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畢洪業：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的演變及影響

原標題：【地緣政治】畢洪業：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的演變及影響

畢洪業：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的演變及影響

作者：畢洪業，上海外國語大學中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俄羅斯研究， 2018年第2期

【內容提要】地理空間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而言，一直有著特殊的決定意義。自立國以來，不斷進行領土擴張就成為俄羅斯國家歷史的一部分。縱觀歷史，俄羅斯地緣政治態勢變動的頻度和幅度，在世界大國中可以說是最為激烈的。正是橫跨歐亞的獨特地理位置和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促進了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並對俄羅斯國家的對外政策和發展走向形成影響。冷戰結束後，從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構想到普京的歐亞戰略，伴隨著對國家利益的討論和認識，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調整，還是回歸到了歐亞大陸本身。普京的「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很多契合點，拓展了兩國合作空間，但全面歐亞夥伴關係的設想，還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統評估。

【關鍵詞】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 歐亞聯盟 大歐亞夥伴關係

【中圖分類號】D851.2【文章標識】A【文章編號】1009-721X(2018)02-0023(22)

地緣政治（Geopolitics）是一個既古老而又嶄新的話題，因為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在處理國家間關係時都要考慮到地理空間因素的影響。縱觀俄羅斯擺脫蒙古統治以來500多年的歷史，從向西與歐洲列強爭奪暖洋出海口、向南蠶食中亞地區，到向東攫取西伯利亞和遠東，其地緣政治態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直到十月革命後蘇俄的戰略收縮和蘇聯的勢力範圍擴張，再到蘇聯解體所帶來的地緣政治急劇變動，俄羅斯國家地緣政治態勢變化的頻率和幅度，在世界大國中都是最為激烈的。正是這種地處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獨特地理位置和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催生了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的形成和不斷演進。冷戰結束後，從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構想到普京的歐亞戰略，伴隨著對國家利益的討論和認識，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調整還是回歸到了歐亞大陸本身。

一、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的形成與初步發展

隨著技術進步、經濟發展，指導國家間交往的地緣政治理論也不斷發展，但地緣政治理論無論如何發展、演變，最終都要建立在其永恆不變的邏輯支點——地理空間上。這一點在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思想發展和演變中顯得尤為突出。地理空間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而言一直有著特殊的決定意義。橫跨歐亞的獨特地理位置和廣袤空間，一方面賦予了俄羅斯民族某種特殊的優越心理和巨大的迴旋空間，但另一方面也時常對其造成「困擾」。在論證地理環境與俄羅斯對外擴張的關係時，美國學者亨利·赫坦巴哈指出：「沒有自然屏障是俄羅斯周圍環境的基本條件」，這種基本條件「不僅激發了一種遠達天涯海角的冒險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國社會的基本特徵。」[1]對此，俄羅斯著名思想家普列漢諾夫說道：「俄國的歷史是一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進行開拓的國家歷史。」[2]

在俄羅斯，就地理空間對國家發展影響的理論探索已有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早在19世紀30～40年代，有關「俄國與西方」問題，就形成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間的激烈辯論。一定意義上，兩者都是從地理空間或地緣政治角度探尋俄羅斯國家的未來，都強調俄羅斯有不同於西方的歷史特質，但斯拉夫派肯定俄國的歷史經驗，強調從本民族的歷史中尋找發展動力，反對走西方的道路；西化派則對本國的歷史遺產持否定態度，強調西方文明優於斯拉夫文明，只有走西方的道路俄國才有前途。[3]無論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方派，都不滿足於俄國落後的現狀，都在積極尋求使國家強大的發展道路，實際上都是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意識覺醒。斯拉夫派與西化派都在試圖拯救自己的祖國，兩者有「同樣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我們像伊阿諾斯或雙頭鷹，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4]相對而言，西方派過於激進和片面，具有歷史虛無主義傾向，而斯拉夫派雖有進步意義，但也明顯表現出保守的一面。

