見了雲南來人，答覆說：「文革」期間全國各地都有兩派之爭，有的地方比雲南更厲害,兩派都說自己是正確的，其實都是錯誤的；興建「紅太陽廣場」不是雲南一個地方的事，有些地方已經建成；「圍海造田」等都是工作中的問題；中央對譚甫仁的看法，已經寫在他遇害後新華社發布的消息中，不需要再作什麼結論。《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於1987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譚甫仁的小傳和照片。

1997年，中央軍委決定為我軍二百多名高級將領立傳，譚甫仁名列其中。負責給譚甫仁寫傳的兩位同志，調查了譚甫仁一生的經歷，除了完成上級交給的立傳任務外，還寫了《名將譚甫仁》一書，於2001年9月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發行。雲南省某地方單位專門給軍隊方面發函，對此書提出不同意見。軍隊方面對此非常重視，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討論，給提意見者作出答覆，大意是：《名將譚甫仁》一書主要反映了譚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戰鬥歷程和重要貢獻，關於譚在「文革」中的情況作了簡化和淡化處理。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譚作為軍隊高級幹部，負責雲南主要工作，說過錯話，辦過錯事，甚至犯過錯誤，是可能的。但是除了《解放軍報》在譚被害時刊登的訃告外，未見到中央和中央軍委對譚有新的評價和結論性意見。本文無意評價譚甫仁在雲南的工作，也不認為他在雲南工作中沒有失誤，但是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假如譚甫仁有所謂「迫降周總理座機」的問題，哪怕只有一些線索，向軍隊方面反映譚甫仁問題的人絕對不會不提；軍隊方面對一個曾經迫降周總理座機或者有此嫌疑的人，也絕對不會做現在這樣的處理。這有力地證明：根本沒有所謂「譚甫仁迫降周總理座機」的事。

【來源：《百年潮》2003年06期 文/王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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