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憤怒的意義

聯想在5G標準上把票投給了誰，引發了一場「叛國」與「愛國」的爭論。從目前各利益相關方（聯想、華為）公布的詳情看，聯想確實被冤枉了，但這個事件爆發的時間點很有意思。

首先，5G投票一事發生在2016年，兩年之後才被翻出來並迅速形成網路熱點，詭異得很。

其次，前段時間中興在美國被封殺一事，引發了國內關於民族企業在核心技術上應該如何擔當的大討論，在這個節骨眼上把聯想放到「賣國賊」的火爐里烤，可謂既殺人又誅心。

柳傳志說，在整個投票過程中，聯想集團遵循兩個原則：一個是基本的，要維護自己企業的利益；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就是要注重大局。「什麼是大局？大局就是國家和行業發展的整體利益。」

歷史一再證明：中國人的事情一旦牽扯到「洋人」，積蓄百年的義和團情結就會隨時隨地觸發。把聯想不支持華為（還是造謠），就等同於賣國；那麼多到今天還嚴重依賴國外核心技術的國內公司，是不是一直都在賣國？

在國內各種商戰中，賣國與愛國往往是一體兩面：指責別人賣國的時候，是在反證自己有多麼愛國；賣國是標籤，愛國是證書。比起「賣國賊」，我們「愛國婊」的產量更多，「水準」也更高。

一切都是利益。2013年，微軟由於未能遵守規定向用戶提供網路瀏覽器選擇，歐盟反壟斷機構向其開出了7.3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5.5億元）的巨額罰單。事後媒體披露，舉報微軟的，正是它的美國老鄉谷歌。谷歌也有過無數次被自己老鄉舉報的經歷。

這要是放在中國公司身上，簡直可以「誅九族」了，但從來沒有美國媒體或輿論把賣國賊的帽子扣到谷歌或微軟頭上，因為大家都清楚，商業就是商業，維護企業的利益永遠大於天。華為和中興在海外市場鬥了那麼多年，今天兩家公司的局面，從根本上講是路徑選擇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誰更愛國。愛國是結果，不是原因。

作為市場活動的主體，企業到底應不應該愛國？以及應該怎麼愛國？今年正好是改革開放40周年，柳傳志1984年開始創辦聯想，一路把聯想打造成中國企業的標杆，可以說沒有聯想這一代科技企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拓荒，就沒有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但放到改革開放40年的大背景下，聯想們的最大功績是什麼？我覺得不是它們的股價有多高、市值有多大、貢獻了多少稅收，而是為過去幾十年的中國開闢了一個來之不易的營商環境。

柳傳志1944年生人，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的曲折歲月，應該說都經歷了。柳傳志創業時，中國改革開放也才幾年，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更知道國家缺什麼。所以柳傳志喊出「產業報國」的口號時，絕不是為了某種政治資本，如果他想要這種東西，完全不必走創業這條路。

1984年聯想誕生的同時，一份關於安徽「傻子瓜子」的內參放到了一位老人的案頭，大意是說這家企業的僱工人數超過了7個人，已經屬於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的定義了，是不是要把創業者抓起來。老人家說不能抓，一抓就會動搖人心，讓人們以為政策變了。

今天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在那個萬物重啟的年代都顯得那麼刺眼。下海創業、股權投資、財務自由……這都是當年想都不敢想的人生道路。說柳傳志、任正非、王石們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里給後人趟路，一點也不為過。

讓商業的歸商業，讓政治的歸政治，是柳傳志這一代企業家自覺不自覺的使命，因為他們心裡清楚，企業家只有能安心做事，才有機會愛國、報國。

柳傳志去年在湖畔大學為馬雲打Call，他說：「前幾年，社會上有一股風，矛頭直指民營企業家階層。把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貪腐的根源、環境破壞的根源，都歸結到企業家身上。又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認為改革開放出了新興資產階級，正在興風作浪。」

某種程度上，中國的企業家都是一條船上的過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互相競爭是生存需要，但互相拆台就是同歸於盡。對任何商業行為的上綱上線，不僅會傷及無辜，更有可能會傷及自身。

這些年中國互聯網的縱深發展，讓很多人失去了應有的敬畏感，為了背後的利益，各種無底線競爭層出不窮，甚至搬出「賣國論」的大寶劍，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這不是殺手鐧，而是潘多拉盒子。

柳傳志的憤怒回應，與其說是講給聯想同事聽，不如說是講給同道中人聽；與其說是在為聯想申辯，不如說是為整個中國商業生態「撥亂反正」。聯想產品好不好，用戶說了算，但中國營商環境好不好，是每一個創業者、企業家的責任，不僅僅靠一個74歲的老人。

毫無疑問，中國正在迎來一個新時代，它不會再去計較一個公司的員工是否超過7個人，也不會再去限制跟中國人做生意還是跟外國人做生意，大家都能站著賺錢，就是最好的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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