隨著俄羅斯地緣擴張遇到挫折，亦即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失敗，斯拉夫主義最終被泛斯拉夫主義所取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爭端不是由於一方對另一方的說服，而是由於迅速發展和擴張的西方社會的不可抵抗的壓力，才得到解決。這種壓力通過俄國和一些西方強國（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而得到戲劇性的說明。」[5]1869年，達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在《俄羅斯與歐洲》一書中提出「文化-歷史類型」理論，擔負起整合泛斯拉夫主義為統一整體的任務。達尼列夫斯基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由俄國領導的「全斯拉夫聯盟」的斯拉夫帝國，共包括四個斯拉夫國家和地區在內的八個部分，基本覆蓋了整個東部歐洲。[6]在達尼列夫斯基看來，由於文化類型的差異，歐洲對俄國充滿敵意，但隨著歐洲影響的下降，新世界將由斯拉夫聯盟來領導，一定程度上美國也將參與領導。[7]泛斯拉夫主義主張俄國應推行積極的地緣擴張政策，他們並不懼怕因此而導致與歐洲的緊張關係。俄國政府也意識到可資利用，希望藉此推動建立斯拉夫聯邦，最終實現對巴爾幹的控制。於是，沙皇政府協助塞爾維亞獲得獨立地位，還插手東南歐國家針對土耳其的巴爾幹戰爭。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俄國學者，包括索羅涅維奇（И.Л. Солоневич）、別爾嘉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索洛維約夫（В.С. Соловьев）、契切林（Н.Б. Чичерин）等人，開始明確把俄羅斯民族、歷史的發展同自然地理因素聯繫起來，並進行了初步的理論總結。在索羅涅維奇看來，俄羅斯與美英在對個人自由的認識上之所以存在著較大差別，其直接原因就在於不同地理因素作用的結果：美英以大洋與海峽同大陸隔絕，而「俄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克服俄羅斯地理的歷史」。[8]作為俄羅斯「國家學派」[9]的重要代表人物，索洛維約夫和契切林通過研究氣候、土壤等外部環境在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強調中央集權對於擁有廣大地理空間和多民族的俄羅斯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歐亞之間的獨特地理位置和環境決定了俄羅斯發展道路的獨特性，也促使它被迫與周邊的草原游牧民族進行長期的較量。[10]在著名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看來，廣袤的空間在俄羅斯的命運中有著決定性意義，跨歐亞的獨特地理位置不僅決定著俄羅斯民族的特殊歷史使命，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得到極大提高；同時，巨大而廣袤的空間對俄羅斯民族發展來說也是一種不幸，因為它成為導致俄羅斯民族性格與文化上的矛盾和分裂的主要因素。「斯拉夫種族正在替代那些曾經發生過作用、而今已在衰落的種族；它是未來的種族。俄羅斯不能像東方那樣限制自己，站在西方的對立面。俄羅斯應當意識到自己也是西方，是東西方的綜合，是兩個世界的聯結點，而非分界線。」[11]從外在的、實證科學的觀點來看，遼闊的俄羅斯空間便是俄羅斯歷史的地理動因。但從更深刻的、內在的觀點來看，這些空間本身就是俄羅斯命運的內在的、精神的事實。這是俄羅斯靈魂的地理學。[12]「俄羅斯土地的廣袤無垠、遼闊廣大與俄羅斯的精神是相適應的，自然的地理與精神的地理是相適應的。」[13]但歷史發展表明，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而言，正是橫跨歐亞的廣闊地理空間在為其提供了豐富資源和無限可能的同時，也成為其永恆的困擾和沉重的負擔。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戰爭的殺戮使人們開始質疑西方文化的優越地位，出現了像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沒落》這類關於西方文明出現危機的著作和反西方主義情緒。而與此相對應，在俄國卻展開了一場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具有俄羅斯特點的歐亞主義思想在20世紀20年代流亡歐洲的俄羅斯僑民中開始形成和傳播，並形成了歐亞學派。按照著名歐亞主義者薩維茨基（П.Н. Савицкий）的理解，歐亞主義的出現是俄羅斯民族意識對俄國革命一種富有創造性的回應。[14]1921年，由薩維茨基、蘇符欽斯基（П.П. Сувчинский）、特魯別茨科伊（Н.С. Трубецкой）、弗拉洛夫斯基（Г.В. Флоровский）四人合著的論文集《走向東方：預言與現實——歐亞主義者的主張》在索非亞正式出版，這標誌著歐亞主義的誕生。[15]歐亞主義者在20世紀20-30年代出版了很多著作，還創辦雜誌和報紙，積極宣傳歐亞思想。[16]在歐洲的俄羅斯僑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中間，歐亞主義有著極大的影響，是其他思潮所無法企及的。

以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這一獨特的地理空間為背景，歐亞主義者主張俄羅斯是一個歐亞國家和一種特殊的歐亞現象，是兼具東-西方特性的、獨特的歐亞文明。歐亞主義具有強烈的地緣政治傾向，在當時所有的歐亞主義者中，薩維茨基最為熱衷於地緣政治學，「可以被稱作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17]薩維茨基的地緣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薩維茨基把俄羅斯視為一個獨特的文明綜合體。薩維茨基在《歐亞主義的地理和地緣政治基礎》[18]一文中指出，與中國相比，俄羅斯更應該被稱為「中心國家」，因為俄羅斯的「中間性」與其自身的歷史發展相一致，其既不能被歸入歐洲，也不能被歸入亞洲，它是獨立的世界。俄羅斯的這種獨特歷史精神和地理現實被薩維茨基稱為「歐亞洲」。麥金德強調從「心臟地帶」產生動力推動邊緣的「內新月地帶」創造了文化和歷史，而薩維茨基則直接指出歐亞俄羅斯就是心臟地帶，就是對時空全面展開的世界文化和歷史的一種「綜合」。

其次，薩維茨基提出了「發展地」（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的概念。薩維茨基在《歐亞俄羅斯的地理觀察》中強調，對俄羅斯來說，社會政治環境及其所處的空間應融合成地理單位或地理景觀的統一整體，歐亞俄羅斯是一個「發展地」、「完整統一體」、「地理單位」，也是包含有地理、歷史、民族及經濟等內容的自然景觀。[19]薩維茨基提出的「發展地」這一術語與拉采爾（F. Ratzel）和契倫（Rudolf Kjellen）的「生存空間」概念極為相似，契合於德國的有機組織學派，而與盎格魯-撒克遜的實用主義完全相反。

第三，薩維茨基系統闡述了俄羅斯對金帳汗國乃至蒙古帝國的繼承問題。薩維茨基認為，正是韃靼統治時期造就了俄羅斯，俄羅斯是大汗的後代和亞洲的統一者，這裡同時存在著「定居」和「草原」兩種歷史要素；在整個世界歷史上，對西歐來說，海洋具有重要意義，而陸地對於蒙古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俄羅斯人的靈魂。[20]俄羅斯的自然景觀呈現出明顯的兩重性，而薩維茨基的歐亞地緣政治思想正是對俄羅斯歐洲部分的廣袤森林和亞洲部分的寬闊草原進行整體性和獨特性的一種「綜合」。薩維茨基的這一觀點是與麥金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斯拜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理論中佔主導地位的實用主義、商業主義立場相對立的。這種對立，其實質就是海洋和陸地的歷史對立，反映了不同的地緣政治觀，即海洋的自由民主、貿易體系、實用主義和陸地的思想專制、等級管理、宗教思想佔優勢的對立。薩維茨基的觀念對後來俄蘇地緣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巨大空間的客觀形勢迫使蘇聯按慣性成為一個具有強烈地緣政治意識的歐亞大陸國家，其在地緣政治實踐中的許多方面同薩維茨基的觀念是相通的。

歐亞派在20世紀20年代末就已開始出現分化，主要原因在於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上的分歧。儘管如此，歐亞主義在歐洲的俄國僑民中仍有很大影響，而且還被傳入蘇聯境內。在很長時期內，歐亞主義都被蘇聯當局視為異端邪說而加以限制，但其仍然頑強地延續著。在這種困難時期，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ёв）（1912-1992年）對歐亞主義的傳承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古典歐亞主義的最後代表人物。在古米廖夫看來，把地理、歷史同自然科學相結合展開綜合性的考察和研究，這是歐亞主義的優勢所在。這種研究告訴人們，人類是由各種不同的景觀共同組成的「混合體」，並不是以歐洲為唯一中心的統一體。古米廖夫反對歐洲中心論和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霸權，強調「只有作為歐亞強國，俄羅斯才有重新崛起的可能，而且唯有依賴於歐亞主義才能完成。」[21]

二、蘇聯時期的地緣政治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地緣政治學說已經以「政治地理學」的名目成為軍事院校以及國際關係專業院校的特定教學內容，並逐漸成為對外政策的哲學思想來源之一。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地緣政治學科的本質和內涵，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蘇聯學者斯皮琴科（К.И. Спидченко）提出，「政治地理學是一門社會學科，它研究各國現代政治發展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又與各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22]相對於斯皮琴科，維特科夫斯基（О.В. Витковский）則更多地著眼於從地理學視角來研究國際政治。他認為政治地理學屬於社會地理學的一部分，其研究對象是「揭示和闡明社會的地域-政治組織及地域分布特徵，說明在國際舞台上，在各個國家和局部地區中政治力量相互關係上的區別，描述這種相互關係改變的規律和趨勢，以及分析政治鬥爭的內容和後果中的地域特徵。」[23]維特科夫斯基不贊同《蘇聯大百科全書》中關於政治地理學屬於經濟地理學分支的解釋。

由於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剛剛取得革命勝利的蘇俄和蘇聯一度被迫收縮地緣戰略空間。為確保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列寧堅決簽署了《布列斯特和約》和《里加條約》，放棄了西部的大片領土，明確提出了「空間換時間」戰略。20世紀40年代初，隨著戰爭的日益迫近，斯大林推行所謂「東方戰線」的地緣擴張政策，強佔了歐洲東部一些國家的領土。由於德國地緣政治學（特別是「生存空間」理論）為納粹發動對外戰爭所利用，所以，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蘇聯領導層和知識界一直把地緣政治學看成是指導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反動科學。1971年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就認為地緣政治學利用非正常的解釋經濟和自然地理數據來論證和宣傳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政策，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說。一些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認為地緣政治是對政治、經濟、自然地理等客觀要素的歪曲解釋，是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政策的理論依據。[2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蘇就從戰時的盟友轉變為對手，進而形成了長期的兩極對峙格局。冷戰期間，美蘇在對世界主導權的爭奪中，遠洋海軍和核威懾力量的發展成為重中之重。由於核武器使用的局限，大力發展遠洋海軍更具現實意義。雖有漫長的海岸線，但由於被大陸和冰凍的北冰洋所分割，蘇聯的海域分布在周邊各處，太平洋、黑海、裏海、波羅的海、北冰洋各自獨立。這種狀態既便於蘇聯從歐亞大陸心臟部分直接向各處海域擴張，也要求蘇聯必須同時擁有多支海上力量，從而大大刺激了蘇聯海軍的發展。為配合同美國進行全球爭霸的需要，蘇聯特別重視對海洋地理的研究，把「制海權」作為實現全球霸權的基礎。在這一領域最有影響的人物當屬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С.Г. Горшков）。戈爾什科夫的海洋戰略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戰爭年代與和平時期的海軍》和《國家的海上力量》這兩部著作中。在其著作中，戈爾什科夫強調，自然地理環境不僅是人類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它還對一個國家武裝力量發展的特點和方向有著重要的影響。他說：「無疑，我們國家過去和現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陸國家，但同時，它從來是，現在仍然是一個偉大的海洋國家。」[25]在戈爾什科夫看來，俄國在歷史上沒有成為強國的原因，就在於缺少一支強大的海軍，沒有重視發展強大海軍的結果就是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失敗。他認為，到20世紀70年代，美蘇兩國的爭奪已進入「現實威懾」階段。這一階段的實質，就是要把主要戰略進攻力量轉移到海洋上去，必須把奪取制海權置於戰略的首要地位。雖然戈爾什科夫和馬漢一樣都強調對海洋的控制在地緣戰略中的主導地位，但二者的理論還是有很大不同。馬漢始終堅持海權在國家發展中的絕對地位，而戈爾什科夫在主張加強海軍的同時要求海陸並重，而且強調武裝力量的結構要因時而異。馬漢主張海上力量要在決定性的地點保持優勢，而戈爾什科夫在承認力量集中的必要性同時，針對蘇聯當時的地理條件，提出蘇聯不得不在被分割開的各海域都保持一支艦隊。另外，戈爾什科夫還反對馬漢依賴以往戰爭經驗確定未來戰略的思維定式，提出必須預見科技發展趨勢和運用海軍力量的可能條件。[26]戈爾什科夫與馬漢在基本觀點和海軍發展戰略上的區別，是同美、蘇兩國所處的不同地理政治條件密切相關的。不可否認，戈爾什科夫的海洋戰略思想迄今在俄羅斯的軍事安全戰略中仍有較大的影響。

在冷戰對抗中，蘇聯的地緣戰略目標是把美國勢力逐出歐亞大陸，在實現對歐亞大陸掌控的基礎上與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由此，蘇聯組建了華沙條約組織並大力發展核能力和海軍，以提高遠洋作戰能力，擴展自己在全球的軍事存在和影響。這樣，俄羅斯重又跨出歐亞大陸中心地帶，在大陸邊緣及非洲、拉丁美洲立足，成為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空間因素無疑仍是蘇聯構建世界霸權的主要資本。曾幾何時，縱深遼闊的東歐大平原使橫掃歐洲大陸的拿破崙和希特勒最終難逃失敗命運。但就地理因素對國家戰略而言，其作用是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可以說，蘇聯之偉大在於其遼闊無比的疆域，但蘇聯的悲哀也正在於這難以整合維繫的廣大空間。」[27]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蘇聯的全球爭霸戰略為其在20世紀末的崩潰埋下了禍根。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帝國在政治上生來就是不穩定的，因為下屬單位幾乎總是喜歡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從這個意義上，帝國不會被攻克，而只會分崩離析。這種分崩離析通常是非常緩慢的，但有時也會非常迅速。」[28]在某種意義上，蘇聯解體也是一次「空間換時間」戰略的嘗試，但這種嘗試完全是不自覺的和被迫的，其所產生的巨大震動和痛楚至今仍停留在部分俄羅斯人的心中。

三、後冷戰時期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構想

隨著冷戰的終結，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俄羅斯外交和政治精英的一個基本判斷是：「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進程表明，舊的地緣政治思想還沒有成為過去。當然，20世紀末世界電訊事業、新交通工具、信息技術、全球經濟和金融制度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地緣政治因素的意義。然而，在國家繼續存在的條件下，這一因素無疑將繼續發揮作用，包括作為確定各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地位的參數。」[29]伴隨著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歐洲整合的步伐明顯加快，而與此同時，地處歐亞大陸東端的古老中國快速崛起並顯示出了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伴隨蘇聯解體的是，原有的統一地緣政治空間的不復存在，周邊安全問題愈加突出，這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遍佈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轄區的大陸性，既是自然條件也是心理狀態。俄羅斯與蘇聯歷史上一直被封在裡面。甚至當技術已改變了以前的現實（如蘇聯對外層空間的征服，核武器及常規武器的進步，以及能源財富）之後，早期的性情仍還保持不變。蘇聯的解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擴張的威脅加強了俄羅斯對被外部世界封在裡面的意識。」[30]面對挑戰，俄羅斯原有的地緣政治思想在新的條件下重新找到了自己施展的舞台，促進了地緣政治理論的發展，並影響著俄國家地緣外交取向的選擇。

1、歐洲-大西洋主義及其現實困境

歐洲-大西洋主義，也即親西方主義，在戈爾巴喬夫外交「新思維」的背景下，這股早在19世紀早期就已出現的西化思潮在新的條件下重新興起，並很快在思想領域取得優勢。這一思想通過科濟列夫（А.В. Козырев）和蓋達爾（Е.Т. Гайдар）等早期改革派和像右翼聯盟或亞博盧集團等一些政治勢力和理論家所進行的政治宣傳和學術活動，得到積極的維護和推動。歐洲—大西洋主義強調，冷戰的終結宣告了西方文明和體制的最終勝利，作為歐洲國家的俄羅斯唯有選擇加入西方陣營，全面融入西方政治、經濟及社會之中，才能最終解決國家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第一，俄羅斯對內必須通過全面轉軌加快構建公民社會，對外以融入西方社會為目標，而不是穩定或聯合反自由的地區；第二，俄羅斯的發展戰略應當以適應全球和地區發展出現的新趨勢為重點，而不應以與獨聯體國家穩定和融合為重心；第三，就算俄羅斯有必要發展同鄰國的關係，也主要是與中國及中亞國家發展關係。也就是說，如果不能融入歐洲，俄羅斯就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而俄羅斯無論如何也不應再退回歐亞大陸。[31]親西方思想得到右翼黨派和部分私營企業主的支持，一些知名政治人物，包括葉利欽、外長科濟列夫、代總理蓋達爾及國務秘書布爾布利斯（Г.Э. Бурбулис）等，曾視其為唯一正確的理論並在實踐中推行。正如政治學家米格拉尼揚（А.М. Мигранян）所說：「俄羅斯還沒有找到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如果說此前我們確信我們的利益到處都與西方利益衝突的話，那麼現在，相反，確信它們處處一致。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放棄意識形態的時候，所實行的卻是在文明的對外政策口號下的積極的意識形態政策。」[32]

俄羅斯在轉軌初期（1991-1993年）所執行的地緣外交政策，與其整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由此，在「一邊倒」外交的指導下，俄羅斯很快形成了全球收縮的地緣戰略，蘇聯時期的亞非傳統盟友被忽略或拋棄，對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獨聯體地區的衝突也一度採取放任態度。儘管後來對獨聯體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有所修正，但總體來看，這一時期俄羅斯過於理想化的外交是失敗的。事實是，西方取向外交不僅沒有換來大規模經濟援助，融入歐洲的目標更化為泡影，更別說同美國的平等夥伴關係了。更嚴重的是，北約東擴及獨聯體內部衝突導致俄安全環境急劇惡化。這種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自由主義思想，而完全忽視了國家利益差別，最終陷入了困境。很快，親西方外交招致朝野一致譴責，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日里諾夫斯基（В.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為代表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33]，和各種歐亞地緣政治構想的興起，正是對親西方外交的反思和回應。

2、歐亞地緣政治思潮的興起

轉型以來，俄羅斯所面臨的國際困境推動了歐亞主義的重新興起。在有關如何擺脫困境和國家走向等重大問題的爭論中，歐亞主義政治思潮因其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和文明包容性而得到認可。按照季塔連科（М. Титаренко）的說法，「俄羅斯知識分子正在努力尋找一種新觀念，並且形成了研究的流派，成為許多重要政治組織的指導性觀念，這種觀念就是歐亞主義。」[34]新歐亞主義對古典歐亞主義的地緣政治思想具有繼承性，強調藉助語言、民族、文化和經濟及安全上的相互依賴等有利條件，在後蘇聯空間實現建立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歐亞聯邦」的目標。[35]從自身獨特的文明和地理位置出發，俄羅斯很快出現了多種具有歐亞傾向的地緣政治經濟主張，回應了在地緣政治領域所面臨的挑戰。

受到薩維茨基和古米廖夫觀點的影響，久加諾夫（Г.А. Зюганов）、納爾托夫（Н.А. Нартов）從俄羅斯文明的獨特性出發，強調在原蘇聯地理範圍內恢復昔日的文明帝國。[36]這種思想強調俄羅斯文明的獨立性，認為其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西方文明和美國的全球霸權，而保持和發展自己獨特性的唯一途徑就是遠離西方世界的影響，因為，「在西方主導下的全球世界體系、也即帝國主義格局中，強大、統一和獨特的俄羅斯難以找到自己相應的位置。」[37]同時，作為文明帝國的俄羅斯，其疆域僅限於地緣政治獨立和經濟自足的後蘇聯空間，俄羅斯以其獨特地位有著整合這一地緣空間的特殊使命。這種主張與俄共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有著密切聯繫，也為部分民族主義者所接受，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對外政策調整。

面對歐亞大陸所面臨的一系列安全挑戰，加茲耶夫(К.С. Гаджиев)和索羅金（К.Э. Сорокин）重點關注於歐亞大陸內部穩定機制的構建。在他們看來，俄羅斯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首先要做的不是恢復傳統帝國，而是要穩定和控制歐亞大陸；俄羅斯只有擁有強大的實力才能更好地在歐亞大陸發揮穩定作用；儘管北約東擴給俄羅斯造成了地緣戰略壓力，但俄羅斯沒有必要反對西方，而應在歐亞大陸奉行傳統的權力制衡政策，以緩解戰略壓力——可以大力發展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保持同印度的特殊關係，甚至可以把日本、朝鮮及韓國納入某種特定目的的集體安全體系。[38]相對於前者，科洛索夫（В.А.Колосов）、米羅涅科（Н.С. Мироненко）和羅戈夫（С.М. Рогов）主要從地緣經濟的視角，強調歐亞大陸經濟合作對俄羅斯的重要意義。科洛索夫和米羅涅科認為，只有俄羅斯發展成為歐亞大陸的經濟中心，後蘇聯空間的穩定與和平才有可靠保障；為此，俄羅斯首先應該制定以地緣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歐亞戰略，以加快推進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進程，否則俄羅斯將面臨嚴重的安全挑戰。[39]羅戈夫的歐亞地緣經濟戰略主要強調俄羅斯可以成為溝通歐亞大陸的信息橋樑，進而促進歐亞大陸的開放和經濟政治穩定。通過發展獨聯體歐亞地區的交通運輸網路和電子通信系統，可以大大縮短歐洲和亞太地區信息交通網路，推進歐亞大陸的整體合作水平。[40]這種歐亞穩定與經濟合作主張，承認了後蘇聯空間的地緣政治現實，希望俄羅斯能夠採取切實可行的歐亞發展戰略，以更好地應對來自歐亞大陸的挑戰。該主張能夠較好地把握國際政治經濟化不斷發展的趨勢，在調整後的俄羅斯外交中體現得較為明顯。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積極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歐亞經濟共同體為核心推動後蘇聯空間一體化整合，同時藉助上海合作組織加強歐亞大陸的安全合作。

亞歷山大·杜金（А.Г. Дугин）是新歐亞主義者中激進思想的代表，也是俄羅斯最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之一。杜金的《地緣政治學基礎》（多次再版）被譽為地緣政治領域第一部俄文教科書。針對轉型期的俄羅斯社會，杜金不僅提出了「新歐亞主義」的理念，還把其作為「歐亞」運動（後改建為「歐亞黨」）的指導思想，並在實踐中積極加以推動。相對於其他幾種歐亞主張，杜金的歐亞思想明確強調對歐亞大陸的擴張性整合和與美國的對抗，具有明顯的激進色彩：

第一，所謂「心臟地帶」論。從戰略角度出發，俄羅斯是典型的大陸國家，橫跨歐亞大陸的獨特地理位置決定了俄羅斯具有與歐亞大陸一致的獨立地域結構，其戰略利益、主權及國家安全必然與整個大陸緊密結合在一起，而歐亞大陸周邊國家顯然都不具備這種地理優勢；從全球地理結構出發，海洋文化和陸地文化的對抗決定了海洋性西方和大陸性東方地緣戰略利益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衝突，未來的世界將是海洋國家聯盟（美英）和陸地國家聯盟對抗的兩極模式，而不是亨廷頓的多文明之間的衝突。

第二，關於「邊緣地帶」觀點。從海洋和陸地聯盟的對抗出發，雖然由於差異所決定，俄羅斯文明難以與歐亞大陸周邊的羅馬—日耳曼文明和東方的伊斯蘭、印度、中國的傳統文明相融合，但這些「邊緣文化」、「邊緣地帶」當前還不是歐亞俄羅斯的戰略對手，而是可以合作的對象，「東西並重」應成為俄羅斯的主要地緣戰略。

第三，關於「帝國整合」思想。由當前的地緣政治現實所決定，俄羅斯必須加快「帝國整合」的步伐，否則俄羅斯及歐亞大陸就將陷入困境；這種整合的進程是，首先在後蘇聯空間進行帝國構建，再與東歐國家恢復同盟關係，把東方國家也整合在一起，最終形成新歐亞大陸戰略聯盟。在歐亞大陸西部，應推動法德聯盟進程，使其最終脫離北約實現獨立，而在大陸東部應該與伊朗、印度甚至日本保持傳統聯繫或改善關係。[41]

杜金的歐亞擴張性構想與歐洲古典極右思想具有相通性，由於其過於激進而難以實現，俄羅斯的當政者只能敬而遠之。但隨著俄羅斯地緣政治環境惡化，這種主張還是得到了部分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軍方強硬派的呼應。

四、普京的歐亞戰略：從歐亞聯盟到大歐亞夥伴關係

「對俄羅斯地緣政治特徵的分析，可以找出使其能夠迅速從蘇聯解體之後長達十年的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及經濟紊亂狀態中恢復過來的固有優勢。重獲作為控制心臟地帶中心強國地位，可讓俄羅斯得以對心臟地帶外圍施加壓力及影響，進而再次對全球施加影響。」[42]無論是歐洲—大西洋主義，還是新歐亞地緣政治思想，都是對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特別是地緣政治挑戰的積極回應，以及從不同視角對俄羅斯地緣政策走向的理論思考。總體而言，每種構想都有其獨立性，但在某些方面又是相通的，特別是歐亞傾向的幾種地緣政治構想之間尤其如此。相對來看，仍把俄羅斯視為後蘇聯空間的文明主宰，只能說明它的過去，其排他性的地緣政治方案只會增加衝突和紛爭；具有擴張傾向的杜金方案則過於激進，更加危險和不切實際，因為任何把俄羅斯國家的地理邊界向大陸周邊地帶推進的企圖都可能引起新的衝突和戰爭。而強調歐亞大陸經濟合作、穩定和安全的方案，反映了後冷戰時期歐亞大陸地緣政治面臨的新挑戰和新需求。該構想主張切實推進各方能夠接受的歐亞戰略，在加強對後蘇聯空間整合的同時，還為在更廣泛的歐亞大陸創建集體安全機制描述了願景。由於這一構想更具包容性，所以在俄羅斯的外交實踐中也體現得較為充分。

1、普京的歐亞聯盟構想

近10年來，隨著與美歐矛盾和分歧的不斷擴大，普京外交的重中之重就是對後蘇聯空間的整合，以為俄羅斯的重新崛起打造地緣政治基礎。在安全領域，加快推動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發展，包括集體維持和平和快速反應部隊的建設和統一防空體系的建設。在經濟領域，從獨聯體的實際情況出發，加快推進與白俄羅斯、哈薩克單獨組建關稅同盟和統一經濟空間。

金融危機客觀上提升了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地位，加快了國際格局轉換的步伐，而俄、白、哈三國關稅同盟的啟動（2010年7月）大大增強了普京對後蘇聯空間整合的信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普京在2011年10月正式提出創建歐亞聯盟的構想。普京表示：「我們不會就此止步，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更加宏大的目標，朝下一個更高的一體化階段前進，建立歐亞聯盟。這將是一種強有力的、超國家的聯盟模式，其有潛力成為當今多極世界中的一極。」[43]大多數媒體和專家認為，普京此舉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單純的經濟整合[44]；也有人提出，這標誌著俄對外政策的重新調整，而歐洲將不再是外交重點[45]；杜金認為，創建歐亞聯盟將成為普京外交的重點方向，而在地緣政治上就是在重建蘇聯[46]。說普京此舉是試圖重建蘇聯，顯然是言過其實，普京本人也曾多次指出，嘗試重建蘇聯是愚蠢的行為。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在後蘇聯空間打造俄羅斯重新崛起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基礎，則是題中應有之意。

伴隨著對歐亞大陸整合步伐的加快，俄羅斯和歐盟都把矛頭指向了烏克蘭，最終在歐洲引發了冷戰結束後最大的一場地緣政治危機。克里米亞公投入俄後，美歐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不斷加碼。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普京擱置分歧，推動俄羅斯、哈薩克、白俄羅斯三方就建立歐亞經濟聯盟達成條約。[47]按照條約規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到2025年將實現商品、服務、資金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成立幾年來，歐亞經濟聯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建立起了相應的決策、執行及分歧解決機制；明確了中遠期發展規劃，各類統一市場創建開始起步；擴員取得突破，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加入；與區外國家自由貿易協議談判進展順利，在與越南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同時，與伊朗、新加坡的談判也取得積極進展，接下來與印度、以色列、中國等國也將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不僅如此，在美歐不斷強化的經濟制裁和戰略壓力之下，普京進一步拋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2、「大歐亞夥伴關係」——機遇與挑戰

2016年6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啟動「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普京表示，「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成員包括有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以及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與俄羅斯關係緊密的國家和組織，並將很快與中國磋商相關事宜，這是建立大歐亞夥伴關係的第一步，同時願意就歐亞經濟聯盟與歐盟實現對接問題展開對話。普京表示，有很多國家和組織有意願與歐亞經濟聯盟進行合作，合作可以把統一和簡化行業合作、投資、衛生、海關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規範和標準為突破口。[48]普京的「大歐亞夥伴關係」涵蓋了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東盟，甚至歐盟，在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意義上都相當及時，有助於積極應對來自美國的挑戰。[49]俄羅斯專家認為，這是對美國當時推動的TPP和TTIP的有力回應，其能夠讓歐亞大陸重煥生機，但考慮到這些經濟體的巨大差異，這種整合將是十分困難的。[50]俄羅斯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列昂尼德·卡拉什尼科夫（Л.И. Калашников）說：「我認為，這是對美國舉動的巧妙回應。美國打著政治民主的幌子，暗中進行經濟擴張……俄羅斯明白，中國也清楚，美國在試圖孤立我們……既然我們都看清了這一點，就應該團結起來應對。」[51]隨後，對這一構想出台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С.А. Караганов）等人對大歐亞夥伴關係進行了詳細論述，定位了俄羅斯在「大歐亞」中的角色和地位：應夯實俄羅斯作為歐亞大陸中心的有利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地位，成為「大歐亞」的中心之一，同時維持與中國友好和建設性的平衡關係，並通過對亞洲貿易的多元化防止對中國的過分依賴。顯然，「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是一個長遠戰略，針對的是整個歐亞大陸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變化的基礎進程，已經具備了形成的基本條件，俄羅斯擁有必要的經驗和能力來處理過程中產生的風險和挑戰，包括借鑒中國等國家的成功經驗，啟動經濟增長的信心、維護政治穩定、推進現代化治理、建立有效的公共機構，最終通過內部協作和社會力量能夠確保俄羅斯在歐亞及世界上的應有地位。[52]

對此，有中國學者研究認為：「大歐亞夥伴關係」是俄羅斯官方和學界相互配合而有計劃、有步驟地提出的概念，本質上是俄歐亞戰略思想的延續和現實表達，應審慎對待[53]；普京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不僅在於應對西方的制裁和挑戰，還要解決歐亞經濟聯盟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更大範圍上還將構建新的國際秩序[54]；俄羅斯需要規模更大、權利結構更加平衡、凸顯俄羅斯及其盟友地位的機制，而「大歐亞夥伴關係」不僅僅是一個歐亞經濟聯盟的升級版，也是一個含有地緣政治色彩的長遠戰略，普京此舉有絕地反擊和被動應對的一面，更有高瞻遠矚和主動布局的一面。[55]俄羅斯問題專家馮紹雷教授指出，隨著「大歐亞夥伴關係」這一新範疇的提出，今後的歐亞大陸東側和一大片縱深地帶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形勢將逐步發生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會產生何等樣的地區輻射與全球影響，值得人們密切關注。[56]

從俄方的初步設想看，「大歐亞夥伴關係」基本反映了科洛索夫、米羅涅科和羅戈夫等人的歐亞地緣經濟主張，亦即通過合作使俄羅斯成為歐亞大陸的經濟中心、進而穩定後蘇聯空間的設想。但普京的目標顯然不止於此，通過構建「大歐亞夥伴關係」，不僅可以實現地緣經濟合作，進一步還要藉此解決地緣政治困境。很多俄羅斯學者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普京借「大歐亞夥伴關係」，應對美國制裁和戰略壓力的意圖。這一點與中國藉助「一帶一路」建設化解地緣政治壓力，並為民族復興打下基礎是相通的。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地理範圍上更加廣泛，而且實現路徑清晰，更有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積累的發展經驗和金融資金支持。當然，普京對俄羅斯的現狀也很清楚，只能藉助與中國的全面合作來實現自己的構想，但又希望能夠在歐亞整合進程中掌握主動，所以，有計劃地拋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當然，「大歐亞夥伴關係」還只是處於概念階段，其發展目標、原則、機制和框架等都還不清晰，面臨很多的不確定性。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對是否會導致更大規模的地緣政治對抗的擔心。俄羅斯急需戰略突圍，而通過對大歐亞的整合能夠擴大與西方抗衡的平台，增強抗衡的資源。把奉行大國平衡政策的東盟拉入，有利於形成新的亞太安全格局多邊對話機制，以對沖美國的亞太戰略。而普京表示歡迎歐盟加入（特別是德國），在英國退歐的背景下，如果這一構想有所推進，就難免使人聯想到陸權和海權的對抗。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杜金的組建歐亞大陸聯盟對抗海洋聯盟的思想。

推進歐亞經濟合作符合該地區國家的利益，但考慮到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現實，如何切實推進經濟合作取得進展而且又要確保這種整合不掉入地緣政治對抗的陷阱，對俄羅斯、中國及其他主要國家及區域組織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儘管面臨特朗普的新印—太戰略（組織美、日、澳、印度四國同盟圍堵中國）壓力，但中國仍堅持構建不對抗、不衝突、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理念，在中、美、俄三角關係中，要確保中俄關係的穩定和深化，同時使中美關係好於俄美關係。中俄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是「大歐亞夥伴關係」的核心內容和動力之源，但中俄也需要深入磨合，有必要聯合對「大歐亞」構想進行可行性研究。不僅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進展難如人意，大歐亞夥伴關係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更需要在相關原則、範圍、路徑等問題上進行必要的澄清和深入地溝通與協商，而這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崛起中的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希望通過地緣經濟合作化解地緣政治壓力，在加強與相關國家關係的同時，要堅決避免陷入新的地緣政治對抗。「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有許多契合點，拓展了兩國合作的空間，但對於全面歐亞夥伴關係的設想，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和系統評估。

ID：sinoz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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